毛泽东：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

作者：华山穹剑来源：华山穹剑 2022-10-18 1185

58年前的今天，官宣。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轰然一声惊雷，震撼了全世界。

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一、毛泽东对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有着历史发展的过程

1945年8月，美国人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他是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给毛泽东：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甚为劣势装备的条件下，英勇无比，取得节节胜利，美国的当权者为了挽回战局，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杜鲁门总统说：“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

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2月份去南朝鲜“访问”，1953年初，他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而做准备。

甚至到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毛泽东面对美国当权者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完全意识到：为什么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向我国进行核威胁？为什么美国敢于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

毛泽东面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逐步在战术上重视起来。

1954年秋，我国最初发现有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汇报人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拿到会上，当场演示发出嘎嘎的响声。

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

”他还强调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他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核工业全面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开始展开研制了。

二、赫鲁晓夫翻脸不认帐，撕毁援华协议，企图扼杀我国核工业。

历史却是如此讽刺性巧合，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时。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还要变质淘汰，重新投资生产，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搪塞过去，没有同意。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

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具体内容为：

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大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国，在1959年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赫鲁晓夫从美国戴维营回来后，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于1960年7月16日，苏联完全撕毁了协议，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此时的赫鲁晓夫态度坚决，头脑发胀，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

三、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作了困难而果断的抉择——继续上马研制原子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正压在中国人的头顶上，紧接着是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紧缺，实行定量供应，许多人吃不饱肚子，出现全身浮肿，形势相当严峻。甚至传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不吃肉了，可见当时经济上有多么困难。

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继续研制下去；另一种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

中央领导对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周恩来和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坚决主张继续，陈毅有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当时在召见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员谈话时，也有一句鼓励的话：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

主张下马的人也不少，持此种意见的人，主张先集中人力、财力把经济搞上去，再上马搞原子弹，更为稳妥和有效。刘少奇对此两种意见权衡后，提出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并上报了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毛泽东在此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审时度势，发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口号。他又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

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此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刘少奇、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最后，会议同意报告的建议，上报毛泽东，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

经过1961、1962两年自力更生的实践和艰苦工作，我国核工业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在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核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的领导，中央组建了两弹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

上报了毛泽东，此报告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努力的动员令，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四、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之火熊熊燃起

自1958年起，为了迎接苏联援助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到来，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专用厂房和相应配套的研究室；广大科技人员几乎人人突击学俄文，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上了，全院各个场所，一片俄语声，一时间好似一个俄语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这一样品和图纸资料，以便早日上马，早日出成果，早日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正在中国科技人员等待和盼望的时候，情况发展却不像想象的那样，1959年，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可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却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生气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到了1960年下半年，就连这个“哑巴和尚”也不来了。院领导正式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恶劣行径以及中央的决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激起全院科技人员的义愤和奋发图强的激情。

与此同时，国家为核武器研究院向全国选调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得到全国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选谁给谁，指谁调谁，不到一年的时间选拔了全国许多优秀的科技人员，先后来到核武器研究院，此时的研究院真可谓是人才济济。

调来的国际上知名专家有：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是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和在英国担任教授的第一个中国人，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者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等，还有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以及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许多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

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排除了种种阻扰，毅然回到国内，隐姓埋名，默默耕耘。他们带领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施展智慧，奋力攻关，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成功，作出了贡献。

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他在1946年和夫人何泽慧在法国居里夫人试验室，先后发现核铀裂变的“三裂变”、“四裂变”现象，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核物理研究。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也不定期地前来核武器研究院参加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不少宝贵的见解。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长李觉将军的主持下，很快组建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研制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和个人，一场全面攻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激情之火，在核武器研究院燃烧起来。

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车间相继建立。大、小爆炸物理试验场，惊天动地的试验爆炸声，遥相呼应，试验数据不断报来，一个个成果呈现出来，必须攻下的技术难关接连取得可喜的进展。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地进行。

四年，经历了不知疲倦的四年，忘我劳动的四年，也是为国献身的四年。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攻关如此有成就，进展如此之快，出乎国内、国际上的预料之外。

中国核工业战线上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应该载入史册。

五、毛泽东对原子弹进行爆炸试验的决定，一言定了乾坤

1964年9月，张爱萍与刘西尧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汇报提纲。

此汇报提纲得到中央批准后，中央任命当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为首次核试验的总指挥，任命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刘西尧为副总指挥。

1964年9月16日和9月17日，周恩来主持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了情况汇报，详细研究了核试验准备情况。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美国急于想知道中国是否会加速自行发展核武器，美国在我国周边建立了许多个监听站和测向站，不断利用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窃取我国有关核试验的情报，并多次发出要打击中国核基地的核威胁，周恩来在会上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两种方案，

一是暂不试验，继续发展核技术；二是不惧怕核威胁，尽早进行核试验。

此两种方案很快上报给毛泽东，不久，毛泽东最后正式表态定案：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应该尽早试验。一言定了乾坤。

从此时，核爆炸工作进入倒计时。

1964年10月14日，张爱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向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中央的命令：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零点时间即核爆炸时间。

1964年10月14日下午7时20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吊装到罗布泊地区一个102米高的铁塔顶部。此时站在铁塔上，极目远眺，在一定的距离和位置上，安装着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舰艇、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等，这里就好象大战前的战场一样，甚为壮观。

1964年10月16日早晨6点30分，完成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联结雷管，随即全体工作人员陆续撤离爆炸试验现场，最后一批人员12时56分撤离完毕。

1964年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人员按下原子弹起爆按钮。

六、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蘑菇云已升起后，都同样问道：“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1964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副总指挥刘西尧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核试验基地宣布爆炸时间的零时后，从宣布之时起，试验场的各项工作，进入极为紧张的倒计时，每个工作人员，那种全身心投入，那种紧张、细致、忘我、认真、负责……简直到了升华状态，广大科技人员内心精神世界在闪光，一种民族精神在充分体现……

1964年10月16日，这个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清晨罗布泊的天气不太理想，云层较低，能见度不太好，但随后不久，试验场整个场区气象好转，为正式试验提供了较好的天气条件，是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