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静：不懂阶级分析法就不能理解20世纪的中国革命

20世纪，革命席卷全球——著名的如俄国、中国、南斯拉夫、朝鲜、越南、古巴以及墨西哥的革命。可以说，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一。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大体串起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链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主要部分。理解中共如何使用“阶级”话语分析中国革命性质，划分革命敌友，开展革命实践，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途径。而对阶级分析的准确把握，也是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中运用这一方法的基础。

一、“阶级”观念与中国革命

“阶级”是客观存在的，从古希腊先贤到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事实加以言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传入中国。“阶级”也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关键概念。

20世纪20年代，中国不同政党因“阶级”观念和立场不同而成为不同政治派别，甚至互为敌友，开展各种斗争和政治运动，如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旨在“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924年，国民党“一大”决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形成“党内合作”关系。中共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诠释和推动国民革命，如彭述之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是领导各阶级的革命势力展开国民革命，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但最终目标仍是无产阶级革命。瞿秋白强调：“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国民党方面虽未严格使用阶级分析法，但部分人也有“阶级”观念。中国共产党最初将国民党视为“各阶级联合”的革命政党，就得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认同。1926年5月，国民党在《整理党务决议案》中更是提出：“本党遵循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负荷领导全国被压迫阶级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任。”国民党进行革命表达时也离不开“阶级”话语，就算是反对阶级斗争的那部分人也不免受到“阶级”话语及观念的影响。

1927年国民党实施“清党”后，国共两党相互指责对方为“反革命”。国民党方面有鼓吹“要实行国民革命，便要消灭阶级斗争”者。瞿秋白称，国民党从“革命的各阶级联盟”变成了“反革命的官僚、政客、军阀、工贼、土豪、乡绅的党”，只有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及帝国主义的剥削，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议称，现在两个互相仇视而不可调和的营垒相互抗衡：一是资产阶级及军阀的营垒，一是工农的革命营垒；完成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只能倚靠工农运动。1928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六大”决议指出，中国目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革命动力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时人将“革命”与“抗日”联系起来，称“抗日是革命，不抗日或假抗日都是反革命”。中共坚持阶级斗争，并以此推动民族革命，将豪绅地主、国民党视作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认为“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与胜利的保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即是深入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加之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实行阶级联合，考虑与工农之外的阶级和其他党派联合抗日，“八一宣言”意味着共产党阶级斗争观念的重要变化。七七事变后，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对于双方而言这也意味着各自倡导的“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蒋介石称：“我们抗战即是为继续完成我们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国民革命，其是代表全体国民而非某一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路是走不通的。中共则将抗战视作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阶段。毛泽东认为“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是抗日除奸问题，不是单纯的土地革命问题”。中共此时采取了温和的阶级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民族革命战争。

抗战胜利后，中共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而是中国人民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其将国共之间的战争视作是中国人民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之间的战争，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学者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解放自己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点，中共作为执政党，继续使用“阶级”话语，展开旨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有学者将1949年视作“全民性社会革命”的开始，有学者认为“革命”不只是政治斗争，也包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革，中共执政后开展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至少与取得政权同样重要。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意味着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二、阶级政策与革命实践

阶级分析是中共制定阶级政策、开展革命实践的基础工作。中国共产党对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合理运用，构成其开展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对中共阶级政策的把握有助于我们理解共产党如何成长壮大并最终战胜国民党。

阶级分析与阶级调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及革命性质的判断，以及对革命的动力和具体方针策略的认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等都尝试用阶级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敌友，认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工业无产阶级则为革命的“领导力量”。1923年至1933年，毛泽东对乡村展开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以解决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如“富农”在乡村革命中的具体形态，通过阶级估量制定具体的土地政策，使抽象的阶级概念完成“操作化”过程。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称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并已与“反动的封建军阀”联盟。中共试图以阶级斗争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在南昌、广州等城市开展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方针，广泛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实行“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削富农，与消灭地主”的政策。1933年6月开始的查田运动，诚如毛泽东所言，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查田运动由于缺乏具体的阶级划分标准，中农易成被打击的对象，造成部分群众“逃跑”，加之国民党不断进攻，1934年10月第五次军事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8月1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建议各国共产党在各国内部与“各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主义之其他党派，结成联合战线”。同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共从最初倡议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后经共产国际的建议，加之考虑到继续“反蒋”可能刺激“蒋日合作”，因此决定“联蒋抗日”，团结除汉奸之外的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和党派，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逼蒋抗日”的指示。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调整了阶级划分标准及阶级政策，除了依据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划分阶级，还具体分析了阶级内部各阶层对抗日及共产党的态度，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打击、孤立或争取的政策。中共着力争取工农之外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加入抗日队伍，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照顾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中共制定政策并不仅仅考虑阶级成分，比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阶级成分而言是中共革命应打倒的对象而非动力，但其中有部分是支持抗日的，因此要“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1944年7月13日，针对晋察冀分局咨询的英美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的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因为目前“敌友我三方均有武装与政权，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所以不能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但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绝不会错”。

抗战胜利后，随着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中共提出联合“全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爱国妇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一切爱国分子”，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及其独裁，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与此同时，中共决定开展土地改革，通过对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定，没收地主土地和再分配土地，改变农村的财产和权力关系。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旨在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划分阶级成分时，由于各阶级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同一阶级内各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显著、不固定，工作人员时常错误地将剥削者划作劳动者或者相反。基于此种状况，1948年，中共中央依据可能和需要，在各阶级或各阶层之间，规定了劳动收入或剥削收入的相对份量的界限，如人们的阶级成分应当按照其50%以上的收入的性质来决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提出要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以巩固已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8月20日，政务院公布了细致的阶级划分标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如规定：“向地主租入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转租于他人，收取地租，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二地主。二地主应与地主一例看待。”在土改中，浙江某些地区因为忽略经济剥削和生活状况的关系，犯了提升阶级成分的错误，华东局因此提醒，切勿任意提升阶级成分，要避免打击富农、伤害小地主出租者和侵犯中农，让贫农陷入孤立，党和政府陷入被动。1951年12月及次年1月，中共中央发起“三反”“五反”运动。随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在国内被肃清，1952年6月，周恩来在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表示，国内主要矛盾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了。

总体而言，阶级分析是中共制定阶级政策的基础，其阶级政策适应并服务于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但始终注意把握无产阶级和自身在革命中的优势地位、领导地位。抗战时期，抗日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重点考虑了各阶级阶层对抗日及民主的态度；抗战胜利后，则注意考察对象对和平及人民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阶级分析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了教条、僵化的现象与问题。

三、阶级分析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

阶级分析不仅是一种革命实践，还是一种认识与分析社会的方法论。运用阶级分析法，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现代史及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一方面，不同时期阶级理论与阶级斗争实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影响着史家的历史认知与历史书写。毛泽东就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具有鲜明的阶级观点。1951年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81年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运用了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胡绳在分析19世纪的社会状况时指出，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作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论断也适用于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贫民是巨大的革命力量；在分析封建时代的游民时，他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但在未产生无产阶级的封建时代，农民革命内部的主要社会力量就是贫农、中农、游民和部分地主。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也影响着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使党和政府不得不仍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斗争”也成为历史书写的核心概念。1958年的史学革命实质上是当时“各种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的综合反映”。

另一方面，在史学研究中不可生搬硬套某一种阶级话语或分析标准，要充分调查研究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生产关系、阶级状况及其他社会因素影响。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发展程度千差万别，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阶级分析标准和实践就存在差异。例如，有学者指出，土改过程中中央制定的统一的阶级分析标准落实到地方层面就会有偏差。1948年的冀中，有些干部图省事，不注意调查研究，未注意到村中提高成分的现象，如束鹿旧寨村农会主任称：“上级说了不动中农，我们就只好把中农提到上中农里去。”他们为了动中农的土地，从已确定好的中农户里，提出22户，定成上中农；还有些地方基于宗派成见降低党员的成分；深县南邵庄在派别分子操纵下还将6户中农定为地主，而将他们扫地出门。如果不注意调查这些情况，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革命实践与史学研究之间的距离如何弥合呢？笔者以为，无论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实践，还是史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两大共性做法值得把握。

第一，阶级分析要有变化和发展的眼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阶级分析不仅仅是依据生产关系确定阶级成分，并在此基础上判定其政治上的可能性。“阶级”是一个复合结构，同一阶级中包含不同阶层，由于经济实力或立场差异，他们对革命或建设事业的态度各异。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中的贫农、雇农、中农、富农等阶层，他们对共产党在农村中的路线、方针的态度各不相同，贫农和下中农积极走向社会主义大道，而富裕中农则可能二心不定。随着经济实力的变化，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位置也是变化的，如贫农可能上升为中农，中农可能上升为富农。属于特定阶级的人物思想也可能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必须注意人物思想的变化。再以统一战线研究为例，不同时期，统一战线中的阶级阶层是变动的，敌人营垒变动也极大，研究者应该随时注意研究和分析敌友的变化。阶级分析方法讲究实事求是，在历史研究中要善于从动态变化中客观分析和评判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第二，阶级分析要注意把握社会发展大势，以是否顺应了历史潮流，作为认识和评价史事和人物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随时注意研究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开展阶级分析，从而区分敌友、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比如，抗战时期，“抗日”和“民主”是社会发展大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成为绝大多数党派和民众的诉求。以此为基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和政策既考虑了阶级成分，也考察了各阶级阶层中具体人物对抗日及民主的态度，实行联合绝大多数阶级阶层、打击汉奸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抗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对阶级分析的正确运用，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也善于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历史、评判历史，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史学研究者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的基础上，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可以避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与评价失之偏颇。

结语

阶级分析作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行事逻辑和决策依据，为把握中国现代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如有的学者所言，阶级分析是中共政治思想的根基之一，离开阶级分析，中共成立以来的那些核心政治思想和理念就无从形成与发展，以此为指导的革命历史也将难以得到理解。回顾中国共产党如何使用“阶级”话语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开展革命实践，既是为了给中国共产党如何成为百年大党、仍恰是风华正茂提供一种理解视角，也是为了总结中共党史研究和在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后进而制定科学政策提供历史经验，为应对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大环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智慧。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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