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为什么是人民史观？梁启超、马克思如是说

公众史学：从梁启超的“民史观”到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

全根先

本文作者全根先

在中外传统史学中，人民群众是没有地位的，即便在史书中偶有出现，最多只是一个陪衬。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第一个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认为从来史书都是为君臣而作，没有一部为国家与国民而作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个人写自传的，第一个写自传的是司马迁，著有《太史公自序》。在西方，第一个写自传的是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著有《忏悔录》。启蒙运动时期，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作《忏悔录》以后，西方个人自传才开始多起来。实际上，公众参与历史书写是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产物。 

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或译为公共史学、大众史学）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Robert L. Kelly）在1978年出版的《公共历史学家》创刊号上提出的。在他看来，公众史学是“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和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使用的）史学方法。”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存在明显差距，然而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却不容小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史”观，近现代西方史学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是其思想渊源。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史”观

中国自古就有“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大略》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不过，这些“民本”思想，其实都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说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君本”“官本”的最终目的，作为民来说，只能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中国古代也有面向公众的通俗史学形态，如话本、历史演义、传统戏剧，然其内容主要是描写帝王将相，广大民众只是个陪衬。在中国古代， 只有“君史”，没有“民史”，历史书写更是少数精英的一项专利，未经政府同意，不得私自撰写国史，《汉书》作者班固就因被举报“私修国史”而遭逮捕，民间记录即便有，也不可能得到重视。

近代以来，受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潮影响，民众力量开始得到重视，一些有识之士还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之于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主张“启民智”。1896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说:“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梁启超明确提出了“民史”理论。他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说:“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碟”，此种撰述是“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

梁启超认为，历史撰述当以人民为主。他在《变法通议》中说：“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因此，他主张普及历史知识，“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在倡导“史界革命”的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史学思想付诸实践，撰写了多种史学著作，如《新史学》《中国史叙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为中国近代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晚清维新运动中，不仅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徐仁铸、唐才常等也都加入到了批判“君史”传统行列。谭嗣同认为，历代所谓“正史”，不过是“二十四家之撰述”,“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在当时，批判“君史”，倡导“民史”，已成为新史学家群体的一种共识。近代新史学“君史”“民史”观念的提出以及新史学的尝试，为公众成为历史考察对象、进入历史研究视野、参与历史书写提供了思想源泉。

民史与近现代西方史学思潮

西方近代史学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其特点是摆脱了神学色彩的中世纪历史观，代之以崇尚理性和人文主义。进入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创立了兰克学派，主张“如实直书”，史学家在运用史料批判方法获得准确无误的材料之后，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叙述史实，这样历史学就能成为一门科学。与此同时，他还继承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创立的政治史、军事史传统，认为历史研究者通过探讨这些内容，能够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发展方向，从而更好地理解整个历史。在兰克学派的著作中，人始终是关注的焦点，体现了人文主义传统。

除了兰克学派，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所倡导的“新史学”，对于西方乃至中国近代史学有着重要影响。事实上，“新史学”运动并非起源于鲁滨逊, 可以追溯至英国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和格林（Richard Green）、社会学家斯宾塞（Edmund Spenser）、德国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等人。鲁滨逊于1912年出版了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开宗明义提出“历史也需要一个革命。”他认为，“我们有许多所谓史学名著，其中专门叙述的往往只是君主和教皇、朝臣和政客、争夺领土和王位的战争、君主和国会所制订的法律。”因而史学必须进行改革，应当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多个学科角度加以研究。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或许正是受鲁滨逊的思想影响。

进入20世纪后，正如1914年秋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所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使“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文明遭到严峻考验，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进一步驱散了其现代文明的优越意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剧增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渐体现，冲击着人们对于社会进步的乐观信念。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开始逐渐弥漫，从哲学、建筑学直至各个领域。法国学者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中写道：“后现代，20世纪80年代的这个新的老一套，侵入了美术——如果还能说美术的话——文学、造型艺术，也许还包括音乐领域，但首先是建筑，还有哲学等领域。”在这种思想大潮下，后现代主义史学开始蔓延。

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认为，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对于同一个历史对象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的。要找到历史事实，必须借助于文字、符号和文字信息，经过分析、判断、想象才能体现出来。无论是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没有什么区别。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还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历史研究开始转向，逐渐从精英转移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当然，这种“微观史学并不是否定先前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微观史学家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

影像史学的创建者海登·怀特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等著作，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作。他说：“历史学家的论证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东西的阐释，而他的叙述则是对他认为是实际故事的再现。”在他看来，不存在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历史可以任人解释。此后，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波兰学者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主编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编纂：历史研究方法论文集》、英国学者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编的《后现代历史学读本》、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的《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等。

后现代主义史学拓展了历史学研究对象，使历史研究更加多元化，丰富而又生动，应该说，对于突破以往僵化的历史研究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这方面，公众史学可以借鉴其某些治史理念，关注社会现实，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拓展史学研究视野，使其更加丰富、生动与客观。不过，后现代主义也给现代史学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它否定历史的客观性，淡化历史研究中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有益探索，一味地追求所谓“小人物”的日常记忆，描写社会边缘人群，甚至偏爱带有猎奇性质的秘闻野史，难免解构历史，使历史学陷入碎片化的尴尬境地，成为一种非体系化的历史学，这是其流弊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不曾有过“英雄崇拜”。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说:“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世界历史不过是伟人们的传记。”事实上，英雄史观几乎是东西方传统史学的普遍现象。近代以来，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注意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其著作中有所体现，但是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人民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最具原创性的重大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形成过程中，184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本合作著作《神圣家族》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神圣家族”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曼坦尼亚（Andrea Mantegna）一幅名画标题，画面是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旁边围着一群天使和神甫。马克思、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比作耶稣，把他的兄弟（埃德加、埃格伯特）及其追随者戏称为“神圣家族”。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鲍威尔等人蔑视群众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而且在批判其英雄史观的同时，提出了人民史观理论，指出人民群众不仅在物质生产实践中，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史观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认为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主要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恩格斯在其晚年对人民史观有更精确、更直接的表达。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正是这些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

其次,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英雄人物的创造者。英雄人物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固然重要，往往比普通人要大得多，但是，英雄人物不是凭空产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所谓时势造英雄,而不是相反。普汉列诺夫（Plekhanov，Georgii Valentlnovich）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不是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思想，而是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发展,是生产方式的变更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愿望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不能与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否则，他们将一事无成。只有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先进阶级的要求,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杰出人物才能有所作为，真正成为杰出人物。

第三，不能不论普通人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普通人与英雄人物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人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对此，列宁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列宁十分重视普通人的作用。他说:“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他认为，决定历史最终结局的是人民群众,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总是少数人,“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高度概括。

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倡公众史学，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就是因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归根到底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史学不再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不再为达官贵人摇旗呐喊，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然要求。面对蓬勃发展的公众史学，拥有越来越便捷的历史记录手段，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公众史学的重要意义，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记录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挖掘其脑海中的历史记忆，不仅有利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更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记录普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参与史学实践，还有利于公民社会建设，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还是史学的正本清源。

（本文原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2年第5期，有删节，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19ZAD194）阶段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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