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远：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联系

吴恩远

摘要：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无可分割的逻辑联系: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是"四史"的主线。中国共产党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面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巨大挫折时,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吸取了苏东剧变的教训,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在“四史”学习中，应当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学习，因为“四史”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理论和实践联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经五百余年；作为其组成部分，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经170多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所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深刻吸取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又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崭新阶段。通过加强“四史”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学习“四史”，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一、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路

2019年6月6日，习近平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曾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并表示：“中国一直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它和中国的这种渊源关系在我们心中是很重很重的分量。”[1]习近平在这里已经指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党史、中国革命史之间的联系。这两个“很重”的意义在哪，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

众所周知，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甚至还从经费上帮助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活动。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同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干部。十月革命后，列宁最早寄希望于世界革命支持俄国，所以他当时很关注德国和匈牙利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很快这些革命就失败了。同时，在十月革命感召下，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如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朝鲜的三一运动、印度反抗殖民起义斗争等。列宁认为，世界革命中心有可能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所以在1921年建立了专门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大”）。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特别提到“联俄”、以俄为师，苏联方面很感动，在孙中山逝世的当年（1925年），苏联共产党就专门创办了一所“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一大批国共两党干部从各方面汇集到莫斯科，比如邓小平就是1926年从法国到的莫斯科。这一批干部有将近3300人。东大和中大培养的不少人物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他们中既有开国元勋、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奠基人，又有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人民军队领导人。

有曾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王明、秦邦宪等；瞿秋白也曾在东大教书；

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的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杨尚昆、乌兰夫、邓颖超、廖承志等；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和重要将领，如朱德、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叶挺、肖劲光、陈赓等；

还有一些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如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李富春、陈伯达、伍修权、罗亦农、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也曾在此学习。

这些人不管出身如何，莫不是奔着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求中国振兴之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去留学的。笔者曾亲自到莫斯科有关档案馆查看了中大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亲自撰写的在中大学习的心得体会。邓小平（当年用名：邓希贤）在中大的自传中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馆藏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小组活动记录表》第四卷中，有当年邓小平（邓希贤）亲自签名的记载。他写道：“我来此不久，团体对我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而叶剑英的自传则写满八页纸，讲述他如何从一个贫困家庭的子女投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洪流。

正是在这一批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树立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保持了共产党先进性纯洁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其中很多人抛弃高官厚禄，如朱德，或散尽千金家产，参加中国共产党，如彭湃），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千百万劳苦大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一切，远不是追求升官发财、依靠青红帮等封建组织与团体进行治理的国民党所能够比拟的。两相比较，高下立判，这就是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必然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中华民族从此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保证。

第二，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寻求革命道路的启迪。

中国革命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很多方法、理念、实践，实际上依据的是十月革命所指引的道路，如“党指挥枪”原则的制订。最初，列宁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要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中，列宁明确指出：要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即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2](p.15)但没想到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成立就遭到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和武装干涉。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施政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公开叫嚣要把红色的共产主义国家消灭掉；苏俄国内还有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反革命军队配合外敌入侵组织的武装叛乱。形势迫使列宁认识到必须改变原来“废除常备军”的思想，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军队。然而，新组建的军队缺乏军事指挥人员，列宁就提出利用沙皇政府的旧军官。旧军官毕竟具有旧思想，缺乏先进思想指导，出现了指挥不动或指挥不力等现象。对此，列宁决定创建政治委员制度，其职责是监督、改造旧军官，这就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18年2月，根据列宁的倡议，红军建立了最早的专门政治机关，最高军事委员会下令，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下面成立全俄政治委员局，[3](p.70)政治委员制度被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派出共产党员在军队担任政委，这就是“党指挥枪”的来源。将苏俄经验创造性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毛泽东提出了“支部建在连队上”等主张。1928年7月，党的六大更在《军事工作决议案》中提出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4]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从历史上，我们完全能够看到中国革命道路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之间的密切联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5]这充分证明了中国革命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革命特色。

第三，苏俄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根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确立什么样的国体政体等问题一直牵动毛泽东的心。1954年1月15日，在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日子里，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等，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一定要阅读苏俄两本宪法：一是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18年宪法）；二是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史称“斯大林宪法”。

1918年宪法确立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主要条款包括：（1）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结构形式是“建立于各自由民族之自由联盟基础上，成为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3）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即“消灭任何人对人的剥削，完全消除社会之划分为各阶级的现象，无情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4）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为全民财产；银行收归国有；（5）宪法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6）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于各自由民族之自由联盟基础上，而成为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7）苏维埃政权实行城乡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立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

1936年，斯大林在1918年宪法基础上重新修订宪法，保留了以前的基本原则，同时增加了宪法第六条，即“共产党是苏联劳动群众、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人在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就参考了苏联这两部宪法：总纲第一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可以看出：两部宪法均包含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等国体和政体的基本原则。当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苏联实行的是“各民族之自由联盟基础上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苏维埃共和国联邦”；而中国实行的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和苏联联邦制不同，中国是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央统一政权。

为什么说十月革命在中国人心中有“很重很重”的分量，从以上三方面就能看出来。清楚了这些问题，就是不忘社会主义中国来源的初心；才能知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从哪里来、新中国的根源在哪；才能明白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提升到新高度

“改革”一词久已有之，也有学者把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措施称为改革。但我们今天所谈的改革，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曾经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苏联是最早对这个体制实行改革的国家。如果追溯起源，那还是在1953年马林科夫执政时期。斯大林逝世不久，在1953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马林科夫全面阐述了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设想，史称马林科夫的“新方针”。[6]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注意到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提出要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增加对农业投资，减轻农民赋税负担；第二，下放部分中央权力，扩大各主管部、地方及企业的部分权限；第三，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改变过去企业生产不计成本，吃“大锅饭”现象；第四，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现象，初次接触到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等等。

赫鲁晓夫继续了马林科夫开始的“改革”（尽管当时还没有使用这个词汇），1957年正式提出对国家“工业和建筑业的改组”。主要内容有：改变中央对国民经济管理权力过度集中、部门割据的状况，加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民主集中制管理，主要经济活动由中央转向地方；提出扩大企业权限，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核算，以一定程度的经济刺激手段管理经济活动，进一步扩大地方在企业运行中的管理权、财政经营权和计划权，减少中央下达给地方和企业的指标等。

到1965年，苏联正式提出“经济改革”一词。在以柯西金为首的专家们努力下，以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为导向，采用劳动生产力、价格和利润等市场工具手段的经济改革得以启动，并且这次经济改革把改革的“细胞”定位于企业，提出建立生产经营更加合理的企业管理体制。主要内容是：减少中央给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完善工业计划并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强化对企业的经济激励并加强经济核算；确定工人在提高企业业绩中的物质利益；等等。

应当怎样评价苏联这些改革？

首先，应当肯定这些经济改革的方向，如改变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缩减中央各部权力，扩大地方和企业生产自主权、发挥商品经济、市场规律的作用；等等，特别是在改革初期，这些举措对当时苏联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也必须承认，由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作祟，没能从根本上触动旧体制弊端的根基，所以这些改革收效不是很大，甚至还有反复。

但我们能否断言：苏联这些举措、苏联的改革就是完全僵化、失败的，必须全盘否定？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7](p.154)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前无古人，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从苏联开始的改革，迅速扩大到中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国，也影响了中国。1956年，毛泽东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他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

这段话说明：第一，毛泽东看到苏联开始了改革；第二，他对苏联改革旧体制弊端的目标是赞同的。因此，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部分接受了苏联的改革方式，如缩小中央权力，扩大地方权力的做法；改变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提出“农轻重”的发展顺序等，迈出了中国“改革”的第一步。

当然，中国大规模、真正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改革初期，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我们也广泛学习了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1982年2月，我国曾派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著名经济学家柳随年、郑力等，在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之前，以中国驻苏联大使客人的身份到苏联考察他们的改革。考察后，他们撰写了《苏联经济管理体制考察资料》一书，一方面肯定了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曾经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其弊端：第一，管理过分集中，计划管得过死；第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际上是忽视市场规律的作用；第三，企业缺乏竞争，“吃大锅饭”。因此，他们提出：“苏联经济体制的优点和弊病，对我们研究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8](p.195)

到今天，吸收了全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西方一些先进管理制度，加上中国人民自己的创举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中国改革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先易后难”“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进改革的渐进式方式……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

三、中国认真吸取“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对苏东剧变做出理论分析的是中国共产党。

早在1990年，当时苏联尚未解体，戈尔巴乔夫还在位，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学者预见到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却在密切关注苏联东欧国家悄然发生的剧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在回答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9](p.1311)这时的邓小平，以他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批判了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改革”。

在党中央高度关注下，当时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设立了研究苏东局势变化的小组，他们经常组织学者讨论苏东国家发展前景（笔者也曾参加），深刻分析苏东国家变化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源。现在看来，党中央对此的高度关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未雨绸缪，至少及早避免了中国重蹈苏联解体覆辙的悲剧性后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解体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苏联解体前后时期的认识和苏联解体20年后的再分析。

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分析苏联东欧国家局势变化的情况、实质和后果。

第一，指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制订“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实质是改变共产党性质，推行西方议会民主。

早在1990年，苏共中央举行二月全会，提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草案”，改变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这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我们有关方面立刻注意到这一动态，并且及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它的实质是否定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推行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因此，我们党明确提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

1991年，中央有关部门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制订的“新党纲”时指出，这个党纲草案不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共产党的先锋队和执政党地位，进一步把苏联共产党改造为议会党。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大党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标做出的评价，有力揭示了其背离马克思主义、向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实质。

第二，精辟预见到苏东剧变对广大民众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中央有关部门在分析苏联共产党1990年二月会议以后的苏联局势发展前景时，已经高瞻远瞩地预示了这场剧变的悲剧性后果，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套做法，不仅不能使苏联摆脱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危机，反而会进一步激化各种矛盾，使苏联陷入长期的动荡和混乱。

1991年苏联“8·19”事变后，党中央更是敏锐预见到在事变后，苏联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将继续恶化，政局将更加动荡和错综复杂。

苏联后来情况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判断。

第三，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在于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中央有关部门在分析苏联共产党1990年二月会议时指出了东欧变化的原因，这当中既有外因，又有内因，而外因往往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东欧国家是苏军解放的，几十年来各方面一直受到苏联的深刻影响和控制，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他的支持和插手，是东欧国家急剧演变的重要原因。这既是外因，也是内因。这就揭示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根源。

中央领导总结了苏联解体的教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0](p.230)在这里，中央领导明确指出苏东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理论正确和牢固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具有坚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具有坚强凝聚力和战斗力。理论上混乱，思想上涣散，行动上必然各行其是，党就没有什么凝聚力和战斗力可言。”[11](pp.453-454)中央领导也深刻指出苏联解体的主要教训在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共产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个教训总结得十分到位、发人深省。

第四，总结苏东教训目的在于更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中央及时研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保持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党中央明确指出，党政高级干部要认识苏联演变的教训，划清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要坚持党的领导，决不能搞多党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搞议会民主政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能搞军队的非政治化、非党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搞私有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在分析苏联“8·19”事变的影响时，中央有关部门也及时指出，要认识到苏联共产党的全面危机绝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带来的，而是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结果。要教育党员干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反和平演变的自觉性，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正面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但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不会改变。

这就深刻阐明总结了苏东剧变的教训在于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谆谆教诲也为当时人们面临的诸多模糊认识荡涤了尘埃。

第二阶段是在苏联解体20年后，党中央对于苏东剧变的后果看得更加清楚，认识更加深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深入总结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特别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给以深刻的理论分析。

第一，强调对“苏联模式”的辩证分析。

邓小平最先使用“苏联的模式”进行分析。1985年，他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2](p.139)

习近平进一步对苏联模式做了定性分析。他在2019年《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实行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想进行一些调整，但在西方等各种势力强大攻势下，这种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终于导致一九八九年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曲折。”[5]

从这里可以看出，习近平特别强调对苏联模式的辩证分析，既肯定苏联模式的历史性贡献，又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

第二，揭示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本质是“历史虚无主义”。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3](p.113)这里习近平准确指出了全面否定苏联历史的思想本质是历史虚无主义，深刻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历史虚无主义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第三，批判“军队国家化”。

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吸取的教训。中央有关方面分析指出，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联共产党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我们曾经指出，当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亲自奠定了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党指挥枪”原则，从而取得了国内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比如，苏联共产党员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为普通战士和苏联人民树立了英勇战斗和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榜样，极大提高了苏联军队的战斗力。苏联卫国战争中，获得“苏联英雄”称号3/4的成员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300多万共产党员为国捐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苏联军队成为打败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力量，而离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成为毫无战斗力的一盘散沙。这就是苏联解体带来的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四，吸取苏联共产党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政治纪律的深刻教训。

中央有关方面分析指出，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联共产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九十多年历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通过苏共亡党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了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苏东剧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早做出分析和预警的政党，其意义在于以下四方面。

一是向全世界共产党人揭示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由于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

二是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了戈尔巴乔夫等人鼓吹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其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质；

三是指出苏东剧变必将造成多数国家“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从而警示广大共产党人和民众要居安思危，防止国家重蹈苏东剧变覆辙；

四是教育广大共产党人和民众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历史征程，我们确信，这一成就的取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从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使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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