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和伟大意义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壮烈、最惊心动魄、最富有神奇色彩的一页。长征，是独一无二的，是无与伦比的，它是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

1936 年10 月，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之时，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

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阐述三个方面，即红军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

（一）红军长征胜利原因之一，红军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1934 年 4 月广昌失守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北上的部队是红七军团；西进的部队是红六军团。7 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共1万余人。然而，这支部队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1935 年 1 月底，红十军团将士大多壮烈牺牲。寻淮洲牺牲后被敌割首级。军团长刘畴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俘，8 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脍炙人口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红军长征途中牺牲人数最多的是湘江战役。

1934 年10 月 10 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从 17 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 8.6 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西进的部队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25 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但因红军队伍携带辎重过多，致使行动迟缓，虽拼死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三军团两个团的指挥员及担任后卫的五军团34师大部分壮烈牺牲。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后毅然掏肠就义。为悼念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红军将士，当地老百姓誓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路程。据不完全统计，爬雪山过草地途中，红军牺牲的人数约万人左右。

1936年10月，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际，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10月底，胡宗南部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不久，河西部队奉命改称“西路军”，拟打通国际路线，获得苏联的军援物资。孤悬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在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补充的情况下，艰苦作战，虽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头颅被马家军砍下悬挂高台示众。据不完全统计，2.18万人组成的西路军，“战死者约7000余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到达目的地星星峡（甘肃、新疆交界处）幸存者仅437人。

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正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动力之一。

（二）红军长征胜利原因之二，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长征开始后，迭次失利。为此，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3 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小组”代替旧的“三人团”。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三）红军长征胜利原因之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

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前期，先后发动了武装革命，创立了根据地的斗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26军和红27军两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重要作用，他说：“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3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 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二、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在讲到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时，毛泽东曾总结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那么，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还有哪些呢？

（一）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红25军到达陕北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9月17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红25军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在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教室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改组了领导机构、由中央代表团全面负责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和保卫局的领导工作，分别成立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和西北保卫局，都归由中央代表团直接统一领导。朱理治为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同时决定将红25军、红26、红27军各编成一个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 7000 余人。

永坪联席会议后，“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肃反，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习仲勋（时任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回忆：“红26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危急关头。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和党中央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陕甘边特委龚逢春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的情况及红军的现状，还汇报了当时陕北肃反的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毛泽东非常关心陕北的肃反问题，当即派李维汉、贾拓夫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回忆：“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26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博古（秦邦宪）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并于11月底召开平反会。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同时，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

在苏区陷入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毛泽东“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

（二）粉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崇高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1928年夏党的六大以后，至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然而，蒋介石统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允许与此对抗的苏维埃政府存在。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任命14 个“剿匪”督办，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反“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继续“围剿”红军。他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他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他所谓的攘外，在此时其实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他认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先清内匪再言抗日”。为此，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正式抛出“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其实质就是内战的方针。

蒋介石集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1933年4月12日，天津《益世报》发表评论，批评蒋介石“清共以前，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指出“先清内，后对外”，其结果是中国人自相屠杀，“外敌获取渔人之利”。胡适主持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也在1月15日出版的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丁文江的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让日本从从容容地“一刀一刀的割去”；日本的“全亚洲主义越实现的快”。文章建议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攻击”。

蒋介石的谬论抛出后，国民党军对红军又进行了第四、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长征，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

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和平解决，终于宣告其“攘外必先安内”谬论的彻底破产。

（三）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奠定了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的基础

1935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这个根据地、这个家，指的就是——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的第二年，即 1936 年10 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在西北胜利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长征，红军在经历了无数千难万险和自我牺牲之后，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它犹如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正如毛泽东总结所说：“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从1934 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同志领导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他们不仅钳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使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满怀激情地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回头展望中国共产党、展望红军走过的历程，红军长征落脚西北革命根据地以来，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走向辉煌。可以说，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奠定了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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