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余  斌 古胜红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个著名命题：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对此，马克思指出，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1](P215~216)】

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即新中国成为现实，它的必然性在哪里，它曾经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吗？

关于恩格斯晚年的主张

有人声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2]，并根据是恩格斯晚年所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认定恩格斯晚年已经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想法。

在这篇文献中，恩格斯的确提到了旧式的起义已经大大过时的问题。然而，他所说的旧式起义指的是筑垒巷战，而不是指俄国革命攻打冬宫那样的战斗。同时，恩格斯也没有放弃巷战。他明确指出，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1](P520)】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采取措施抵消相应的不利因素，工人阶级在巷战中也能取得胜利。

撇开巷战不提，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重点提到了德国工人政党是如何使用普选权来进行斗争的情况。而恩格斯对普选权这一新武器的推介，却被歪曲为恩格斯放弃了武装斗争。但是，恩格斯明确指出，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提到了决战，这个决战绝不是选举战，而是真正的战斗。为什么要这样来解释呢？

这是因为，恩格斯已经看到，

【“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1](P523)】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最后必然不能容忍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事情的发生，“不得不采取完全另外的办法”[1](P525)。这会是什么办法呢？这只能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时在其序言中提到的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个办法，即“维护奴隶制的叛乱”。为此，恩格斯在上述那篇被人视为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文献中警告资产阶级，

【“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1](P525)。】

这种警告明白无误地表明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武装斗争。否则，也就谈不上“放开手脚”，更不存在什么值得保密而不可以告诉对方以避免德国工人日益增强的突击队被对方提前消灭掉的问题。

遗憾的是，恩格斯的苦心并没有被后来的德国工人政党的领导人所理解，在1918年的历史机遇面前，他们既没有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主张，错失了历史机遇，又没有在不利条件下避免被骗入起义，使德国工人阶级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发达国家同时革命的论述

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在回答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认为，

【“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3](P241)】

这段话给人们留下了两个印象。一个是共产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另一个是发达的工业国家将先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从英国和德国同时发生革命到德国最慢最困难和英国最快最容易的这两个说法来看，恩格斯所指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进程，是指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同时出现，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可以有先有后的。而事实上，上个世纪20年代，尽管中国的工业很不发达，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与那时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国也“同时”有了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的历史进程不仅被完全改变了而且被大大加速了。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让人认为他们是主张“发达工业国家的革命同时成功，革命不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呢？这主要是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欧洲发达工业国家中任何一国的革命都是一个世界事件，至少是欧洲事件。它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联合干涉，而反对这种干涉的成功也必然会导致革命在多个国家的“同时”成功。例如，马克思在《革命运动》一文中就深刻地指出，

【“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而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赔偿它对十八世纪革命所犯下的罪过。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4]P175】

马克思的这段话再次表明，欧洲的解放即共产主义革命在欧洲的“同时”发生，并不排斥其中一个国家如法国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法国工人革命要保持自己的胜利就必须抗击英国的干涉并引起英国内部的革命，最终使得英国革命也取得胜利。在这里，我们还注意到，英国的资产阶级干涉其他国家的主要工具是其统治着的世界市场，而上个世纪初的俄国由于工业不发达对世界市场缺乏依赖性，从而英国对俄国的干涉程度会大大小于它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干涉程度，俄国正是因此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链条中的薄弱环节。

尽管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的预言存在一些偏差，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发生了，虽然这个世界大战是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与刚刚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尽管这个世界大战没有摧毁旧英国，但它也严重地削弱了英国的反革命力量，使得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能够首先取得胜利。而反革命的英国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也对俄国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进行了武装干涉，并遭到无耻地失败。如果不是德国的工人政党错失历史机遇，如果德国的工人阶级革命在1918年能够像俄国那样取得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的主张就会得到实现。列宁关于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中一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的观点，丝毫没有违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如何革命的论述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得以成功的合理性尽管没有充分体现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9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篇文献中，但不等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在其它文献中论及这种合理性。实际上，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祖国——德国相对于英法两国来说就是一个落后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坐等发达的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革命胜利再推动德国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包括德国在内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科学的战略和战术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3](P364~375)中，他们针对当时的德国情况指出，

【“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的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

并特别提出，民主派小资产者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为此，他们提出了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什么态度的三个问题，并给出了回答。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在民主派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与和解，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派内各种人物的巨大的反对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这种联合只会对小资产者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则十分有害。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沦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对于这种联合应该坚决拒绝。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

【“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也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工人镇静下来，回去劳动，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

针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一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

不仅如此，

【“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这就是无产阶级，因而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

对比一下二十世纪初的俄德革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列宁正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精神来执行的，【注：列宁早在1905年6月之前就认真阅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篇重要文献的原著，称赞其是“非常有意思和有教益的”文献，“值得把它全部译成俄文”（见《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25页）。】俄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与最终的成功也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指示精神是完全吻合的。当时的俄国不仅有不听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调遣的“在二月革命中武装起来的几十万工人和起义的士兵”[5](P68)，而且有控制工人武装的苏维埃。早在1912年布尔什维克即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到1917年9月，列宁更是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应该摒弃民主社会主义，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彻底决裂”[6](P240)。与此相反，1918年德国革命时，既没有不听从艾伯特资产阶级政府的工人武装，也没有由工人阶级建立的革命的与资产阶级政府平行的工人政府机构。其失败也就是一定的了。

中国革命的艰难胜利

在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几年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到处受压迫和排挤的时候，也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宣传团结与和解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同意了这种联合，但明智地保持了共产党作为独立政党的地位。同样地，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北伐战争）中，工人（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去争取胜利。而在将要取得胜利的时候，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小资产者群众也要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其中，限制农民协会，声称农民运动糟得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毛泽东同志尽管没有看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但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知识的有限学习和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提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不同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的主张相暗合。而他所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工人和成立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即革命政权的主张相暗合。

显然，与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陈独秀和后来只知死啃书本的王明等人相比，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主张的再发现已经表明，最后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才是近代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在只能极其有限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环境下，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进行再发现。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却屈从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开始限制“过火”的工农运动，完全没有注意国民党会“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也不敢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并使工人武装只听从由中国共产党为主组织的工人政府的调动，结果导致国民党得以从容地背叛工人。由于国民党在力量上占据着优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的类似巷战的城市武装起义也相继失败了，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像德国革命一样胎死腹中了。

好在与德国不同的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又是毛泽东同志，率先带领起义后的残余武装到农村去建立工农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并运用卓越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从而使中国革命没有一蹶不振。

随着军阀混战的结束，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国民党政权集中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向武装割据的工农政权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而在这时，毛泽东同志却受到了排挤，“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让位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中国革命再一次面临胎死腹中的危机。

还是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带领中国革命的火种脱离了危险境地，到陕北重新扎下了根。然而，一再地错失良机，除了毛泽东同志成为领导核心这一点值得庆幸外，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其他条件已经所剩无几了。

然而，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北伐的一幕重演了。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次不得不接受由无产阶级主动提出的“团结与和解”，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在抗日战争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北伐战争的流血冲突中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觉醒了的工人和农民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争取着抗战的胜利，并在争取胜利的过程中不断地壮大工农武装。同样地，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也是“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

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45年没有再犯1927年的错误，对任何解除工农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予以了武装回击，同时在国际上，前苏联和美国形成对峙局面，来自国际资本主义的外来干涉受到限制，美国无法直接出兵，只能武装蒋介石集团。随着三年内战的落幕，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小结

以论辨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相互印证，是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探索历史事件的现实性与合理性的基本方法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历史，也才可以更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不仅证明了马克思所发现的普遍的历史规律，也证明了马克思许多具体论断的指导意义。

实际上，中国和俄国等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国内就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从而，在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进而不得不武装无产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得以在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获得抗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和政权力量。这个时候，只要外界环境有利，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能够严格按照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在落后国家取得甚至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实实在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既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中国革命艰难曲折获得胜利的经历表明，我们既要坚决抛弃本本主义，也要坚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真谛，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普适性。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历史进程中少走弯路，少付代价，尽早取得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

[5]李兴、张建华：《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6]《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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