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演变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演变

黄惠运

　　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升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熟、挽救民族危机的责任担当、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政策演变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等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政治上制定和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等｡在军事上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游击战战略方针等｡毛泽东在党的抗日政策演变中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大力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阐明了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方针;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建设和外交等方面制定和实施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抗日政策，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积累了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启迪后人，警示未来｡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演变的历史条件

　　(一)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升华

　　近代中国在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奋斗历程中，农民的“天国梦”、洋务派的“自强梦”、维新派的“改良梦”、革命派的“共和梦”，都不成功｡1917年，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章，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观点｡1924年，少年中国学会主持人王光祈公开倡导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机，将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国家观念发展到新的高峰，爱国主义思想极度提升｡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领导取得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熟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党重新走上马列主义轨道，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福建事变的经验教训，在瓦窑堡会议上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四)挽救民族危机的责任担当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发表了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宣言，提出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抗击侵略，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指出:“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

　　(五)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

　　日寇侵略使中华民族危机严峻，不仅工人、农民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当日寇提出诱降政策时，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遏制妥协投降逆流，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六)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

　　1937年7月，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至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积极支持，大力援助，号召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劳动群众，用各种方法支援中国抗战｡但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错误、消极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抗日政策，领导抗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演变的主要内容

　　(一)抗日政治政策

　　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在莫斯科《救国报》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因在8月1日发表，史称《八一宣言》)，提出组织抗日联军、成立国防政府的主张｡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且将“苏维埃共和国”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口号，不久又将“人民共和国”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口号｡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红军渡过黄河东征，进人山西｡5月5日，回师陕北｡在《回师通电》中，我党第一次放弃了对蒋介石“卖国贼”的称呼，而改称“蒋介石氏”，标志着我党对蒋斗争策略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示全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同年11月，山城堡之战成为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战｡12月，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2月，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的合影｡随后，周恩来等到杭州、庐山、南京和蒋介石等直接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强调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共三万余人｡中共中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万余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将全军改编为4个支队，分别开赴华中敌后战场｡

　　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冀鲁豫、晋冀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在华中开辟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南抗日纵队开辟了琼崖抗日民主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根据地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发表于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编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建立敌后抗曰根据地，进行抗日战争，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实质上就是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策略｡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曰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原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

　　进入抗日相持阶段后，针对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投降分裂行径，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退步三大政治口号｡1940年，中国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顽固派的斗争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投降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维护和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进行了科学总结｡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髙，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提出了七大的政治路线｡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阐明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周恩来作了题为《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党的七大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参政员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作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二)抗日军事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实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减租减息政策｡

　　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思想｡毛泽东还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加以考察，分别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具体战略问题｡这样，在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与游击战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部队深入敌后，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与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配合正面战场的军事政策｡“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立了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配合正面战场会战之外，成立了敌后武工队，实行了地道战、地雷战等军事斗争，打击曰军，配合友军｡针对日寇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的残酷政策｡我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摩擦”的伟大斗争｡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阐明了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指出: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工作｡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所以，他们在军队不是进行抗日教育，而是进行反动教育，不是教育官兵去争取民主，而是绞杀有民主思想的官兵｡“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

　　敌后战场反攻作战政策｡自1944年春，敌后之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局面未根本改变，我军的反攻仍然以局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的运动战结合攻坚战和适当的分散游击战为特点｡

　　对日寇最后一战政策｡抗战即将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与盟国一起对日本进行最后的决战｡命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进攻歼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三)抗日经济政策

　　实行抗日的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减轻农民所受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而不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土地政策｡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曰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39年冬和1940年春，华北各根据地兴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的农业互助合作政策｡在继承发展土地革命战争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其他抗日民主政权制定颁发了合作社发展大纲、各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暂行条例示范(草案)等法规，成立了农业、手工业、运输、消费、信用等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经济，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维形的形成｡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论合作社》的讲话，提出了要大力组织变工、扎工等民间劳动互助组织｡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要求各地广大农民普遍开展劳动互助。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政策｡1942年，毛泽东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造成极为严重的物质困难，并为了纠正一部分同志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以及单纯向人民要东西而不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的错误思想，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的经济建设思想｡

　　公私兼顾的工商业政策｡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积蓄力量，备战备荒;生产节约，减少开支等｡

　　抗日的私营经济政策｡主要有:减租减息，“公私兼顾”;保护私营工商业，实行统一累进税;奖励私人投资，允许自由营业和贸易;小型私营工厂免出抗战勤务;发行“抗币”，实行灵活的货币金融政策等｡

　　大生产运动(开发南泥湾)政策｡大生产运动，指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域内发动的一场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的群众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和保障供给｡通过这场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八路军359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开发南泥湾，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四)抗日文化政策

　　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提出要在艺术界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1939年12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说明文化的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讲演，阐述了文化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等｡这篇讲演和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形成的标志｡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提出:在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中，“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内部，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团结知识分子，以共产主义思想掌握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干部教育政策｡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办了中共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以及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卫生学校等许多干部学校｡毛泽东经常到这些学校讲课或作报告，为培养造就许多髙素质的抗战干部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结论两部分，讲话阐明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政策｡

　　(五)抗日社会建设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共同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强调了中国境内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1936年5月25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关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政策主张｡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提出了各民族平等和团结御侮的思想: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收编改造民间武装政策｡对于根据地的会道门，中国共产党派干部深入其内部进行争取教育改造工作;对于敌特伪组织的会道门，也尽力争取，新四军曾经积极争取大刀会走上抗战的道路;对于积极反共的土匪武装、会道门，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

　　改善民生政策｡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依据;将广大人民群众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体力量;将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将“军民兼顾”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原则等｡

　　精兵简政政策｡为了克服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上批语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提髙效能｡1942年9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阐明中共中央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原因与意义｡同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实行精兵简政，从根本上解决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问题｡

　　(六)抗日外交政策

　　为争取国外民主力量支援抗日，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1937年7月，党提出了“抗日外交”办法｡《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抗日外交的具体政策｡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的政策｡1939年，提出利用美日矛盾策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明确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主张｡争取白求恩等国外友好人士来根据地帮助抗战工作，开展对日本人民和军队的反战宣传政策等｡

　　三、毛泽东在党的抗日政策演变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一)毛泽东大力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在他的正确领导下，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的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以个人名义或与红军将领联名写信给东北军、西北军，说明联合抗日的重要性，首先建立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革命统一战线｡继《八一宣言》之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将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一切服从于民族革命战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号召不愿当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形成的标志｡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主张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毛泽东阐明了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方针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军事方针，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在“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鼓噪下，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根据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特点，论证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

　　(三)毛泽东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毛泽东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明确提出要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批评了新投降主义错误，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结论的一部分)｡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在策略上，可以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方式，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退步的行径，毛泽东制定实施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以及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提出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坚决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提出了党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光辉著作，进一步阐明了党的自身建设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阐明了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深刻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在领导延安整风运动中，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与时局》《组织起来》等文章，论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方针、内容和原则，从而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人党的章程｡中国共产党达到新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作者简介：黄惠运，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井冈山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和苏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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