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纪念抗战，最重要的是总结国民党抗战失败的教训
纪念抗战，最重要的是总结国民党抗战失败的教训
郭松民
随着日本投降日(8月15日)和抗战胜利日(9月3日)的到来，网上和主流舆论界对抗战的纪念又渐趋高潮。
有不少纪念，是以国民党和国军为主角，并且基调都是牺牲和悲情——这里一个结构性的原因，是国民党在抗战中基本每战必败，每败必有重大伤亡。
所以，除了牺牲和悲情，也很难找到别的角度来歌颂他们。
但这里就存在一个重大隐患：国民党的失败被合理化了。
在纪念抗战时，美化蒋介石和国军，等于拒绝汲取他们失败的教训。
用对国军“牺牲和悲情”的歌颂，代替对失败教训的总结，这就潜伏着重蹈覆辙的严重危险。
国民党抗战的“战绩”其实惨不忍睹：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4月10日日军占领豫陕边界的重阳店，14年中，蒋介石国民党丧失国土共275.3万平方公里；丢弃1100余座（当时全国城市为1200座），遗弃同胞2.8亿（当时全国人口4.5亿）。
在这个历史时期，国民党屡战屡败，不断溃退，300多个师打了八年，唯有台儿庄一役获胜，蒋介石还不承认。
在国民党逃台之后，在由蒋纬国主编，34个将领参加撰写的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五卷中，关于“台儿庄战役”只有极简单的一句话：“台儿庄方面，战区以第二集团军之一部(第三十一师)固守。”仅18个字。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共有69名。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此外，国民党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第二次反共高潮，即1940年发动的皖南事变，新四军9千多人被国民党8万多人包围，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3千余人壮烈牺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
1944年，日本本土屡遭美军猛烈轰炸，海上交通也被切断，日军为了挽回颓势，于当年4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其目的有三：
一、摧毁美军设在中国的空军基地;
二、贯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
三、吸引美军在中国大陆决战。
豫湘桂战役于4月18日打响，至同年12月10日结束，紧接着又在1945年春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
在日军临死前的一搏中，几百万国民党军在美国空军保障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先后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和福建等4个省的省会及200余座县城，近8000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遗弃美军6个空军基地和30余座机场。日军基本达成了作战目标。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意大利已经投降，苏军已接近德国本土，中国敌后抗日军民也已经收复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解放1亿6千万人口的情况下，国民党军仍是如此不堪一击，使日军想占哪里就能占哪里，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被激怒了，他把视线投向了延安，一度考虑拨出5个师的装备给八路，结果酿成了“史迪威事件”。
即便是国军抗战期间的唯一胜仗“台儿庄战役”，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政策的影响，以及国军内部“中央军”、“杂牌军”之间的相互矛盾，也远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
蒋介石的精锐嫡系，中央军汤恩伯指挥的二十军团，装备精良，态势有利，在战役中一直处于日军侧背，却畏敌如虎，消极避战，坐看滕县陷落，川军122师全军覆没。
一直等到坚守台儿庄的孙连仲所部和日军消耗殆尽，汤军团才在李宗仁的严令下一百个不情愿地加入战斗，但仍然行动迟缓，导致3000多日军逃离战场。
国军的精锐部队战斗力也极其低下。现在被吹上天的“昆仑关大捷”，实际情况是：
国军以精锐之师27个师25万人围攻日军一个师团一个旅团1.7万人，主攻部队10万人(包括国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的第五军)攻击日军一个大队800人扼守的昆仑关，47天没有攻下来。
1940年2月4日战役结束。18天之后，即2月22日，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台开桂南会战总结会。会上蒋介石给予白崇禧(总指挥)、陈诚(中央监督大员)降薪留职处分。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八个将军被撤职查办。
今天我们要严肃地指出：虽然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的抗战却严重失败。把失败当成胜利来歌颂，是对中华民族严重的不负责任！
全面总结国民党抗战失败的原因，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胜任的。这里只能概括几点：
第一，政治上反动。
国民党政权只代表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买办集团和大地主的利益，阶级基础极其狭窄，无法动员全民族积极投入抗战，只能靠横征暴敛和抓壮丁的方式支持战争。
第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上层精英，都有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媚日情绪，根本不相信抗战能够胜利。
前期一直希望能够妥协投降，英美参战之后又严重依赖外援。军事行动往往带有“希望唤起英美同情”的性质，没有最起码的军事合理性，经常导致惨重伤亡(如淞沪会战);
第三，腐败。
在国军内部吃空晌、盗卖军火的现象极其严重，一些国军将领甚至带着妓女打仗。在大后方重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奢靡颓废，“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倒卖战时物资，大发国难财；
第四，派系倾轧。
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不是考虑如何团结全国不同背景的军队共同抗战，而是把抗战当成是消灭“杂牌军”，建立清一色的“黄埔系”军队的机会，导致在战场上相互拆台，见死不救，一触即溃。
第五，蒋介石和国军的军事思想极其落后僵化，作战时每每以国军之短击日军之长，除了“死守”、“强攻”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战法。
美国驻华军事人员在观察了国军的“战斗”后评论到：“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蒋介石和在他控制下的国民政府及国军，垄断了全部外援，并且可以以中央的名义调动全国的资源，但未能尽到保家卫国的责任，国军取得的微小的作战成果和付出的巨大牺牲完全不成比例，严格说起来都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行为。
今天，作为反面教员，蒋介石和国军是有特殊价值的，可以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尽管今后的主要对手不再是日本，而是美国)。
所以，就让他们停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吧，那对他们是一个合适的位置，也可以发挥他们的应有作用。
如果他们被捧上神坛——如当下这样——那绝对是不祥之兆，可能预示着重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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