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寻乌，延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场景

义乌，寻乌，延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场景

陈彧之

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写下了一系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名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根来。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期”，多种社会思潮激烈竞争，马克思主义能从其中脱颖而出，既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亦在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即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持之以恒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在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我们选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个相关场景，试图带领读者由小窥大，感受真理的光芒如何照耀到中国大地。

翻译者让更多人品尝到真理的味道

浙江义乌分水塘村，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在此问世。完成这项事业的是学者陈望道。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精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有一天，母亲端来了一碟粽子和红糖，陈望道由于专注于译书，错把墨汁当成红糖，当母亲问是否还要加点红糖时，陈望道表示已经很甜了，浑然不知嘴边沾满了墨汁。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改后，于1920年8月付梓，首印一千册迅速脱销，一个月后重印。

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一步。如果说真理的味道是甜的，那么翻译者就是辛勤劳作的蜜蜂，他们从真理之花中采集花蜜，酿成甜滋滋的蜂蜜，供更多人品尝到真理的味道。

在一大召开两个月前，中华书局出版了李达翻译的荷兰人郭泰所写的《唯物史观解说》，李达在附录中撮要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唯物史观解说》在当时的流行程度，或许令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在十五年间此书印行了十四次。在一大上，李达当选宣传主任，两个月后，人民出版社成立，出版计划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丛书形式译介与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虽然由于反动力量的干扰等原因，这一计划并未完成，但李达身为主编，一人扛起了编辑、校对、付印、发行等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共出版了15种书籍，其中就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使越来越多中国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这一精密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花费四十年精力写就的《资本论》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从1928年起，王亚南、郭大力开始了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征程，十年之后，《资本论》中译本终于问世。两人译书的过程艰辛备尝，1928年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译成《资本论》第一卷，并与同在该寺打算写一部小说的王亚南结为莫逆之交，两人相约合作翻译《资本论》。对于《资本论》所批判的古典经济学，郭大力坦陈彼时“连初步的认识也没有”，他提议两人先从古典经济学著作译起。1935年，由于郭大力曾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毁于战火，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翻译《资本论》，经过多年的积淀，他们的学养无疑比那时更加深厚，并且依据的底本是从苏联来的德文本，译作自然也更精确。值得一提的是，王亚南后来完成了《中国经济原论》的写作，此书“按照《资本论》的体系和范畴来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今天当我们捧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其中闪烁的真理光芒而感到鼓舞时，不应忘记一代又一代翻译者的功劳，译书的事业一直持续至今，本身便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求实的工作作风。

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江西赣州寻乌县，毛泽东在此做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共进行了十多天，包括当地苏维埃干部、杂货店主、手工业者、贫民等不同职业与经历的十一人参与到毛泽东主持的调查会，毛泽东认真记录下他们的陈述，日后整理出了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

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工作，是在战斗间隙完成的。当了解到这一背景，再翻开《寻乌调查》时，我们将感叹于这项调查的精细。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期间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一篇重要的文献。文章开篇即揭示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理。

毛泽东在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写作此文时，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路线，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做政治报告，依旧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城市，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而，这条路真的适合中国吗?

毛泽东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的实践，令他自信中国应当走一条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在《反对本本主义》问世的同一年，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应以乡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从而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1930年，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关键一年。但真理的发现与壮大，总是离不开与谬误的激烈缠斗。倘若说真理在尚不为大多数人了解时的光芒仅仅是“星星之火”，它最终必将形成燎原之势，历史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延安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1938年9月29日，陕西延安桥儿沟，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此召开。距离上一次全会的召开已经过去了近五年，在此期间，红军万里长征到达延安、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六届六中全会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已“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从1919年到1938年，二十年过去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一再证明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

正是在延安这片热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收获了累累硕果。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一系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名篇。1937年7月至8月，毛泽东相继写下了《实践论》与《矛盾论》，从哲学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论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1941年，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的三篇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将矛头指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要求在党内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经过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正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上。这四个字得来不易，我们应倍加珍惜，永远当作“传家宝”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统领各项工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5月4日第6版，原标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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