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泰晤士报》记录的日军南京暴行

抗战期间《泰晤士报》记录的日军南京暴行

郭永虎 闫立光

摘要：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对外严密封锁消息，而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通过其驻南京记者、援引其他媒体的消息等多种方式对日军南京暴行给予了密切关注和大量报道。这些相关报道记录和证实了日军大规模轰炸平民和民用设施、屠杀中国军民、使用毒气、强奸中国妇女、抢劫等多种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宣传和舆论作用，而且在证实南京大屠杀暴行，驳斥日本右翼长期以来否认和歪曲历史事实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前后，一些留在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不仅目睹了日军南京暴行的残忍，更以“第三方”的视角报道和记录下许多真实情景。当时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就此作了大量报道。基于此，笔者以《泰晤士报》（1937年8月16日—1938年1月31日）关于南京暴行报道的历史文本为依据【文献来源于Gale集团专题数据库TheTimesDigitalArchive（泰晤士报数字档案，1785—1985），检索中心词“Nanking”。】，对其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及其历史价值作一番探析。

一、《泰晤士报》对日军南京暴行报道情况

《泰晤士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报道的基本状况，可以从相关新闻基本数据、消息来源和报道体裁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基本数据分析

淞沪会战开始后，日军即对南京进行持续轰炸。1937年8月15日，日军第一次轰炸南京。第二天，《泰晤士报》就在第10版以“空袭南京”为题进行了专门报道。从日军轰炸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基本结束的五个多月时间内，该报在第10至14国际新闻版开辟专栏对日军南京相关暴行给予了比较密集的报道。据统计，此间《泰晤士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相关报道数量达161篇，除去星期天不出报，《泰晤士报》至少一天刊登一篇相关报道。在新闻标题中以“China（中国）”作为关键词在《泰晤士报》中检索，时间界定在1937年8月16日—1938年1月31日，得到的新闻报道总量达197篇。其中与日军南京暴行相关的新闻报道为61篇，所占比例近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日军南京暴行是当时《泰晤士报》涉华新闻报道中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消息来源分析

消息来源是考察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泰晤士报》关于日军轰炸南京和南京大屠杀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首先是《泰晤士报》驻南京的新闻通讯员及特约记者柯林·M.麦克唐纳（MalcomMacDonald）的报道，这是《泰晤士报》报道日军南京暴行最直接的消息来源。柯林·M.麦克唐纳作为《泰晤士报》的特约记者，从日军开始持续轰炸南京时，就在南京采访，一直到日军向南京发动最后攻击时才乘坐美国的“瓦胡号”战舰撤离【参见经盛鸿：《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上册），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5页。】。《泰晤士报》其他通讯记者在这之前也相继离开了南京。其次是《泰晤士报》驻上海、东京、华盛顿、纽约、香港等城市通讯员通过外交等渠道获得的关于日军轰炸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再次是部分援引或转载其他驻南京等地新闻媒体的相关消息。主要包括英国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这些媒体的记者曾于1938年12月15日之前在南京开展采访，目睹了日军的许多暴行。

（三）新闻体裁分析

新闻报道体裁是了解媒体传播新闻形式的重要参数。对媒体的报道类型进行分析，可以把握新闻媒体对该事件报道的认知和特点。《泰晤士报》对日军轰炸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相关报道的体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消息类，主要是对日军轰炸南京，在南京抢劫和屠杀等暴行以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反应进行报道和分析，这是《泰晤士报》大量采用的报道类型。二是评论类，主要是编辑部和读者等对日军南京暴行和西方国家所采取的相关行为进行针对性评论，发表其看法，反映和传递《泰晤士报》对报道内容持有的立场。三是新闻图片类，图片是新闻报道的眼睛，《泰晤士报》通过发布新闻图片，比较直观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泰晤士报》对日军轰炸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量大、消息可信性强、报道体裁多元化的新闻架构，为了解和认识日军南京暴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可靠的保障和多维的视角。

二、《泰晤士报》对日军南京暴行报道的历史文本分析

（一）大规模轰炸平民和民用设施

南京被攻陷之前，日军就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日本虽然辩称，由于南京是中方一切军事行动的总基地，势必要把南京市内及周边的军事机场和建筑作为轰炸的目标。【Japan'sWar InTheAir. TheTimes，Oct01, 1937.】然而，在实际的轰炸中，南京的民用设施、难民营、居民区和博物馆等非军事建筑区域也遭到了日军的空袭，造成了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对于这些，《泰晤士报》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日军从1937年8月15日开始对南京进行持续轰炸，到1937年12月13日下午两点才宣布停止。【MoatCrossedInBoats. TheTimes，Dec14, 1937.】《泰晤士报》对这一期间日军轰炸南京相关暴行进行了跟踪式报道。其中，直接以“轰炸南京”或“空袭南京”为相关标题进行报道的就达15篇，具体如下表2所示：

1937年9月21日，《泰晤士报》记述了日军猛烈轰炸南京及其对平民造成的伤亡情况：

1937年9月20日，上海讯：今天，日军两次突袭南京。每次空袭都扔下35到40颗炸弹。据估计，这至少消耗了30吨烈性炸药，意味着它的破坏强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空袭还要大10倍……中方报告称许多平民被炸死或受伤。【Nanking TwiceBombed. TheTimes, Sep21, 1937.】

紧接着，1937年9月23日，《泰晤士报》刊登题为“轰炸南京”的文章，报道了日军多架飞机对位于南京附近难民营进行的轰炸：

1937年9月22日，南京讯：今天早上由50多架飞机构成的日军飞行队空袭了南京，下午多于15架日机又飞过了城市上空。当3颗5英担的炸弹落到成千上万百姓避难的简易临时帐篷时，至少有100多人被炸死。难民营被夷为了平地。一颗重磅炸弹掉到了南京的主要街道——中山路上，在地上炸出了一个大坑，并炸毁了位于国民党政府大楼旁的一家中国旅馆。【Bombing Of Nanking. The Times, Sep 23, 1937.】

1937年9月27日，《泰晤士报》以“对南京造成的破坏”为标题对日军轰炸密集人群地区及对城市造成的破坏状况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1937年9月26日，上海讯：昨天，日军飞机4次空袭南京，扔下许多炸弹……大部分重要的官方建筑矗立在开阔的地面上，当日军未击中目标的炸弹落到马路上或旷野里，并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落到密集人群地区的炸弹，估计造成了100余人的伤亡。日军对南京进行的大规模空袭，造成了许多漂亮的建筑物被毁坏，几百人伤亡，原本精美的城市就像月球表面一样，到处都是弹坑。【TheDamageToNanking. TheTimes, Sep27, 1937.】

为掩盖其残暴罪行，日军声称主要目标是轰炸军事建筑，但事实是南京的难民营、旅馆、密集人群地区及城市其他与军事无关的建筑都被视作轰炸对象。显而易见，它对平民和房屋的轰炸很多时候都是蓄意的，这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多有体现。比如，1937年10月20日，《泰晤士报》以“五次空袭南京”为小标题援引了来自路透社的消息，进一步报道了日军对铁路工人居住区以及城市房屋的轰炸：

昨天5架日军飞机的空袭情况，其中，3架飞机是在一个满月的黎明前进行的轰炸，另两架是在白天。……他们向铁路工人的居住区扔了8颗炸弹，炸死8个人，伤者达30多人。炸弹同样也破坏了100多座房屋，引燃了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大火。火焰和烟雾几英里之内都清晰可见。南京与浦口间的电话通信也被中断。【FiveRaidOnNanking. TheTimes, Oct20, 1937.】

1937年11月25日，《泰晤士报》又以“一天的空袭”为标题刊登了日军对城内人流较多的主要街道之轰炸：

1937年11月24日，南京讯：自从9月底以来，今天日军轰炸机第一次向南京城墙内空投炸弹。炸弹落在两个主要的街道上，炸死大约40个平民，毁坏了新国家艺术博物馆。【ADayOf AirRaids. TheTimes, Nov25, 1937.】

《泰晤士报》还不定期刊登一些读者来信，通过亲历者口述日军对南京的轰炸情况。1937年10月4日刊登了约翰·维希特（JohnWishart）给编辑的来信，其中引用8月27日孙中山纪念公园被日军空袭者扔下30多颗炸弹的报道，驳斥了日军声称其军事轰炸不会超出军用机场和基地的谎言。【JohnWishart. SunYat—Sen'sTomb. TheTimes, Oct 04, 1937.】1938年1月17日，《泰晤士报》又收到中国驻纽约前总领事杨光泩（KuangsonYoung）给编辑的一封来信，描述了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遭受日军反复轰炸，并造成大范围破坏的事实。【C. Kuang SonYong. WarDamage InChina. TheTimes, Jan17, 1938.】

《泰晤士报》不仅以文字的形式报道了日军空袭和轰炸南京的过程和基本状况，而且还在1937年9月22日第16版以“南京遭到来自空中的威胁”【NankingThreatenedFromTheAir. TheTimes, Sep 22, 1937.】为标题，专门刊登了一组反映南京被日军轰炸后的图片集，更为直观地呈现了日军轰炸南京的暴行。可以说，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内，日军对南京持续性狂轰滥炸，使南京城和南京民众遭受了重大破坏和伤亡，这实际上成为了日军对南京军民大屠杀的开始。正如美国《生活》画报著名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所言：“南京浩劫的可怕部署始于1937年8月15日。”【〔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张震久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0页。】

（二）大肆屠杀中国军民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立即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血腥大屠杀。但由于日军对南京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所以直到1937年12月18日《泰晤士报》才刊登了该报特约记者柯林·M.麦克唐纳12月17日从上海发出的文章，描述了日军屠杀暴行的一些基本情况：

周一晚上，日军打开中山门……随后，他们开始进入到安全区，发现没有任何充足理由到户外活动的人，立即击毙。日军在星期二开始有计划地搜捕任何与中国军队稍有牵连的人。他们从难民营中抓出可疑者，并将许多中国士兵捆在街上。那些愿意投降的士兵被枪杀，成为他人之殷鉴。

有可能当过军人的年轻人和许多警察被成群地捆在一起，遭集体屠杀。后来所看到成堆躺着的尸体，证明了这一点。街上横陈着尸体，其中包括一些不具有任何伤害性的老汉。……从挹江门通向江边路上，人和马的尸体恐怖地堆积在一起，达4英尺高。卡车和轿车从尸体上轧过，进出城门。【Terror InNanking. TheTimes, Dec18, 1937.】

需要说明的是，《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是记者乘船路过南京时，通过采访几位外国目击者了解到的日军在南京肆意屠杀的部分情景【参见经盛鸿：《西方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下册），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这也仅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开始。1937年12月20日，《泰晤士报》又刊登报道，概述了日军杀害平民、大规模屠杀战俘以及强迫壮丁做苦役的情况【AmericaAndJapan. TheTimes, Dec20, 1937.】，进一步反映了日军攻陷南京后不仅违背相关国际公约，大规模屠杀战俘，而且还杀害无辜百姓，强迫身体健壮的中国人做苦役等事实。对于被迫做苦工的中国人常常也是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这一点在其他媒体的报道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比如，1937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报道称，“许多被迫给日军当挑夫运送掠夺品的中国人据说后来都被杀了”【HallettAbend. JapaneseColonelisNotDisciplined. TheNewYorkTimes, Dec24, 1937.】。日军攻陷南京后随心所欲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还有很多，但随着其驻地记者被迫离开南京，《泰晤士报》无法获得更多关于日军大屠杀的直接消息。然而，仅以其所描述和记录的日军这些零星罪行，足能窥见日本法西斯的凶残、暴虐和野蛮。

（三）惨无人道强暴中国妇女

妇女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无论她们是在自己的住处，还是在大街上，甚至是在外国人的房屋内，一旦被日本士兵发现，都难以逃脱被蹂躏的命运。尽管有时留守于南京的西方人士试图制止、挽救她们，但常常无济于事。比如，1938年1月24日《泰晤士报》刊登来自路透社的消息，谈及了日本士兵从美国人的房屋中强行带走中国妇女的情形：

1月22日，华盛顿讯：美国国务院宣称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Grew）关于15起日本士兵非法侵入美国人在南京房屋的事例，以及日本士兵强制带走住在美国房屋内避难的中国妇女的行为，已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由于多方面的抗议，两个日本大使馆官员已向美国驻南京的领事做了保证，并称将采取充分的手段制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NorthChinaTariffReductions. TheTimes, Jan24, 1938.】

对于被带走的中国妇女之结果，可想而知。尽管日本方面承诺要尽可能地避免这类事情的出现，但侵害外国人的权益，强暴中国妇女的罪行仍在继续发生着。《泰晤士报》1938年1月29日刊登以“美国外交官遭殴打”为标题的报道中这样描述：

据1月28日华盛顿方面的消息称，（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阿里森的报告解释说，他和另一个美国人查尔斯·里格斯（CharlesRiggs）先生，忙于调查一名中国妇女被日本士兵从美国人在南京办的金陵大学中带走并遭强奸的事件。他们陪着那个妇女来到一些天主教牧师先前所居住的地方，以便找到和认出强奸她的人。一个日本士兵抓住了那个妇女，而当我们两个人正在讨论是否追上去阻止其行为的时候，那个日本士兵急了，就向门外推阿里森先生，还打了他一个耳光。而且，里格斯先生也遭遇了同样的对待。【AssaultOnU.S. Diplomatist. TheTimes, Jan29, 1938.】

类似日军士兵在南京胡作非为、强奸中国妇女的事例还有很多。身处南京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士目睹了多起日军变态和淫虐的暴行。《泰晤士报》的报道仅仅反映了事情的冰山一角。

（四）悍然使用毒气等化学武器

违反相关国际公约，使用毒气弹，是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又一灭绝人性的暴行。对此，《泰晤士报》也有所报道。比如，1937年10月15日《泰晤士报》以“毒气报告”为小标题刊登了该报记者来自日内瓦的消息：

10月8日至10月11日之间，日军在中国的各大战场上使用毒气和爆炸性子弹，并对火车站和载有乘客的列车进行了轰炸，这已引起了国联卫生组织常驻中国代表的注意。

与其同时，南京红十字会医院首席医疗官艾丁格（Ettinger）博士和国联卫生组织代表波尔西（Borcic）博士还共同签署了一个报告，描述了毒气给送到医院治疗的中国士兵产生的伤害。在报告中，他们指出这种毒气属于芥子气类。【Epidemics InChina.TheTimes, Oct15, 1937.】

很显然，《泰晤士报》刊登和记录的这一毒气报告是由当时身在南京的外国专家签署的，有着很强的说服力。它同2000年南京市江宁县李开成捐赠的侵华日军遗弃在南京的防毒面具专用箱，以及1999年时任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到日本广岛一毒气资料陈列馆参观时，据馆长村上初一介绍的“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曾使用过一种毒气弹。这种毒气弹呈圆柱型，便携式样，分大、中、小三种型号，专门用于小范围内杀伤人员”【朱成山：《日军曾在南京使用毒气弹》，《光明日报》2000年1月28日。】等事实，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在南京残忍地使用毒气弹的铁证。

（五）肆意抢劫

抢劫是日军攻占南京后的重要罪行。对日军的这一暴行，《泰晤士报》给予了相应关注与报道。1937年12月18日，《泰晤士报》以“护士被抢劫”为小标题专门刊登了日军在南京抢劫的状况：

毫无怜悯和仁慈。恐怖吞噬了人们的一切希望。日军沿着主要街道进行逐屋搜查，开始大规模地抢劫财物，他们破门进入商店，抢走手表、钟表、餐具和其他一切易带走的物品，并威胁苦力给他们挑运掠夺来的东西。他们闯进了由美国人所办的金陵大学医院，抢走了护士的手表、钢笔、手电筒，搜查房屋，洗劫财产，并且他们抢走汽车，撕掉了挂在车上面的美国国旗。外国人的住宅被侵入，几家德国人的商店也遭到抢劫。【Terror InNanking. TheTimes, Dec18, 1937.】

从《泰晤士报》的报道来看，日军在南京不仅掠夺中国人的东西，而且也闯进外国人住所和商店，抢劫西方人的财产。1937年12月20日《泰晤士报》又以“证据确凿”为小标题刊登了日军到外国人房屋内抢劫的一个典型。报道称：

《纽约时报》驻南京的通讯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F. TillmanDurdin），其同另一个美国人一起，在美国大使的厨房里，遭遇几名日本士兵，于是要求他们离开。日本兵面露怯色，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他们仅仅抢走了一个手电筒。【AmericaAndJapan. TheTimes, Dec20, 1937.】

日军在南京不断侵害西方国家利益的行为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不满，促使其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日军的抗议。《泰晤士报》在1938年1月15日以“美国再次向日本提出抗议”为小标题刊登了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据1月14日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得知，今晚美国国务院宣称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对日本士兵继续抢劫美国人财产的情况再次向日本权威部门提出抗议。

今天，美国驻南京总领事报告称日本士兵没有任何通知，也没有任何理由，就继续进入美国人的房屋内，将员工赶出去，搬走里面的物品。他的报告中提到的员工很可能是中国人。因为这里没有谈到美国人的干涉。【ChinesePeople'sPlight. TheTimes, Jan15, 1938.】

《泰晤士报》对日军在南京肆无忌惮地抢劫的报道，记录了南京民众以及住在南京的西方人士遭受日本侵害的过程，充分说明日军在南京抢劫暴行的国际强盗性质。

通过分析《泰晤士报》对日军轰炸南京和南京暴行报道的历史文本，可以窥见日军在南京陷落前后灭绝人道的暴行以及当时整个南京城被恐惧所笼罩的真实情景，对于证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具有重要价值。

三、《泰晤士报》对日军南京暴行报道的文献及史料价值

《泰晤士报》对日军轰炸南京和南京暴行的记录和报道不仅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而且作为记录和证实日军南京暴行的第三方史料，驳斥了日本右翼否定和歪曲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谬论。

（一）较早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对中国军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等暴行的同时，还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因此，在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和中国的新闻传媒除了获得由日本新闻媒体发出的所谓“南京一片祥和”的报道之外，基本上得不到其他任何真实消息。然而，12月15日，《泰晤士报》的特约记者柯林·M.麦克唐纳在换乘美国炮舰“瓦胡号”前往上海时，途经南京遇到刚登船的德丁、司迪尔、史密斯等西方记者，从他们那里询问和了解到日军在南京的许多暴行，并根据他们的讲述，很快写出了稿件。【参见〔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毛良鸿、朱阿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12月17日一到上海，他就将该新闻发往《泰晤士报》。1937年12月18日，《泰晤士报》以“恐怖的南京”为标题报道了这篇新闻，详细描述和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抢劫等残暴行径。在较短的时间内，《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迅速被欧洲各国、上海租界和中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比如，1937年12月18日，上海租界的中文报纸以题为“南京的命运”译载了《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甚至，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向日本驻北平参事官森岛通报英国新闻媒体“12月18日前后报道主要内容”时，也重点介绍了这篇报道【参见经盛鸿：《西方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下册），第359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泰晤士报》的报道对当时舆论的影响。另外，《泰晤士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为中国新闻传媒、政府和人民了解日军暴行提供了重要的渠道，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

（二）以第三方视角记录日军南京暴行，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从日军开始轰炸南京到其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泰晤士报》通过驻地记者撰写新闻稿件或援引其他媒体的消息等多种途径，报道和记录了许多真实的情景，是以中立者的身份见证、展示和揭露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第三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对于第三方文献的独特作用，有研究者指出，它“是继续深化和推进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是破除各种否定或变相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重要证据”【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真实与理性》，《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日本翻案派代表人物铃木明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也承认，“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国的资料是最可信的”。尽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来为日军罪行翻案，但却折射出《泰晤士报》等第三方文本在开展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的珍贵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泰晤士报》记者在南京沦陷之前被迫离开了南京，而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又基本上都在市内，对于郊区的暴行和惨状并不完全了解。因此，《泰晤士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和记录只是一小部分，是不完整的，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共同建构起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第三方史料，发挥其在呈现南京大屠杀全貌中的史料价值。

（三）证实侵华日军南京暴行，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真相的谬论

对于日军暴行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早有公论。但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不思悔改，反而以各种方式叫嚷南京大屠杀是“虚构”，是中国制造出的“谎言”，否认和歪曲日军南京暴行的事实。特别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篡改教科书案，把“侵略”说成是“进入”，日本右翼的活动愈加猖獗。2000年以来，他们又不断通过电影宣传、公开集会等方式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2014年2月16日，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又以“‘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是正确的观点”为题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罪行，等等。然而，日本右翼分子的这些歪曲编造的主张和观点，在《泰晤士报》等媒体报道和记录的日军大规模轰炸南京、违背国际公约使用毒气、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丧失人性的强奸等真相和铁证之前，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并且，从一定意义来说，它恰恰说明了日本右翼势力才是真正的谎言制造者。历史从来就不曾消失，历史从来就不该被遗忘。《泰晤士报》以第三方文本记录和证实的日军南京暴行的事实，不仅保存了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悲惨的一页，而且也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否认和歪曲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谬论。 

（本文作者：郭永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闫立光，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吉林长春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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