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疆之思：新疆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为谁而作？

治疆之思：新疆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为谁而作？

凯末尔是新疆的民族英雄？

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可能对此都会撇之一笑：怎么可能！因为凯末尔（全名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因创建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土耳其共和国，领导土耳其走向现代化之路而被誉为“土耳其国父”，他出生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爱琴海城市萨洛尼卡（今属希腊），究其一生，和新疆都没有什么关系，怎么可能是“新疆民族英雄”？！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种谬误竟然真的出现在21世纪的新疆中小学教育之中，并且为时不短。事实上，如此“出乎意料”的事件，与“雷锋是小资”“黄继光不是光荣牺牲”“江姐是叛徒”……等众多事件一样——折射出当下中国历史教育中的众多问题。

为了避免类似谬误的延续和再生，中央决定做一次彻底的教育调查和国民教育体系学校通用文史哲教材（中小学则是语文、历史和政治）的审查活动。并于今天(2017年5月6日)，在北京召开专门的工作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对此，有人可能会质疑：“至于么？”有的甚至嗤之以鼻：专制！

事实上，这完全必要。因为这不仅事关我们的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新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问题，更关系到千千万万人们的未来和幸福。

“一件事情往往有多种选择，而历史知识会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认为，对于当今社会来讲，历史学家是否会像密特所说言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起着一种权威的作用”，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历史研究与教育对于当下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必须面对过往，但是历史教育者和历史研究者绝不能只见过往。

近些年来，受到新清史等一些新兴历史研究流派的影响，中国历史——特别是边疆历史的研究中，满清与华夏、突厥与中华、游牧与农耕……，一个个色彩迷人的新历史图景，跨过自然地理的、文化心理的和政治国家的边界，走进越来越多的人眼中，拨动着越来越多人的心弦。众多新颖的描述、鲜活的资料和细微的考据之中，对立与同一、分离与统一的政治问题凸显出来。不少人从他者的历史界划中，找到了“与华不同”的依据：既然“凯末尔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我们就应当追随英雄，“尊重历史，给我自由”“我是突厥，当有斯坦”也成自然。更有甚者，明明生于、长于、得益于中国，却用笔墨公然宣称：“我的血缘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你们不懂——伊斯坦布尔更是我们的首都”。

放眼当下，“一带一路”带与新疆千年难遇的腾飞良机。然而，对外开放与交流的增多必然带来更多思想文化的冲击。新疆的开放该如何面对冲击？面对多种新观点、新理论，我们又当如何评价和解说历史？面对信息爆炸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该如何进行历史教育和研究？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学术问题。

事实上，早在180年前，马克思在研究历史之时，就发现，历史研究与教育永远不可能摆脱现实。无视现实的社会，远离感性的日常生活，无论是自由、人权、博爱，还是法律、道德、宗教和哲学，“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从近十年的新疆现实来看，一句流传甚广的谬误（“凯末尔是新疆人民的民族英雄。”）影响未必小于“三本书”。

灭人国者，必先亡其史。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更不容许乱涂历史。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吾心甚明：我们的课堂绝不能培养乱我新疆的叛逆者，更不能培养乱我中华、亡我中国的掘墓人！为此，特奉个人点滴思考，不求首肯心折，但求无愧吾心。

一、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为何而作？

不少人以为，历史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律研究不同，不问世事,与百姓生活无关、与当下社会无关。在他们眼中，历史研究就是从故纸堆中找故事、在考古料里扒新鲜，历史教育就是讲事实。

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其与现实生活有着巨大联系。当然，现实当中，历史研究确实存有不少只问典籍史料、不问世事时势的情况。因此，不仅不少普通民众会有“历史研究与我无关，学习历史无甚意义”的想法，而且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也会“历史研究不问时势，历史教学就是休闲聊天”的言论。甚至一些历史专业的学生也会有此念头，结果，使造成更多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误解。

事实上，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不仅与世事相关，而且与时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关键期，已经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如今，我们不仅需要解决经济“三期叠加”阶段的诸多任务，而且面临国内国际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多种矛盾问题。

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问题，首先需要我们认清形势，直面其难。从国内来讲，党和国家面对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凝心聚力，让亿万万中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面对诸多矛盾问题。其次，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我们必须要有国际的理解和支持。比如，中国道路前行和中国梦的实现，没有全国人民的认可与实践，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一带一路”愿景规划目前仅仅是个开始，离成功现实尚有巨大差距，没有沿线的国家、地区的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绝不可能推行和完成；打击暴恐，维护国家统一，同样需要国际理解与合作。

事实上，无论国内和国际，今日的问题皆为过去的积累和生成。因此，解决它们自然离不开历史的研究，不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就不可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正如习主席在其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言，“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

通过历史的研究和介绍，让更多的人民、更多的国家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的现实、中国道路和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与梦想，明白“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的道理，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所以，真正的历史研究绝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积和考古发掘。历史研究和历史研究不仅与现实的感性生活紧密相联，而且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神圣使命。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我们除了熟读经典，做好理论研究之外，更要关注现实，理论联系实际地思考问题，用历史的智慧和个人理性的思考为现实感性的生活服务，让我们的研究成果经得起现实的考验，真正成为可以书写历史的劳动。

二、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如何去做？

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需要对历史的梳理，更需要现实的观察。在我看来，如何观察现实的问题应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课题。

毋庸置疑，历史科学和其他一切科学离不开纯粹的理论研究。但是，科学研究更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因为，各个学科的预期理想目标和现实都不可能完全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更是如此。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问题，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中国梦与现实的诸多矛盾问题不重视，或者虽然重视但是应对的方法不对，就会导致矛盾恶化，甚至可能集中爆发，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乃至灾难，威胁中国道路的前行。诸多矛盾问题不是当下才有的，更不是现时所能解决的。许多现实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必须在梳理历史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真正解决的办法。譬如，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认同问题，南海和新疆所涉及的国家认同与安全问题等等。它们有的是社会发展自身必然带来的客观问题，有的则是认知偏失和理解误差的主观认识问题，其中不少是多原因交织的复杂问题。

历史证明，一旦历史书写与解释出了问题，历史记忆与政治和文化认同就会出问题。近些年来，有人借助不同族裔群体居民的体质体貌、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差异，否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事实，否认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宣称，中国历史书籍和学校教育所用的教科书，“都是捏造历史”，因为它们“不是本民族学者撰写”“不是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书写”“没有科学性”；有的人则将个别历史的细枝末节无限放大，并以此来否定已成公论的历史判断；还有一些人则用所谓“普世价值”或“人权标准”，量裁以往数千年的历史事件。不仅如此，一些人在否定历史的同时，还借人们对母语的天然亲近感，用少数民族文字编撰所谓“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并将“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思想揉入字里行间，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普适主义和极端群体思想。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常常利用普通百姓淳朴的感情，借助这些文本中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民生矛盾问题，点燃“民族”“宗教”之心的仇恨、暴力之火，实施恐怖分裂之行。

对于这些，目前还缺乏真正切实有效的坚决回击。一方面，现有的教科书编写确实客观存在着内容选择、文字表述和语言选择等不少问题，易授人以柄；另一方面，不少承担历史思想文化教育的工作人员，受到自身素养和知识结构的影响，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问题本身存在有认知偏差，结果就会出现要么不敢讲、要么讲的有所偏失的状况，给人以乘隙而入的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从历史入手。

除了理论和技术方面的两个问题之外，我们研究现实社会科学问题，还必须要认清一个历史事实，即：新疆是中国神圣不可分裂的领土，一旦占1/6国土面积的新疆的稳定和安全出了问题，“新丝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就会出问题，核心区的建设出了问题，“一带一路”的愿景肯定就难以实现。一旦新疆被分裂，国家不完整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然会付诸东流。

简言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简单的玄思冥想，历史科学研究是这些学科的基础，根本的宗旨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认知和改造世界。别有用心之人或敌对势力可以借助历史书写的问题做文章，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当然更需为解决上述问题去做努力。这需要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传统的文本、文献研究走入到现实社会问题中去，为解决中国现实的重大问题服务。为此，我们应该在鼓励更多人，以多领域、多角度、多种方法的研究去做针对现实问题的“务实”研究，通过考古发掘、文献梳理、细节考据、科学论证和自然科学的实验证明等多种方式方法，构建针对现实问题的全方位历史研究，以立体的主动出击去回应各种威胁国家认同和安全的歪曲与攻击。这不仅需要学术的责任和研究的立场，更需要学术的功底、理论的空间、研究的自由和时间，静心研究的学术才能发现真正的历史。以此为基，施之以坚持不懈的教育，“让历史说话”才能真正发挥其基础性作用。

灭人国者，必先亡其史。我们的学校和教育绝不能培养乱我新疆的叛逆者，更不能培养乱我中华、亡我中国的掘墓人！

——本文主要内容刊于《中国历史评论》第11辑（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特辑2015.10，P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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