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势判断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决策中，围绕争取国际承认、争取国际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等问题，毛泽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形势判断。他准确地把握了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联合苏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帝国主义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援助，也决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他强调美国在反苏背后独霸世界的意图，认为美国要进攻苏联，首先要压服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国家。这些判断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和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战后全球战略的产物，其奉行扩张主义和遏制政策的基本立场与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针锋相对。“等待尘埃落定”更多的是说明美国不得不接受蒋介石失败的现实，但并不等于美国会彻底放弃它的反共盟友，它与中共接触主要是为了在中共和苏联之间打“楔子”，以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美苏在远东的战略意图与这一地区民族民主运动的诉求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得十分复杂，而中国很难在安全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绝缘自处。朝鲜战争的爆发就证明了“一边倒”战略的前瞻性。

　　1949年春夏，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决策。这些方针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新中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开创新型外交关系的重要思想和战略指导，对新中国外交乃至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几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些外交方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近些年，国内研究时而会出现一些“新论”、“新认识”或者“反思”等等，其中有观点认为，新中国不应挑战世界秩序，而应照顾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尽量争取广泛的国际承认和西方国家的援助;新中国在战略选择上有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空间，但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边倒”或过早实行了“一边倒”政策，结果没能抓住美国对华政策的过渡期以及与美国和解的机会，导致了中美对抗等等。上述设想对应了新中国外交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承认、援助和安全。本文拟围绕这三个问题，立足对中国、美国和苏联三方文献档案的梳理分析，将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美、苏对华政策进行对比，以期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对这些评价做出回应。

　　一

　　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实现和巩固国家的完全独立，为全面恢复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争取国际承认、国际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在当时的背景下，影响新中国做出决策的主要有两个决定因素：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目标，要求决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独立自主;二是国际、国内形势，要求能充分认识自身条件、对外关系和外部环境，确定联合的对象和威胁的来源，从而占据主动。也就是说，在考察新中国外交时，首先需要考察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与外国的关系，主要是与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不是军事政变一夕促成的，而是几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成果，是在解放区地方民主政权的基础上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推进而最终建立起来的。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援助问题出现的时间最早。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中国革命争取外援的早期实践。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国革命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做出了“这种形势已经改变”的判断，他提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外援：“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和美国是援华的两个主要国家。考虑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已上升为全球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而苏联自身重建任务繁重等因素，中共曾寻求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期待美国能对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发展和国家建设提供帮助并发挥积极作用。1944年，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谈话中提出了中国人民关心的三大问题：第一，美国是否有回到“孤立主义”从而对中国不感兴趣的可能?第二，美国政府真的关心民主，关心世界民主的前途吗?例如，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想使中国的政府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第三，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是否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将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抱什么态度?

　　美国是如何回应上述问题的呢?它彻底摒弃“孤立主义”，转而奉行“全球主义”，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向全世界推行扩张政策，谋求建立和巩固其“世界领袖”的地位。美国视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安全和秩序重建中最重要的盟友，希望中国能统一在一个亲美政府之下，实际上是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以有效遏制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扩张。在美国看来，让共产党在国共之争中获胜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扶持、援助国民政府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已成为既定方向。这样，美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干涉中国革命的道路，在美苏冷战风云下，美国的扶蒋“调停”压共很快就演变为扶蒋内战反共，彻底站到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华政策上采取与美国妥协、合作的基本策略，承诺不支持中共而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以确保其在《雅尔塔协定》下获得的在华权益。由于美国将苏联排除在对日占领之外，苏联更加重视中国东北在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而美国在华直接派遣美军帮助蒋介石抢占恢复地盘的行为，又增加了苏联对美国威胁、染指其在东北势力范围的担忧。为牵制美国和倒向美国的蒋介石政府，苏联为中共及其武装力量进入东北创造条件，并移交缴获的日军大量武器装备给中共。

　　尽管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谨慎而有限度的，但已使中共看到了利用东北特殊地缘优势争取苏联扩大援助的可能。从1947年到1948年，在国际冷战格局形成的同时，中国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开始从战略高度谋划联合苏联的前景。1948年初，除少数几个大城市外，人民解放军已基本控制东北全境，东北不仅将成为大决战的首战之地，而且面临迅速恢复经济、为解放全国提供后方保障的迫切任务。因此，毛泽东改变了进入东北初期关于“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的命令，积极主动地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言，中共毫无管理经济的经验，无法管理旧城市极其复杂的经济，为此，请求苏共中央派专家团到中国解决经济任务，并在已解放的地区修复铁路。

　　面对新形势，苏联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48年5月，斯大林批准派遣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前往中国东北，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和抽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的命令。他指示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任何偶然事件都不会吓倒我们。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和资金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苏联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1948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未来苏联援助中国的形势做出判断：“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

　　就在几天前，即9月8日，林彪曾致信斯大林，说明东北在恢复铁路运输和工业企业方面缺乏金属、设备、材料和有经验的干部，提出为制定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希望苏联能派一批专家来华援助，包括计划专家、国民经济专家、各类工业专家、财政专家、军事铁路学校教员、工业学院教授等至少100名以上的各部门专家。这封信再次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后即将面对的新任务、新问题，中共要担负起城市接管、经济建设、国家管理的重任，却缺乏资源，尤其缺乏经验和人才。

　　苏联大力帮助完成东北铁路干线的恢复和运营，并同意毛泽东关于帮助修复华北铁路的请求，但拒绝此时派遣专家小组。斯大林对援助中共还存有很大顾虑并坚持谨慎行事，他怀疑毛泽东不过是另一个铁托，将来会与苏联利益背道而驰，而且还顾忌美国的反应。1949年1月，斯大林派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西柏坡了解情况。毛泽东、刘少奇等与米高扬进行多次谈话，全面详细地介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关于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间清楚表明了中共的亲苏立场、向苏联学习的愿望以及站在苏联一边的决心。

　　米高扬的访问使斯大林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进一步明确了支持中共的政策。随后，苏联加大了援助中共的步伐和力度，中共也坚定了联合苏联的决策。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时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共必须要尽快落实苏联是否会承认新政权、是否会提供全面援助等重大问题。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第一天会面，斯大林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提供3亿美元贷款，派遣专家，帮助清除上海外围的水雷、建立舰队、开辟中苏空中航线，以及帮助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并提供歼击机，等等。斯大林表示，苏联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中国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他还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解放新疆。为确保刘少奇访苏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对苏联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于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在之后的中苏会谈中，斯大林承诺，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予以承认。8月25日，完成出访任务的刘少奇返抵沈阳，随同抵达的还有科瓦廖夫和220名苏联援华专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

　　二

　　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支持和对新中国提供全面援助的承诺，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结盟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反过来中苏结盟又保障了苏联全面援华承诺的兑现。同一时期，新中国是否有可能争取美国的援助呢?毛泽东给出的判断是“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的想法是“幼稚的”，他以孙中山的革命经验为鉴，指出帝国主义是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援助的。

　　那么，美国是否有意愿或可能为新中国提供援助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是解决中美之间的承认问题。承认问题是由中国革命所导致的旧政权的推翻和新政权的建立而产生的，这种政权更迭并不会改变中国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在国际法实践中，承认标准主要依循有效统治原则，也就是说“一个政府事实上控制了这个国家，并受到大部分居民习惯上服从并有长久存在的合理希望，可以说代表这个国家，因而有权被承认”，不过，“遵守国际义务的意愿经常是新政府自己寻求承认和其他国家给予承认所提及的一个因素”。

　　争取国际承认，就是要争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和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沈阳等大城市解放后出现的外国使领馆和侨民等涉外问题，其性质就是承认问题。对此，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将承认问题由新政权的单向“被承认”变成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承认，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与“另起炉灶”直接紧密关联的是如何处理旧中国的“国际义务”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并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毛泽东主张应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而对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也就是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上述方针的目的就是要“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从而使中国彻底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并为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创造条件。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明确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再次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中共关于建交的原则是否会被美国接受呢?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早在外交问题列入中共筹建新中国的议事日程时，美国也已在考虑该如何面对中国的局势变化。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美国不得不接受其“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政策破产的现实，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对华政策》文件指出：美国提供的援助已不足以阻止共产党的推进，更不用说去扭转战局了，“全面援助”等同于公开干涉，将增加对干涉者的抵抗，而越是公开干涉根深蒂固的中国革命，在政治上就会陷得越深，中国人民就越会把国民政府看做是可耻的傀儡政权，美国的任务就越艰巨，干涉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因此，文件认为，美国的近期对华政策应采取下列措施：继续承认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消亡后，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对承认问题做出决策;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1949年1月，美、英等国开始磋商承认人民政府的问题。同月，为了获得在华处境转圜的自由和维持在华立足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使领馆拒绝了国民政府南迁广州的要求，继续留在南京。刚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等待尘埃落定”比喻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

　　这里所谓旁观、等待反映的不过是美国在华进退维谷的窘境，将其设想为美国与中共和解的机会，是脱离历史实际的。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产物。为捍卫“自由世界”和保障美国安全而发起的对苏联的遏制，其核心任务是“防止共产主义蔓延”，这是扶蒋反共政策的根源。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在世界的扩张、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严重影响了美国的未来安全”。1949年8月美国发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被看做是弃蒋宣言，但同时也清楚地表明美国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大战略下不可能改变对中共的敌视立场。

　　第二，美国接受蒋介石失败的现实，并不等于彻底放弃它的反共盟友。同样的，美国拒绝对蒋继续承担“全部义务”，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全部解除了对蒋的“义务”。为了不“挫伤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并确保其继续抵抗，也为了避免损害它所援助的其他亚洲反共政府对美国的信任，美国一直坚持对“国民政府”的“继续承认”政策。美国拒绝对蒋介石增加新的援助，是因为这样做：(1)是无效的;(2)最后只能增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3)可能最重要的是，将巩固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维持其关于中国与苏联利益与共的错觉。但这并不妨碍美国继续实施《1948年援华法》，杜鲁门的决定是“既不暂缓或终止也不着力推进对中国军援物资的运送”。1949年4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决议将已到期的《1948年援华法》延长期限至1950年2月，规定“对于中国的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予以援助”。

　　第三，美国与中共接触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与中共和解，不如说是为了在中共和苏联之间打“楔子”，以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美国不是要表达真诚、友好、平等的善意，而是不甘心中国脱离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的决策者相信：要十分技巧地运用好“恐惧和恩惠”，就可以影响新政权对美国的态度，要让美国的力量得到重视而非轻视，由于运用军事力量需要付出高昂代价，所以最有效发挥力量的途径是通过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形式。因此，承认问题就被美国看做是可以对中共讨价还价和施加影响的砝码与杠杆。即使主张与中共接触的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也坚决主张对新中国“不主动”、“不急于”给予承认，而且这种承认还是“事实上而不是法律上”的承认。1949年5月13日，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承认一个新政府应依据三个因素：(1)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且能维持公共秩序;(2)有能力和意愿履行其国际义务;(3)得到该国人民普遍赞同。艾奇逊指出，国际法认为“在没有撤销对合法政府承认的情况下，承认事实上的当权者可以是合法的”，但要考虑到“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事实上的当权者，在政治上将鼓励共产党而挫伤国民政府”，美国在共产党不做出履行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不准备给予共产党以“法律上”的承认。显然，美国的政策与中共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方针政策是错行和针锋相对的。

　　美国不仅极力争取其他相关国家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与美结成联合阵线，而且还要求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配合美国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1949年3月，杜鲁门批准的NSC41号文件确定：应建立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禁止向共产党中国出口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物资，重要的工业、运输和通信物资和设备需经严格筛选并仔细审查，以防这些商品出口到苏联、东欧和北朝鲜。美国向英国一再强调，西方国家不能放弃对华出口管制这一可以影响中共政权走向的“最有效手段”。

　　至于司徒雷登在与中共接触时抛出的“援助”牌，不过是他个人的外交伎俩，而非美国政府的实际意愿。此时的美国对外援助是为遏制共产主义战略服务的政策工具。1949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共同防御援助法》，在1949~1950年财政年度中，其军事援助对象包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希腊、土耳其和伊朗，南朝鲜、菲律宾，以及“泛指中国地区”即非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和东南亚的非共产党力量，总额7500万美元。。至于同期出台的对“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清楚说明：“第四点计划”是美国“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是和美国“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可以说，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并非美国援助的对象。即便有这种可能，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对中国的援助无疑具有强烈的独占性和排他性。而就新中国成立时的情形看，苏联援助中国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三

　　有论者认为，朝鲜战争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处于一个过渡期，并不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的意图。参见隋涉英：《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这一判断的结论与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些民主人士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应选择对苏联的“一边倒”，因为这样对于美国来说“太刺激了”。

　　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回答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他打比喻说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因为“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如果说上述判断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认识，那么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则更多的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形势的分析。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是想独霸世界”。可以看到，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苏遏制政策如影随形的是美国的扩张政策，也就是干涉、侵略和战争政策。这一政策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后进一步得到加强。

　　美国扩张政策在中国的失败意味着它要在远东其他地区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予以抵消和制衡。早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基于冷战需要和对蒋介石失败的预期，美国开始对其亚洲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转而扶持日本充当其在亚洲遏制苏联的新据点，并提出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设想。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清晰地描述了这一设想：“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把太平洋视为是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弯回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美国将安全防线从本国西海岸推进到中国东海岸，对中国而言，是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呢，还是战争和军事威胁?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正式公开发表声明说：美国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寻求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也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的局势，而将遵循不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或咨询意见。1月12日，艾奇逊在其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演讲中再次公开确认了美国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的太平洋防线，对于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其他地区，他声称“没有人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攻击”，“这样的保证是不明智的或不必要的”。上述表态被看做是“弃台论”的明证。但是，这种论点的片面性在于它忽视了美国奉行扩张主义和遏制政策的基本立场，忽视了美国亚洲政策的两面性、复杂性和对抗性。

　　台湾在美国对华政策和安全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奉行“通过外交和经济的手段”阻止共产党取得台湾和继续承认“国民政府”的政策，已经与台湾建立起紧密联系。从政治上而言，台湾是美国留在中苏关系中的关键“楔子”。出于不愿直接军事干涉中国革命的相同考虑，美国也不愿对台湾采取军事占领的措施或承担“保卫”台湾的“义务”，它表现出对台湾没有“侵略”和“分裂”意图，希望借此凸显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省份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事实”，从而激发中共和中国人民反对“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在苏联的长时间滞留，使以艾奇逊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派认为可以加以利用来分化中苏。在军事上，台湾的地理资源条件决定了它对美国防御岛链的战略重要性，其地位在共产党控制中国大陆后进一步上升，这是美国军方反复强调的意见。无论美国希望台湾发挥哪种作用，在其冷战思维中，台湾问题早已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不是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而是共产主义的进攻和扩张，如果获胜会在亚洲演变为“一连串的灾难”。

　　美国划出的太平洋防线与其说是防线，不如说是遏制苏联扩张的底线。艾奇逊的演讲清楚地说明，美国对(南)朝鲜负有直接责任，如果抹杀美国在朝鲜半岛已付出的努力，在建立这个国家的大业中半途而废，是美国亚洲利益“彻头彻尾的失败”。而此时，斯大林正背着中国酝酿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转而由防御改为进攻。美、苏的战略意图与远东国家民族民主运动的诉求，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交织在一起，使这一地区的矛盾变得更为尖锐和错综复杂。由于地缘关系，新中国很难在安全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绝缘自处。

　　艾奇逊对杜鲁门声明中“目前”一词的解释是：如果美国的势力在远东遭到攻击，它“必须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保卫其安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杜鲁门推翻了他在1月5日的声明，声称“共产党占领台湾，将会对太平洋安全和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为此，他“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同时监督“台湾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攻击”，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这样，美国政府不仅公然派军队入侵台湾，还公开抛出了它谋划已久的“台湾地位未定”论。10月7日，美军不顾中国方面的严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根本改变了朝鲜内战的性质。

　　当战火逼近中国边境，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时，中国必须为保家卫国而战。朝鲜战争的爆发证明了“一边倒”战略的前瞻性，中苏结盟为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对抗提前“请好了一个帮手”，占据了主动。“一边倒”的实施还使中国以最小代价解决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而且对迅速实现新疆和平解放和防止分裂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当时的判断和决策符合中国革命和国内外形势的历史要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要解决争取国际承认、争取国际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联合苏联是必然选择。“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者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有机整体。三大外交决策的历史贡献是使中国在大国强权政治称道的冷战格局下，不但赢得了国家独立，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而且巩固了新生政权，保障了国家安全，扩大了国际影响。三大外交决策背后的强大支撑是中华民族“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三大外交决策所指向的道路是毛泽东所宣告的“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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