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也：毛泽东与“帝王思想”---请教谢泳教授

　　毛泽东与“帝王思想”

　　——就《沁园春·雪》请教谢泳教授

　　马也

　　一

　　美国折腾苏联，永恒的主题，是摧毁苏联人的“列宁情结”。为此专有“哈佛计划”。不知道属于这计划的一个部分，或者姊妹篇呢，还是另起炉灶，中国出来一派人，挖空心思的事业，是摁倒毛泽东。

　　这事业近些年的承续，是说好端端一个中国，让毛泽东闹得死人几千万，遍地简陋的地震棚，穷到没有美元，去支付副总理往联合国开会时候吃饭住店的经费，“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因此，立志“删除1949”。

　　人们便茫然，待到想要信以为真，忽然发现，自己生活的起点，其实处处刻着“毛泽东”。——一个抹不黑、压不垮、砸不扁、拆不散的党，一支1840年以来唯一地击败所有帝国主义侵略者却孝敬百姓如父母的军队，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种正义、真诚、平等、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道德和民族精神，一种世界各国敬重的国际地位，一种一切为了人民大众的制度建设。凡此种种，没有一项，可以离开毛泽东。

　　以权谋私、涂脂抹粉、胡扯海吹的时候，也就罢了;天灾人祸一到，山崩地裂，国家和民族即便为着生存，还是想起毛泽东、搬出毛泽东。那真有一想就灵、一搬就灵的神力。连说句有点份量的话，也还要背诵毛泽东。

　　在百姓的心里 ，毛泽东从来就是不落的太阳。

　　没有大事，就找点小事。小事也找不到，就编造点什么事。摁倒家的文章，渐渐做到毛泽东“身边的女人”，和他侵吞自己的稿费。先生之志可谓大矣，却实在已经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捏造得不着边际、无影无踪，终于求荣取辱，徒然展出的，只剩了自己的下作和无能。

　　二

　　这一回，挂了“五四”传统的好招牌，算得上雅，算得上理性，何况有曲曲折折、闪烁其词编织的麒麟皮。

　　文出于还有点名气的谢泳。题目是《关于〈沁园春·雪〉的两则史料》。首发于2008年5月7日《南方周末》。一周以后，5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头版头条转载，题目变为《知识分子与帝王思想》。

　　两则史料，一则摘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说王芸生把《沁园春·雪》抄给傅斯年，写了这样一封信：“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

　　另一则，摘自《新文学史料》新刊经人整理的吴组缃日记：“昨日《大公报》转载毛泽东填词《沁园春》一首……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

　　谢泳的评论是：

　　吴组缃早岁出身清华，受过自由民主的教育。作为“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

　　对于帝王思想极其敏感，“五四”的影响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特征非常明显。当年闻一

　　多、金岳霖等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就是看到《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精神挑战，在思想上产

　　生了对蒋介石的反感。闻一多曾说过，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公开向“五四”挑战。“五四”精神到

　　底是什么?也许可以作为学术对象争论下去，但科学与民主精神确实对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

　　巨大影响，那种影响不是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有时候是类似于宗教的一种情感。一切反

　　科学和不民主的东西，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很难引起共鸣。有时候对一首词的传播经历和评价中，

　　可以看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可惜这个感受到了后来无法表达了。

　　因特网传有谢泳署名之《重谈沈崇案》，不知道可是眼前这位谢泳。治学为文，遣词造句，如出一辙，演示的是揭开“沈崇案之谜”的新的“历史视角”——美国兵强奸沈崇，是共产党策划的“政治阴谋”，那女学生是奉命色诱美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共有意识地参与和利用了沈崇案”。这又是来自哪个地沟里的史料，或者是谢某形象思维的产品，且存以备考。

　　辨析关于《沁园春·雪》的两则史料和谢某摆弄这史料的用心，要费些笔墨。

　　三

　　毛泽东《沁园春·雪》“传播经历和评价”的史料，堆积如山。谢某一律视若罔闻，偏偏劳神费力，独独从私人信件和私人日记里，选出这里的两则。

　　比如与毛泽东和诗的柳亚子，称“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此。”“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又比如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编发《沁园春·雪》的吴祖光，认为“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还比如袁水拍，在重庆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写了歌颂毛泽东的诗《口渴的要喝到泉水》，作曲家马思聪谱曲，得以广泛传唱。——这史料也见于《新文学史料》。

　　再比如毛泽东本人，1958年12月21日，曾经为《沁园春》批注并点明主题：“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这相关的几位，都是《沁园春·雪》最初发表的当事人。他们中的哪一位，不属于谢教授所说“‘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帝王思想极其敏感，‘五四’的影响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特征非常明显”，“一切反科学和不民主的东西”“很难引起共鸣”呢?谢某为什么不一并引出，再来发议论，以示他的全面、客观、公正呢?

　　傅斯年拥蒋反共。《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自称“彻头彻尾新闻人”，因为被蒋介石请去庐山讲课，对蒋曾有“虚怀、热诚、苦干”的评价。他的私人信件，把《沁园春·雪》列入“笑话”，对毛语带讥诮。谢泳文章援引的吴组缃日记，指毛“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为此而“极感不快”;他的不快，仿佛尤在毛之自不量力，竟然与“蒋先生”争雄，当时在毛、蒋之间的褒贬取舍，也是清楚的。

　　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世界观、政治选择、情趣爱好，而且一生中会发生变化，实不足怪。傅斯年终老于台北。毛泽东在重庆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单独交谈，后《大公报》回请，还题词“为人民服务”相赠。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毛泽东曾点名，请王参加这种重要的外事活动。吴组缃建国以后则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

　　王芸生、吴组缃两位，都有大量公开发表的文字留存。他们各有自己的成就，属于为中国文化进步做出贡献的人物。离开他们对近代中国历史和国共两党斗争的总体认识，离开他们对毛泽东、共产党事业的总体评价，从私人信件和私人日记里摘出的只言片语，既不能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对《沁园春·雪》的基本看法，也不能反映王芸生、吴组缃两位对这首词的看法的全部。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如赴鸿门宴。当时重庆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国共两党逐鹿中国，天下未定。王芸生本来有多次机会，向毛面陈对《沁园春·雪》的意见。吴组缃也完全可以写文章批评毛。他们都有公开发出声音的舞台。然而前者回请毛泽东，接受“为人民服务”的赠词，却在私人信件里指毛“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后者则在自己日记里“极感不快”。其间或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衷，未可尽述。半个世纪之后，谢泳挖出他们各自一则只言片语，意在贬毛而无损毛之分毫，似为抬王、吴却分明在涂黑这两位的人格。对毛的仇恨溢于言表，又苛求于两位已故的文化人，使出告密、上纲、离间的手段，真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肝。

　　然而谢泳又有伏笔：“可惜这个感受到了后来无法表达了”。从四十年代以来，王、吴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继续生活、工作几十年。前者以全国政协常委、后者以《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的身份，终老于共产党治下的大陆。谢某连只言片语也举不出，无一字史料依据，从哪里知道王、吴二位，“后来”有符合他的心愿的什么“感受”，而且“无法表达”呢?

　　谢泳论沈崇，新的“历史视角”，就是捏造，而后小题大做、指桑骂槐、夹枪带棒。这次有了史料，视角却没有超出老套路。

　　他由吴组缃指毛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引申，说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帝王思想极其敏感”，又举出当时西南联大闻一多、金岳霖，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精神挑战，在思想上产生对蒋介石的反感”。于是毛泽东、蒋介石、帝王思想、向“五四”精神挑战，就被糊里糊涂地连成一气。

　　四

　　关于“五四”精神，存在两种解释。

　　“五四”首先是一场反帝、爱国、民主的运动。主旨在摆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运动不朽的主题。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永远是不朽的主题。

　　前赴后继，屡败屡起，不屈不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得到战败国待遇，而有“五四”运动。青年学生首当其中，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启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随后就是共产党的出现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就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反帝、爱国、民主的传统，集中于共产党，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奋斗而存在、延续和丰富。

　　文不过千字，先赞赏吴组缃对毛的“极感不快”，又推崇闻一多、金岳霖“对蒋介石的反感”。前言不搭后语，不顾字面的衔接也就罢了，可怎么向新上台的台湾总统交待呢?不要忘记，从蒋介石开始，国民党的后面，从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

　　如今是美国霸权天下的全球化时代，是美国当局出钱、出计谋，豢养中国精英，对中国来一番“颜色革命”，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终结中国人民“毛泽东情结”的时代。

　　美国的对外政策，是支持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势力。新近的例子，一个是在尼泊尔，国务卿和司令们轮番亲临指导，给钱、给枪炮、派出军事顾问，支持君主制，参与剿灭共产党(毛);这个党被它列为“恐怖组织”，罪在把国家从封建王国改革为共和国。直到人家在全国大选中取得绝对多数，美国照旧指其为“恐怖主义”。另一个是在中国的西藏，长期支持、豢养、训练代表和复辟奴隶制的分裂势力，今年3月间，则煽风点火，策划和纵容这帮人打砸抢烧，为中国举办奥运会设置阻力。

　　美国没有经历完整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然而不仅它的种族歧视，就是奴隶制残余，而且封建起来，也着实令世界瞠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主流媒体一再把危机的原因，归之于亚洲的“裙带资本主义”。其实它自己，就生活在涂满垄断资本色彩的裙带之中。国家最高权力，始终在几个家族内部进行分配和传承。东拉西扯的裙带，遍及政界、商界和主流媒体。即以最近的总统大选论，三个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就“存在非同寻常的亲戚关系”。[1]

　　要做文章，这可是现成的好材料。然而据说对科学与民主精神有宗教般感情的谢泳们，何曾对美国支持腐朽落后势力的行径，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封建性的裙带风，以一词一矢相谴责，来一点“反感”和“极感不快”呢?

　　这个帮派对 “五四”运动的解释，是说运动的主旨是“启蒙”，万万动不得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只消鹦鹉学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就凯旋大吉、天下太平。

　　然而共产党用“救亡”压倒了他们的“启蒙”，闹丢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闹出一个独立、主权的新中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移植了一个错误的样板”。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概被划入“愚昧”和“人间悲剧”。历史已经只剩一片垃圾、废墟和共产党的罪恶。因此今天还要继续“启蒙”。和谢泳文章相呼应，也已经“启蒙”到发出“把毛泽东架上历史的审判台”和“处理中共历史的罪债问题”的磨刀霍霍的叫嚣。

　　毛泽东自有他的局限和错误。但是他的局限和错误，却偏偏扯不上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毛泽东是最少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的国家领导人，是最彻底地铲除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包括其经济、政治、思想影响的领导人，是扫荡与消灭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的第一功臣，是“五四”精神最杰出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毛泽东思想，就包含着和升华着“五四”精神。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贯穿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诗人的一生的红线，就是一句话：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如一家新加坡报纸文章所说：

　　毛泽东的气质、精神和哲学，在冥冥之中，似乎仍在为追求发展复兴的当代中国指点迷津。因为毛泽东的精神，就是独立自主、不畏挑战、敢于竞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毛泽东的气质，就是大国之魂，是压倒一切对手，号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气质。毛泽东哲学的精髓，就是其源于人民的智慧和实事求是，整合古老文化深刻思想，推出充满活力的思辨与创造。

　　也就是说，透过历史功过局限和政治是非的迷雾，人们豁然发现，毛泽东作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人震撼世界的英雄代表，其实仍然耸立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为正在努力奋斗的新一代中华儿女提供者巨大的激励、启迪和力量。[2]

　　五

　　毛泽东有《选集》4卷、《文集》8卷、《建国以来文稿》13卷，还有关于经济、军事、外交的专门文集多卷。谢某为什么不从正式出版的著作中找一找，有多少则关于作者帝王思想的史料，又有多少则反对帝王思想的史料呢?

　　毛泽东的诗词中，除了谢某的想象力，没有谁会把“六亿神州尽舜尧”，解释为“六亿神州尽泽东”，把“遍地英雄下夕烟”解释为“遍地泽东下夕烟”。就《沁园春》而言，谁能想象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等同于宣布“数风流人物，唯我泽东”或“还看泽东”呢?毛泽东是人民领袖，诗中流露出毛泽东的英雄之志、个人豪情，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便用了放大镜，这也实在与什么“帝王思想”风马牛不相及。

　　谢泳所引史料中，无论傅斯年，或是王芸生和吴组缃、闻一多和金岳霖，都没有“帝王思想”一词。谢文“帝王思想”赫然在目，是他自己的发明。这自然用了一番心计。到转载谢文的《报刊文摘》，索性就把标题改为《知识分子与帝王思想》。这画龙点睛，又用了一番心计。

　　按照谢泳的思维水平，毛泽东有微词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与蒋介石逐鹿，叫做“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乃至“帝王思想”。那么，有微辞于毛泽东的王芸生、吴组缃和谢某人，是不是志在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而对蒋介石反感的闻一多和金岳霖，是不是想当国民党总裁，在下不敢恭维谢某与上海《报刊文摘》对《沁园春·雪》和毛泽东的议论，是不是存了加入他们摁倒一派和编编《报刊文摘》的野心呢?

　　文化人从故纸堆里讨生活，抄几则史料，凑篇把文章，出一点小名，捞几文稿费，本属正常。便是见仁见智到不问姓社姓资，或者一门心思去社而就资，只要言而有据，都不必苛求。然而无论做什么，总要讲点职业道德。“盗亦有道”，何况做文章、当教授、编报纸。这就一要诚实，不可凭想象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二要善良，不可用自己好恶污人清白、存用刀杀人的恶意。

　　从谢泳到上海的《报刊文摘》，如此行文，如此为人，实足让人为中国的教育、文化研究和新闻，大大捏一把汗。

　　200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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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联社波士顿2008年3月25日电。

　　[2] 《毛泽东是终点还是起点》，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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