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就一定要出大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进行的。这其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或异己的力量。如何发现、准确分辨和处理这些不同的意见或敌对的声音，是摆在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对分子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进行坚决斗争，对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则允许存在和发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正确方针。

　　几十年来，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共产主义教育，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力反击国内外各种反苏反共宣传，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苏共的思想工作也存在严重问题。苏共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常常以强制、行政命令来解决思想问题，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在这方面，“地下刊物”、“持不同政见者”和非正式组织就是三个重要例证。

　　第一，“地下刊物”。长期以来，苏共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敌对势力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有些人制造了“地下刊物”。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苏联国内外形势的缓和，特别是在西方反苏势力的支持下，苏联境内直接从事地下刊物的人数已经多达400人。印刷品的内容也由传播一些诗歌和被禁止的文艺作品，变为刊登政治和社会批评性材料。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中心，还开始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此时的地下刊物也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

　　第二，“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观点十分庞杂，活动方式有许多类型，每一类型内部又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持不同政见者”维护人权、否定苏联模式、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主要宣传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有的宣传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只是与官方立场有所不同，他们针对苏共和苏联在体制、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还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还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当时以至现在仍坚持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这些人属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特殊的健康力量。

　　但勃列日涅夫当局并未对“持不同意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严格地加以区别对待，而是一律加以取缔和镇压，这样做或许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缺少深入细致的理论斗争，其负面影响也很大。

　　1975年苏联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规定，所有签字国都有义务允许东西方之间人民、思想与商业更自由地交流与往来。此后，苏联出现一些“赫尔辛基小组”，西方出于各种目的，开始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得到津贴，并经常得到各种奖励和奖金。苏联当局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有时小题大做，有时费力不讨好，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

　　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逐渐衰落。但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又活跃起来，苏联当局不但恢复他们的名誉，而且鼓励和支持他们从事各种政治活动。萨哈罗夫就是一个典型。这时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不再排斥亲西方的社会精英，而与他们同流合污了。

　　第三，“非正式组织”。苏联的“非正式组织”，是从1986年开始出现的。这些小规模的组织相对于官方有组织的团体而言，具有秘密性、非官方、灵活、业余等特点。从1987年开始，一些“非正式组织”发生分化，其中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激进化。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

　　由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纵容，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而上述各类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因此，一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苏联—俄罗斯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从以上三个例证可以看出：在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时，严格区分和区别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至关重要。如果把工作做好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化解，甚至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反之，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是不去做工作，那么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会走向反面，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就一定要出大问题。这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教训之一。▲(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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