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钱学森科技大学，就能解开钱学森之问这个痛点吗？

　　钱学森是我国享誉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和科学家，是我国航天事业、弹道导弹事业、自动化控制事业的奠基人。他的一生既是忠诚奉献的一生，又是孜孜不倦勇攀科学高峰的一生。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关心一直延续到晚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感慨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句话后来被媒体修改为：“为什么我们的高等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并上升为“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拷问着我们兴办高等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也折射出中国学术界繁荣表面下的内在危机，同时也必然引领着未来科技创新的方向。

　　因此，当湖南提出要在浏阳筹建钱学森科技大学(暂命名)时，立刻引发了社会的猜想和热议。有一种说法，在浏阳建设钱学森科技大学，目的就在于回答“钱学森之问”。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教发〔2006〕18号)，普通本科学校“不以个人姓名命名”。我国目前带人名的高等学校中，中山大学、鲁迅美术学院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是建国前就有了前身的，且前身中就带有人名。只有星海音乐学院是1985年为了纪念广东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改名的。

　　这么看，钱学森科技大学想以钱学森命名只能援引星海音乐学院的例子，以纪念钱学森为理由。但是广东的星海音乐学院纪念广东籍的人民音乐家是顺理成章的，而湖南浏阳与钱学森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关系。钱学森曾经在湖南工作过，但这主要是为了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而非繁荣湖南的高等教育事业，算作是为当地做出突出有点勉强。哪怕放眼世界，也很难找出这样的例子。

　　因此，如果钱学森科技大学不是为了回答钱学森之问而筹建的，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太稀薄了。更何况“钱学森之问”凝聚了钱学森晚年的思索和期待，一所以钱学森命名的大学是必须要做出探索和回答的。

　　但是笔者认为这所正在筹建中的大学不太可能回答钱学森之问。

　　办一流大学不易

　　答“钱学森之问”更难

　　浏阳市是湖南省辖的县级市，由长沙市代管，近年来经济发展得很快。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浏阳市在县域经济中排名17。良好的经济基础加上湖南省政府的支持，如果选择依托自身优势，办一个“小而精”的大学是完全可行的。

　　有人说，中部省份一个县级单位办大学是可笑的。现有的办学趋势是，好的大学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集中。只有经济发达地区，才能提供巨额的补贴，才有利于办高水平大学。而浏阳作为中部地区非省会，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而且也不便于学生开阔眼界和实习。

　　这样的理由，笔者是反对的。世界各国的大学的地域分布既有法国、韩国这样高度集中的模式，也有像德国、英国这样相对分散的模式，没有人规定学术之花不能盛开在一个县级单位内。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其实隐含着经济条件好等于大学水平高的逻辑，而这样的逻辑与“钱学森之问”的思维显得格格不入。钱学森的一生见证了祖国从苦难到奋发的过程，期间国运虽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一路上升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在此期间也从拮据转变为相对充裕，如果只算经济账，杰出的人才只会越来越多，钱老完全没有忧心的必要。但从钱老提出“钱学森之问”算起，又过去十五年了。十五年间，中国的经济再次“换了人间”，但是国内总体羸弱的高等教育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转变。

　　这一事实再次说明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发展之间存在相当的独立性，在没有把握准中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之前，单凭一所大学以运动式的激情，想要破解钱学森之问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这样运动式的办学方式，是否本身就可能阻碍了“钱学森之问”的解答呢?事实上，国内已经有高校做了类似的尝试，远的有南方科技大学，近的有西湖大学。这些先行者的尝试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也伴随着教训和争议。

　　首先是缺乏办学经验，虽然这两所大学的校长和主要创办者都是名校的校长，但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还是第一回。再加上所招的生源又是比较优秀的，学生的期待与学校处于草创阶段的现实存在一定的矛盾。

　　南科大初始的几届学生就有不少人认为学校不成熟，自己高分就读是“吃亏了”。这一点倒不是此类“新兴创新型”高校独有的现象，中科院投入海量资源创办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头几届也遇上了类似的问题。

　　还有令人头疼的就业问题，第一个吃螃蟹的南科大，早期的就业情况就和它的招生分数不相匹配。南科大第一年招生时，很多省的分数线都能达到较弱的985工程高校的水平，但是就业情况与“985”高校不能相提并论。南科大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学生因为不满就业而冲上网络热搜的，仅笔者回忆就有两次。

　　号称要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大学，为何就业上不完全符合社会期待?表面上看是这些大学“以科研为导向”，尤其是办学前几年对学生就业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但往深入一些分析，显然这是急于解决出成果的办学思路，导致学校利益和学生利益发生了冲突。对于这些“新兴创新型”高校而言，就业情况好不是多么值得一提的业绩。政绩的关注点、舆论的兴奋点主要在这些大家都做出了哪些科研成果，发表了什么论文。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肯定要把主要乃至于绝大多数精力放在出成果上。招一批已经成熟的学者来，给钱给待遇，更容易出成果。而把精力集中到培养学生上，短期来看不仅不会出成果，甚至还会起反作用。学者的需要和学生的需要产生冲突时，不难猜到牺牲的会是谁。

　　当然，拼命堆论文水成果并不是少数学校的专利，普遍的急功近利甚至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学科建设。2006年起，中国作者发表的材料科学领域论文数量就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从06年到15年间，这一数字又增长了将近两倍。

　　正因为生、化、材、环、医等专业发论文容易，几乎所有大学都在扩充这些领域的研究队伍，希望能在论文竞赛中抢占先机。但这些浩如烟海的论文中，真正能推动科学发展，甚至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都少的可怜。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曾直言：“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但当施一公就任西湖大学的校长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西湖大学首批建设的学科有一多半还是这些容易出论文的学科，是否梦想还是终将被现实裹挟?有人说：“西湖大学也建设这些学科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的上升，是真正发挥这些学科对社会发展的牵引作用”。

　　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类似的话已经听的太多了，从理智出发，我已经不愿意相信。但从情感上，笔者仍然希望西湖大学的尝试能开辟出一条新路，一条引向科技振兴、引向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新路。

　　和筹建南科大的满怀希望不同，筹建西湖大学时，舆论多了批评，多了怀疑。因为南科大的发展轨迹暴露出这样运动式造大学的弊端，而西湖大学有重蹈覆辙的可能。

　　除了学科建设问题，这些研究型大学的就业问题也是热议的焦点。总不能真的像施一公在清华时所说：“研究型大学,从来就不以就业为导向”吧?笔者认为作为学者，施一公强调科学作为事业的价值是对的，很多网友是过度解读了这句话。但作为校长，公众期待他做好学生的培养工作，把学生培养成社会的栋梁也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培养学生的好坏，公众无法直接观察到，只能通过学生就业的情况进行观察。就业情况好的，公众就认为符合社会的需要。就业情况不好的，自然就需要改进。毕竟就连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都整天闷闷不乐。心疼爱因斯坦的父亲明知没有用，还是写信给莱比锡大学，希望为他谋一份工作。既然连爱因斯坦都做不到研究型大学不以工作为导向，那么学生希望、社会要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说到“钱学森之问”就必须说到大学，谈高等教育。但是解决“钱学森之问”，又不止于大学，不止于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清华学堂钱学森班首席教授郑泉水就提到：“应试让学生们付出了太多，而最应该展现的兴趣、激情、思考等却又明显暗淡，并影响了他们的大学学习，甚至一生的发展”。

　　这明显是谈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成分对破解“钱学森之问”的阻碍作用。通俗地说，就是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大部分人对科学和社会认识不深。最终选择科研的人未必适合搞科研，适合科研的人未必选择了合适的方向，而有机会成为科学家的很多人早早地放弃了对世界的好奇和努力。

　　这无疑是一出悲剧，有着复杂的成因，不是创办一所新大学就能解决的，因此对于钱学森科技大学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前景，笔者难以乐观。不如回到“钱学森之问”的发出者那里去，从钱学森的思想财富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回答钱学森之问

　　要学习钱学森的科学思想

　　钱学森的思想殿堂庞大而精巧，笔者认为大体可分为教育思想、科技兴国思想和科学思想。其中科技兴国思想是一条明线，集中体现了钱学森的民族气节和报国情怀，也是几乎所有讲述钱学森的文章必然浓墨重彩的片段。而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是一条暗线，只在回忆文章中有体现。这一部分内容充分体现了钱学森对我国相关事业的奠基作用，因而也受到重视和研究。

　　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则是一条伏线，一位科学家却不以科学思想而闻名，构成了一种常见又奇怪的现象。钱学森之所以超越物理上的人，成为被仰慕、被追思的精神图腾，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做出了杰出的科学贡献。他的教育思想、科技兴国思想和科学思想虽然互相渗透，但最终统领全局的是科学思想。

　　钱学森的人生选择很能说明这种关系。他最早在美国读的是航空工程专业，这种选择符合当时国内的现实需要。但在当时，一方面美国已经意识到航空工业对国家竞争的重要性，限制钱学森等中国留学生到相关工厂实习，另一方面他敏感的意识到航空工业的发展是受航空理论牵引的，于是打算在航空理论方面继续深造。

　　钱学森的父亲是坚决反对，回信说中国航空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航空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毫无疑问，钱学森和他的父亲钱均夫都是高尚的爱国者。但知道历史的我们明白，钱学森当年的选择，意义究竟有多大。如果钱学森不改学航空理论，他就不会进一步接触到火箭和控制理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就不会进行的这么好，这么顺利。

　　钱学森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对科学发展走向的判断。坚持科学的独立性，坚持首先从科学的视角看待问题，是钱学森难能可贵之处，并直接影响到他的教育思想。

　　长期以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响，很多人把科学当作了工具和手段的，至少是一种次一等的目标。钱学森在湖南工作过，这可能也是浏阳提出要筹建钱学森科技大学的重要原因。1978年至1981年间，钱学森奉命主持国防科大的改建工作。在此次改建中，钱学森改变了过去以军兵种设系，以武器装备设专业的旧格局，转而以按学科设系、理工结合、以工为主的办学原则。

　　这样的转变是在钱学森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发生的，但内在逻辑完全是以科学评价为准绳的。不要认为时代发展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把科学仅仅当作工具和手段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

　　以此次提出新办钱学森科技大学的《湖南省推进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为例，钱学森科技大学不过是其中第三点内容的第(九)项工程第1小点中的一句话而已，甚至都没提到科学。

　　不仅相关部门如此，即使是在科学家的话语体系中，独立于科研的科学也是难得一见的。施一公在中国科协年会提出西湖大学的愿景时提到了力量、重托、国情、改革、一流、未来、贡献等词语，但也没提到科学。

　　笔者在文章中反复提到西湖大学和南科大，其实是一种求全责备。是希望有志于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大学必须要支撑起“未来钱学森”们的科学判断。找到经得起科学检验的办学定位。是学科发展更符合未来十年的社会?是学科设置更均衡?还是教育方法更先进?

　　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科学底气就不足。目前试图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出发点有制度改革的，有哲学培养的，有人才引进的，有需求牵引的，也有坐等经济进一步强大的。为何不试试钱老的思想，用科学看待教育改革命题，说清楚自然和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既明，那么培养杰出人才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吗?

　　借鉴钱学森教育思想培养杰出人才

　　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是其科学思想的发展和应用，是其锲而不舍地将科学应用于教育的成果和结晶。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依然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

　　前文提到将科学仅仅看作是工具和手段的观点在国内很有市场，这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一大病因。而对于人才工作，又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只重选拨，不重培养。

　　中国是一个人力丰富的国家，所以难免就会滋生出一种思想，只要筛选符合条件的就够了，不愁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即使找不到非常合适的人，找两个差不多的顶一顶也能行。在他们看来“中国有14亿人，还找不到XX个人做XX吗?”

　　这种观点混淆了相对缺乏和绝对缺乏的概念，从求职数量和职业数量的比例关系上看，劳动力供应是相对充足的。但从追赶发达国家，尽快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上讲，我们的人才又是不够的。

　　现实中，中国男足就是这种绝对缺乏的例证，14亿中国人，还真就找不出23个踢球的(首发+替补)组成一队，拿到世界前列的名次。而中国男足的问题就在于培养不够，导致可供选择的注册球员太少，所以人口优势没能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

　　因此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都是人才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一个耄耋之年还在关心“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科学家，钱学森教育思想的核心恰恰是培养。

　　钱学森认为：“人的才能从哪里来的?是天生的，还是出生后学来的?各种研究都表明，人的才能绝大部分是出生后逐渐学来的。人的‘天赋’可以说就在于人脑有极大的可塑性。人一辈子在学习，一辈子在增长才智。”

　　因此钱学森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乃至于亲历亲为。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新中国的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但是人才非常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就成为唯一的办法。

　　尽管工作日程已经排得非常紧了，钱学森还是抽出时间举办工程控制论讲习班、导弹概论培训班、工程力学研究班等各种课程并亲自授课。这些课程钱学森都认真备课，甚至准备了详实的讲稿。

　　钱学森重视授课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对外单位的学员、将军还是自己的学生，钱学森的课程都能够深入浅出、生动幽默。而且时间把握的极好，基本能够做到不赶不拖，已经孰能生巧了，足见这位科学泰斗对于授课的重视。

　　除了授课，钱学森还非常重视科普工作。他认为：“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思想观念，科普工作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需求，要发挥科普组织的引领作用”。

　　此外他还写过一个简短的演讲稿《从自己的业务中学习科学》，显然对于钱学森而言，科普并不仅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指导普通人如何认识科学甚至于投身科学也是重要的内容。

　　既然我们承认中国的人才需要培养，那就必须承认“钱学森”之问的解决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用较长的时间改变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

　　厚积薄发逐步解决“钱学森之问”

　　怎么解决“钱学森之问”?

　　近年来有一种声音认为祖国的各个部门和行业还没做好准备，目前还是一个积累阶段，但只要积累到了，就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2015年在中国美术馆讲座时，回答听众：“西方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四百年的传统，中国想要在三四十年里把三四百年的传统浓缩起来一下子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杨振宁甚至认为：“中国科学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非常之快”。

　　去年龙芯总裁、计算机科学家胡伟武在接受《中国计算机协会通讯》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问得不是时候。科研水平是上层建筑，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阶段单独存在”。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产业还没有做好准备。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能赚大钱的时候，企业不会倾向于搞复杂的基础研究。

　　两位科学家的看法，笔者基本赞同。但要指出的是，除了产业界，中国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也没有做好准备。与中国处于世界前列的基础教育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的平均水平依然比较落后，尤其是人才培养方面。

　　中国人海外留学要承担高额的学费，而外国人到中国留学却可以享受不低的奖学金待遇。这其中当然有政策不合理的因素，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到中国留学的吸引力并不高。一旦要求外国留学生的比例必须达到一个甚至还不算太高的水平，就必须要靠奖学金招徕生源了。

　　在只重论文，不重授课的大背景下，毕业生不仅与社会需要脱节，甚至也不能完全表现出与受教育水平相当的科学素养。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在电子和软件工程师扎堆的产业园附近，总有卖“防辐射仙人掌”的，且能一直经营下去。因此高校距离普遍能解决“钱学森之问”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

　　说了一些丧气话，但我们也不能放弃希望，人才培养的拐点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近一些，要更近一些。2010年前后，追问中国何时能出诺贝尔奖还是媒体热衷的话题。谁能想到这么快中国就实现了突破呢?今天我们一起探讨“钱学森之问”，笔者相信只要坚持科学、坚持重视培养人才的大方向不动摇，解决之日绝不会太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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