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时不我待！

在我们祖国的辽阔疆域上，有3万多个乡镇，69万多个行政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绝大部分村庄实行了包产到户，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类村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第一类，是在农村改革的热潮中，有些集体经济基础比较扎实的村庄，没有实行包产到户，而是继续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其中最知名的有河北周家庄乡、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这些村庄坚持集体经营，开“顶风船”，最初显得不合时宜，一些干部还因此承受了很大压力。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发现，这些村大部分成了当地的富裕村。如何评价这些村庄?长期以来都没有明确的答案。直到 2021年，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出版，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指出“他们的做法也是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精神的”。

这类村庄，是延续历史没有中断的集体经济的“星星之火”，其中就包括《乡村纪事》这本书中所写的西藏自治区双湖县嘎措乡，这个乡至今保留着人民公社制度。嘎措乡平均海拔超过4900米，自然环境恶劣，但人均收入远高于西藏自治区各地级行政区农村居民平均水平，在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是雪域高原上的“红色明珠”。

第二类，是除了嘎措乡这样没有中断集体统一经营的乡村之外，更加普遍的情况，即自20 世纪90年代初开始，面对“包产到户”之后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全国出现了许多重新加强集体经济探索的村庄。1991年11月，十三届八中全会提出“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切不可偏离这一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总方向。20世纪 90年代以来，各地围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探索不断涌现。

《乡村纪事》这《乡村纪事》这本书中写到的塘约村(贵州)、大坝村(贵州)、土古洞村(河南)、新歧村(云南)、新兴村(黑龙江)，一个共同点是集体经济一度被削弱，又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不约而同重新走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道路。从中原大省到东北和西南边疆，这几个村的自然地理、产业基础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的经验证明，在巩固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重拾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初心，农村集体经济是完全应该办好、完全能够办好的。

像嘎措乡一样始终没有放弃集体经济的村庄毕竟是极少数，多少有各自的特殊性;而像第二类这样经过“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村庄，其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对全国所有村庄来说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让人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明前景。这些村庄的党员和群众是有历史主动性的，向他们致敬!

黑龙江新兴村老年协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符合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不同于苏联的土地国有制，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基础上自发的合作制，在世界上是具有相当的独特性的。因此经常有人认为，中国农村的经营体制是不符合一般规律和国际潮流的，总要用这样那样的模式来改造和解构之。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不断证明，西方式现代化是少数人、少数国家的现代化，其经验并未为世界上数十亿人口所在的发展中国家所验证，怎么能说是全人类的普遍规律呢?中国的实践不断突破着被西方定义的标准、规则，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是这个历史潮流的一部分。

《乡村纪事》这本书作者在导论中的分析证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既能够发挥统一经营的优势，提高规模效益，又能够避免资本主导农业的掠夺式发展，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多元价值，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可持续性，保留传统小农经济的积极因素。当前的全球粮食体系，是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而逐步形成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在逐步融入全球食品市场的过程中丧失了粮食主动权。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支撑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确保了中国人把饭碗握在自己手里，促进了农村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农业发展的困境提供了崭新选择，代表着农业经营体制发展的前沿方向，绝不是保守和走回头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为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能够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比如，快速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就业压力大、国内大循环不畅通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延续工业化、城镇化单兵突进的思路，必须把视野投向乡村。

《乡村纪事》这本书作者把土古洞村发展的成就总结为以下几点：青壮年在本地安居乐业;贫富差距较小，“没有暴富的，也没有特别贫穷的”;对村民居住地进行整体规划;本村儿童就近入托入学，村里基本没有留守儿童;发展村庄公益事业等。事实证明，发展集体经济不仅能解决挣钱致富的问题，更是缓解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风险挑战的必由之路，要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在延长产业链、容纳就业、促进城乡循环中的作用。这既是振兴乡村的需要，又是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需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为乡村干部和群众有着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觉悟。《乡村纪事》这本书作者开宗明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需要依靠初心的推动，不以具体的项目或任务为导向，更不是政府行政命令的结果。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不是单纯依靠下达项目、布置任务、设置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绩效来推动工作的科层制组织，而是依靠共同的理想信念，以及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组织起来的，是依靠全体党员及其联系的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推动事业发展的，这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如果领导干部丧失了初心，忘记了使命，把当干部作为一个饭碗、一个职业，只是被动地、机械地完成考核指标，不去主动思考、主动创造，成为只是精于算计个人得失、规避风险的“理性经济人”，那就必然会产生官僚主义，失去生命力。

从《乡村纪事》这本书内容可以看到，那些积极主动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庄，都离不开党组织、党员和群众中先进分子的不忘初心。这种初心，既来自回报乡村共同体的朴素觉悟，又来自对只有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振兴乡村的理性认识。实践证明，只要组织部门愿意弯下腰去寻找、培养、教育，哪个地方都能聚集一批具有这样觉悟的先进分子，成为带领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有生力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历史传统和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的要求。《乡村纪事》这本书作者多次用到共同体、公共性的概念，并且把壮大集体经济界定为公共性不断扩大、社区黏性(团结)不断增强的过程，我认为这抓住了壮大集体经济的本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明观，即文明是建立在基于共同体的社会关系上的。资本主义无法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正是因为资本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必然要建立和维护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瓦解和改造除了商品交易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让社会原子化、碎片化。中国农村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是具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组织，这种“多元一体”是中国乡村共同体的特征和优势，体现了“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是家庭伦理、宗族伦理和国家伦理的融合。《乡村纪事》这本书之所以读起来让人倍感亲切，就是因为读者能够和这7个村庄的村民产生共情，想到自己曾经体验过的那种守望相助、令人心有所安的村庄或社区。而农村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新时代的农耕文明，既继承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等传统，又能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是能办好的。一说起集体经济，总有人将其与大锅饭、效率低联系起来，认为人性就是自私的，集体经济是办不好的。这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乡村纪事》这本书中这些令人信服的案例，完全可以批驳“集体经济过时论”“集体经济不符合国际合作社原则论”“集体经济办不好论”“发展集体经济时机不到论”“集体经济低效率论”“发展集体经济群众缺乏积极性论”“发展集体经济找不到好干部论”等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

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并不是集体经济的本质决定的，而是当时为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使得可以用于消费的产品过少导致的。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完全有条件发展高水平的集体经济。《乡村纪事》这本书中大量篇幅，用数据、会议记录、访谈等方式，描绘了农村集体经济在管理、经营、核算、分配方面的具体做法，充分证明，只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农村集体经济完全能够办好。

更加可贵的是，《乡村纪事》这本书也实事求是地记录了这7个村庄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曲折，这是有启示意义的，一切希望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庄，都能从这些村庄的经验教训中获益。《乡村纪事》这本书写到的7个村庄，从全国来看还是少数。或许有人会据此认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尚不可行。但一个事物有没有生命力，是否掌握真理，不能从多数和少数来看。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低潮时写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社会主义同以往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是人类发挥历史自觉性、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主动构建的崭新社会制度，既然是创造新事物，那么必然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少数变成多数。而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的作用就是发现和培育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新事物，因势利导，先进带动后进，把少数变成多数。如果按照西方社会科学那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把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当作一般规律，用放任自流的态度对待农村集体经济，就不可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

经过先进分子的探索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然后再从局部推广到全局，是“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正确方法。由于种种原因，对要不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在不同层面存在着不同看法、畏难情绪。《乡村纪事》这本书的案例证明，发展集体经济不存在想象中万事俱备、只欠临门一脚的所谓“合适时机”，时机都是主动创造出来的。如果消极等待下去，永远不会有“合适时机”出现。集体经济同其他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形态一样，都不可能自发地在市场经济中演化出来，需要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把劳动者组织起来，才能建立公有制经济形态。

所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本来就是要依靠党组织的积极性去主动构建的，而不是能够等来的。发展集体经济固然需要一定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愁”字当头，“难”字挡道，不敢“破题”，这些条件永远不可能具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首先要改变精神状态，清除各种思想障碍，激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改变现状的内生动力。只要认识到农村发展的形势，认识到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自然会想办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正如《乡村纪事》这本书中写到的，大坝村的村支书陈大兴去华西村学习之后受到震撼，激发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初心;土古洞村村支书郑向东在南街村大受震撼，回村便组织群众开展发展集体经济的大学习、大讨论。他们都是被前人播下的火种点燃，今天在《乡村纪事》这本书作者的努力下，他们的事迹又成了新的火种，必将激发更多的村庄焕发初心，照亮走向高水平集体经济的道路。

(本文系江宇为严海蓉、高明、丁玲合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的《乡村纪事 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一书所写的序言，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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