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存：是取消分类，还是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有人认为毛主席不懂经济，对经济学没有建树。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毛主席非常重视经济学研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过非常重要的、给人以启迪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
1958年“大跃进”中，党内出现了许多混乱思想。当时毛主席给全党写了一封信——《关于读书的建议》。在这封信中，他建议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要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同时澄清混乱思想。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理论结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党内出现错误倾向，他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批评，而是通过读书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纠正错误。这封信的最后，他还建议各级干部将来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读一本书，那就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①他身体力行，带领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不仅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了很多评论性意见，而且还花了三个月时间（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认真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后来邓力群同志把记录稿整理出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内部印发。这是邓力群同志的一大功绩，留下了了解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宝贵资料。
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联系中国实际，就政治经济学发表的观点，对研究和解决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很有帮助，因此必须重视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
一、理论应该来源于社会实践，只有社会实践检验过的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他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②理论著作尤其是成体系的教科书，绝不是几个秀才关在书斋里拍脑袋能够写出来的，它是实践的总结。没有成熟的实践，就不会有成熟的理论著作。毛主席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表明经济学家不懂得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③。就是说，他批评这本书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毛主席说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但用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来，道理也是相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现在，不过40余年时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算起，也不过45年时间。这么短时间的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很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更加严肃而又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毛泽东经济著作在内，结合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坚持守正，才能创新。
更遑论，一些学者出于某些动机，拍脑门想出来的建议，因而更是不足为信的！
二、必须抓住所有制这个纲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肯定了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的写作方法。他说：“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的，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质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④
近日，某学者在一场会议上的发言引发了争议，他建议：“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不再区分国企民企，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以这些特性制定相关政策。企业是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组织形态，出资人所提供的资本只是投入企业的要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仅从资本来界定企业性质有很大的片面性。”
取消所有制分类的新自由主义谬论，不仅是违反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六条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而且还是违反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精神中的“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如此重视所有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们要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人们作为单个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从事物质生产的，必须组织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生产。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处于优势地位，他可以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驱使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进行劳动，并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就是由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谈到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时，强调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⑤。
而这位学者还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资本所有者的多元化和相同融合已成常态，现实中要找到纯粹国有或纯粹个人所有的企业越来越困难，国有企业往往有大量个人投资者，民营企业也可能有不少国有股东。以资本所有者属性界定企业类型已经严重脱离实际。”这其实就是在故意搅浑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部分混合所有制企业，不等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性质就“完全趋同”了，更不等同于它们之间的界限就此消失了。一个企业的出资方总有大小的区分，通常情况下，拥有股份多的股东必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个企业也更会关注该股东的利益。他极力地鼓吹取消所有制分类，但却不能抹杀掉私人资本天然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事实，更不能抹杀掉外资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天然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事实。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⑥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为什么要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⑦。
因此，研究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必须把所有制问题放到首位。一切淡化所有制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不问所有，只问所用”，是会把整个研究工作引到邪路上去的。
三、只关注分配实现不了共同富裕
由于分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更关心分配问题。以致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应该确立分配问题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这种看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不单就对象来说是如此(只有生产出了产品，才能进行分配)，而且就分配方式来说，也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所有制决定的。离开了所有制，分配问题是说不清楚的。马克思曾经批评，拉萨尔主义者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主要围绕着分配问题兜圈子，这是“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社会主义”。
毛主席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研究分配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即联系生产条件的分配来研究消费品的分配。他批评教科书撇开生产资料的分配(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消费品的分配，并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种观点，指出：“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歪曲——久存注），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的错误。”⑧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目前在分配问题上常见的错误研究方法。
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应该把所有制放到首位。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关键是谁来用这种方法、手段，为了什么目的来运用这种方法、手段。这就是所有制问题。相对于所有制来说，市场经济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不能撇开所有制，就市场经济研究市场经济。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字。这不是画蛇添足，可有可无，而是点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是怎样在公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它怎样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服务。绝不能把市场经济抬到首位。
总之，想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想要实现共同富裕，仅仅关注分配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重视所有制问题，把壮大公有制经济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是旗帜鲜明的战斗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敢于同错误思潮战斗
毛主席曾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这本书的写法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这本书“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⑨
毛主席对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必须具有战斗性。他指出：“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⑩既然客观上存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存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者就应该有勇气批评他们该批评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它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中发展的。
毛主席一向号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方法，鲁迅的文章是投枪、匕首，是同敌人战斗的。新时代的中国是要不断解决发展中的挫折和困难，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如今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其背后都会存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我们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同新自由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如果回避争论，涂脂抹粉，不回答人民群众思想上的疑惑，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就是写再多的论文和著作，也是没人要看的。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对我们研究当今中国经济是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的。我们应该重视他的意见，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并把它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2-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03-804页、152-15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③《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0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④《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04-80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39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12页,742-74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7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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