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路风：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什么？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

路  风

摘要：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是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但这场高增长的原因迄今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研究表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基础结构之下，以工业体系为载体的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这个累积性的演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没有中断过，而在21世纪初出现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下，蕴藏在中国工业体系和中国人民之中的能量得以迸发。这种能量的内在经济机制可以由递增报酬来解释，而使其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条件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广泛参与。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还能不能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和确定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仍然可期。

导言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史诗般的高增长。在2000—2013年的14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95%，人均GDP增加4.5倍，经济规模（GDP总量）增加近5倍，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事件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但是，这一轮高增长的发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意外。回到高增长前夜，199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大约是美国的九分之一，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和德国的一半，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三分之二多些，顶多接近于意大利。在国内，由于连续经历了宏观调控后的通货紧缩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和洪涝灾害，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持续下滑数年。面对那时出现的市场萧条和产品滞销现象，国内政策界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市场需求成为工业增长的明显制约因素。不过，在这些压力下，那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扩张性。

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到世纪之交已止跌回升，但仍然没人能想象增长的潜力会有多大。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一位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就这个非常大胆并鼓舞人心的目标向新华社记者解释说，“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2000年价格计算）将超过35万亿元。未来20年，中国经济至少保持718％的增长速度”。他同时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5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后来的事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初响应政策的恢复性增长很快演变成一场高增长。中国经济在2000—2007年的年均增速达到10.6%，使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此期间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当西方国家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中国经济规模在持续高增长（2009—2013年的年均增速为9.0%）的基础上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出于对“过热”的担心而数次实施紧缩政策，恰好说明高增长有着产生自己势头的力量源泉，而并非政策的直接后果（见图1）。

迄今为止，这场史诗般高增长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缺乏严肃的解释就会给任意解读留下空间。因此，科学地解释为什么能够出现那场高增长，不仅关系到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未来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的原则的判断。

本文以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为切入点，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力图揭示中国经济能够在几十年里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以高增长过程的实际特征为经验证据，并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把高增长的直接原因归于中国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机制；以产出、投资、科技和教育发展等方面同时增长的事实为证据，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单向线性逻辑的缺陷——产出永远都是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本文证明，一旦一个具有工业体系的经济体进入增长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也是产出的函数，而技术进步也是一个伴随工业体系扩张和变化的学习过程。因此，开动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要素投入，而在于各个经济变量能否进入一个“正反馈”互动的过程。这个观察推动本文直面使这种互动过程得以产生的更高层次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初期就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这个基础结构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把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权力网络，它决定了中国能够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发动工业化，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决定了中国一定要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最近这些年持续下行，但仍然具有较快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近年来的经济下行主要是政策导致的，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悲观”看法主要是由深受主流经济学影响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根据本文分析的增长机制，由于工业体系和大国基础结构的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天花板”，并且，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

加入WTO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吗？

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那场高增长在中国学界并没有成为一个需要特定解释的问题，仅仅被当作改革开放后整个增长过程的一个部分。如果很宽泛地划分，学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增长原因有两个主要的解释：（1）发展战略从前30年的强调重工业化转变为发挥比较优势；（2）市场制度的发展，如分权体制、产权保护、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竞争、价格引导等市场制度安排都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由于对高增长的原因缺少理论上的解释，所以一个凭表面印象的流行性解释是把高增长归因于中国加入WTO。既然如此，本文就从“加入WTO的作用”切入，逐渐厘清可以帮助理解高增长原因的理论方向。

中国进入经济高增长轨道与加入WTO几乎同时发生，这是许多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原因。但是，如果加入WTO确实是中国进入高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么就必须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证明：加入WTO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我们选取曾经被认为属于同类发展状态的“金砖五国”来验证这个命题。在这五国中，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最晚加入WTO的，而且加入后不久就因为2014年“收回”克里米亚的行动而遭到西方的制裁，所以经济增长业绩较差。因此，本文剔除这个“例外”。

图2是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在加入WTO前后的经济增长情况：（1）中国在加入WTO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阶段，但其他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入WTO前后并没有明显变化；（2）从长期看，加入WTO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加入WTO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的命题不成立。

既然中国的高增长是“金砖五国”加入WTO之后独一无二的现象，那么决定这个“因变量”的自变量是什么？很显然，加入WTO不是这个自变量，因为它对于“金砖五国”来说是一个常量。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推动下实施了市场改革、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按“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政策，中国也没有例外。那么，为什么唯独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很显然，问题在于什么因素（自变量）使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而不是“枷锁”？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很快就显示出一个结构性特征：在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技能水平却较高——表现在中国出口的产品既包括劳动密集型的，也包括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这违反了穷国生产低端产品而富国生产高端产品的一般规律。用罗德里克的话说，“1992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所反映的收入水平要比中国当时的人均GDP高6倍以上”。这个特征赋予中国极大的国际竞争力，即来自较低劳动成本和较高技能相结合的竞争优势。没有这种能够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的能力，加入WTO就不会成为中国高增长的条件。

那么，这个特征从何而来？较低的劳动成本很容易以“要素禀赋”来解释（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高等），但较高的技能水平只能是后天形成的，即与工业化的经验有关。这就使本文的分析指向一个被今天许多理论所“遗忘”的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工业化。1980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对中国第一次进行调查后的报告中评价：中国“目前已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重点是制造资本设备。中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多得多，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低得多。几乎每一个重要工业部门都在全国的若干地区设置了重点工厂，并特别努力使制造业分布到落后地区和农村”。因此，中国是在拥有一个“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的，而且由于它的存在，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始终是补充性的。如果离开这个基本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难以被理解和解释。

这个被“遗忘”的事实说明，讨论经济增长需要回到一个基本点，即以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为根本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是工业化经济的产物，正如第一代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库兹涅茨所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工业体系——即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体系——的作用”。在2000—2013年的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44%以上，而且工业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不仅最高，提升速度也最快。因此，中国工业体系的扩张无疑是高增长的主动力（见图3）。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视角

把工业拉回到解释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中，在理论上具有深刻含义。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曾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关切。当新古典经济理论在20世纪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后，其关注焦点转向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经济学再次关注经济增长时，工业层次的变量已在理论中消失，其代价是使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

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主要依靠由索洛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个理论的前提是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的传统思想，其模型的分析起点是总生产函数，它不仅完全抽象掉了生产过程，而且只遵循产出是投入结果的单向线性逻辑。当这个模型被应用于分析实际的经济增长时，就产生了标准增长核算（亦称增长因素分析），它经过数学处理可以表达为如下方程（假定国民收入的3/4归因于劳动，而1/4归因于资本）：

产出增长率（%）= 3/4（劳动增长率） + 1/4（资本增长率）+T.C.

（索洛余值，代表技术状态的变化率）

上述方程根据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可以找到的产出增长、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数据，间接推算出很难测算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减去其他要素贡献之后的余值）。当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这个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增长时，他揭示出工业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般特征：产出增长率大大高于加权平均后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即那个余值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后来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要素投入更大。虽然余值的内容至今不明，但增长核算对技术进步作用如此之大的发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古典增长核算受到的主要批评是：诸如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互相独立的。理查德·R.纳尔逊在1964年就证明，无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长速度都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阿布拉莫维茨则发现，资本对于美国生产率的影响之所以在19世纪比在20世纪更大，是因为19世纪的技术进步具有规模和资本偏向（bias），而教育和研发对于20世纪经济增长的较大贡献掩盖了技术对新的无形资本使用的偏向。换句话说，投资影响技术进步，而技术变化的特性也影响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

由于其单向线性逻辑，所以以工业化国家为对象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及其增长核算对理解落后国家的发展意义不大。如果一个以初级生产为主的经济体要走上发展的道路，真正的问题在于商品市场、资本积累、劳动技能和技术进步等这些持续经济增长所必要的因素是通过怎样一个过程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是其他因素变化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所以这些因素只能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才能生成和发展。新古典增长核算也是中国学界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时所高度依赖的理论工具。但借助这个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存在缺陷的，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20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也只是统计描述，无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能从一个极度贫困、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经济体变成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和第一大出口贸易国。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回顾发轫于古典经济学的另一支关于增长的理论传统，即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亚当·斯密在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国富论》中认为，劳动分工导致的生产率提高是国民财富增长（即经济增长）的源泉。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亚当·斯密才认为工业比农业更重要，因为工业为劳动分工提供的潜力远大于农业。他认为只能在工业中产生的劳动分工收益，已经使英国劳工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一个非洲的国王。亚当·斯密关于在竞争性条件下劳动分工导致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表述，使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概念。

使“递增报酬”在经济学思想中挥之不去的是阿林·杨于1928年发表的《经济进步与递增报酬》，时值美国工业蓬勃发展并走上世界霸主地位。阿林·杨认为，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理论“是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能够找到的最有启发和成效的概括之一”，但生产—操作过程的社会劳动分工远比生产单位内部的劳动分工更重要（这两种分工的概念都出自《国富论》），因为“……在劳动分工之下，一组复杂的过程被转变为一系列更简单的过程，其中至少某些过程变得适宜于使用机器。在采用机器和间接生产的过程中，又会出现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其经济性又再次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阿林·杨同样相信工业能够比农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分工机会，因为工业可以不断增加迂回生产方法，即最终产品的生产越来越依靠生产资料生产的方法——这是产生递增报酬的首要因素。与之相对应，实现递增报酬的首要因素则是各工业之间劳动分工的进展，无论是已有工业的变化还是新工业的产生。

阿林·杨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应增加就是对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从而扩大市场的规模，而生产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改进都会为工业体系的其他部分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进一步变化的机会。于是，“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但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正是劳动分工产生的外部经济性包含着递增报酬机制的“奥秘”——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存在正反馈的互动。阿林·杨一再强调，理解递增报酬机制必须把工业运行看作互相联系的整体，企业的内部经济从属于各工业之间劳动分工的外部经济，而后者才是递增报酬的基本工具。他明确指出，一旦递增报酬机制起作用，造成连续经济变化的力量就是经济体系内生的，“意味着不断战胜经济均衡力量的反力量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更普遍和更深地植根于现代经济体系的构成之中”。这种动态互动关系包含经济进步可能性的立场是与主流经济学均衡框架的根本区别。

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有助于回答一个历史性问题：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之后，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断拉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差距？要解释造成这种分野的直接原因，就必须找到使西方国家的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的自我强化机制——这就是工业化产生的递增报酬机制。对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很快又转化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以及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在阿林·杨关于递增报酬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其中，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落后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工业化，但工业化要求同时发展许多工业部门，否则无法克服工业品市场狭小和工业投资无利可图的恶性循环。纳克斯在讨论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时认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出现生产率增长的经济活动，而发展战略的关键是创建一批基于报酬递增活动的工业部门，它们互相成为彼此的市场，并随着生产率提高和市场扩大而产生更高的储蓄和投资，由此进入最初的增长良性循环。因此，他们的主张被称为“大推进”理论。但是，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衰落。在实践上，由世界银行专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大推进”战略的尝试基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政府无能和腐败）；在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逐渐主导了关于发展的议题。

尽管如此，当西方工业化国家拉开与落后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差距之后，从落后状态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少数后进国家无一不是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大推进”战略。两个较早的经典范例是苏联和日本，较晚的例子则是韩国。为什么有些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实施“大推进”战略实现工业化，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成功？这个差异无非是说，成功实施“大推进”战略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采取“大推进”战略的落后国家才能赶上领先国家？答案既简单也明确：一个后进国家只有以领先国家的产业结构为基本参照，建立起一系列互相存在需求和供应关系的工业部门，才能使该国经济形成可以持续提高生产率的自我强化机制。

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其基本思想经得起现代视角的考验。今天人们已经公认，人类有用知识的进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而当回答有用知识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理论传统的洞见仍然必不可少。这一点从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主流经济学范围内，内生增长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一个主要发展，其基本逻辑为：技术变化主要是响应市场激励的竞争性企业采取有目的的研发行动的结果（技术进步因此而“内生”），它们创造的知识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被反复使用，从而产生抵消资本递减报酬的外部经济性，使经济增长产生递增报酬的特性。但由于它同样遵循了均衡框架的单向线性逻辑，所以抽象掉了经验研究关于技术进步充满复杂互动和不确定性的洞见。该理论的代表学者罗默借用了递增报酬的概念，但为了将这个机制置于知识增长之上，却贬低了工业体系的作用。他指出，“严格地讲，增进的专业化打开新市场并引入新产品。工业中的所有生产者可以从引入这些新产品中获益，但它们只是产品，不是技术外溢”。这句话反映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缺陷，即它在指出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时，却割裂了知识增长与工业发展的联系，致使它对技术进步机制的刻画不符合经验证据。

工业发展之所以是有用知识体系发展的条件，其原因至少有三：（1）英国工业革命是有用知识体系发展的分水岭，因为工厂制的出现不仅使技术发展获得了经济动力，而且由此触发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与理解其原理的知识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2）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有用知识增长的必要机制，表现为企业只能沿着自己的专业方向进行创新，即有用知识的增长与工业体系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深化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3）有用知识体系的整体性与工业经济的整体性一样，决定着递增报酬的产生和实现，因为一项新技术能否得到应用，往往取决于互补技术的发展，即一种专门知识的有用性取决于互补知识的发展。换句话说，基于工业分工的知识体系越完整，因专业化和分工的进展而产生新知识的可能性及其生产率就越高。

因此，工业体系和有用知识体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以各个工业部门的企业为知识载体的工业体系，另一面则是以产品为表现形式并决定产品变化的有用知识体系。没有工业的知识体系就如同没有知识的生产体系，都是无法持续增长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必然以工业化为前提条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果其工业体系丧失了完整性，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就会遇到障碍。因此，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中国的工业化开始。

中国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与高增长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演进，而出现高增长的原因在于只有这个体系才能产生的递增报酬。由于递增报酬难以量化，须以有逻辑的叙事方式指出这一机制对于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的作用：第一，一旦规模庞大和部门众多的工业体系进入增长轨道，工业内在的迂回生产方式便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放大了对基础工业品的需求，从而为高增长创造了重要的需求条件。第二，生产工业高增长带来的“超常”需求使设备工业突破了引进政策的束缚，能以自主开发的产品赢得市场，由此产生的技术进步大幅降低了生产工业的投资成本。第三，旺盛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投资能力也使高技术工业产生广泛的突破和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整个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历史同时证明，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工业化是使递增报酬机制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条件，而市场化则是这个条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表现。因此，高增长发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并非偶然。

本文将“工业体系”定义为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应关系的多部门组成的工业经济体，它必须具有至少两个特征：（1）具有足够多的部门，以使部门之间的联系产生足够大的市场；（2）具有能够为消费品部门提供生产设备的资本品部门。那么，“足够多”是多少？在历史上，这个数量标准（上限）是由工业化领先国家的部门结构所决定的，但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从而树立了新的标杆。

中国工业体系的形成始于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推进的工业化。以历史的视野看，中国是继被称为工业化“晚来者”的日本和苏联之后，最后一个仿照领先国家的工业结构，以“大推进”方式建立起工业体系的大国。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工业化目标也决定了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结构特征，如中国布局全面的科学研究和今天“生产”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中苏分裂和经济困难阶段，经历了“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在那个长达20年的“自力更生”阶段，中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工业体系并取得了以“两弹一艇一星”为标志的技术成就。但现实中的计划体制也存在着限制社会广泛参与工业化的缺陷，加上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破坏，致使中国工业体系的生产率增长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使工业化的成果没有更快、更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的经济福利。对经济发展绩效的不满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20年过渡期里，经济增长仍然是政策驱动的，虽然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但伴随着多次大起大落。主要原因来自“双轨制”下的矛盾：每一次政策驱动的经济扩张都引起地方政府的“大干快上”，但总是遇到能源、材料和交通等基础供应方面的制约；由于这些部门仍处于计划体制之下（企业不是主角），而投资又受到国家财力的制约，所以经济扩张总是引起通货膨胀。中国最终渡过了这些阵痛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在基本没有破坏中国工业体系的条件下，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如果对比苏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过程，就可以理解中国的改革成就来之不易。

到世纪之交，中国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经济主体可以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响应的条件下，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触发了一场其特征迥异于此前的增长，不仅增长率更高，而且再无大起大落，甚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中断其连续性。我们先从钢铁工业的增长来看一下中国工业体系迸发出来的巨大能量（见图4）。

图4以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在145年间（1871—2015）的粗钢产量为背景，展示了中国钢铁工业在2000—2014年的增长曲线。这条曲线清晰地表明：自从现代钢铁工业在19世纪中叶出现之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钢铁工业在任何阶段曾经出现过像中国钢铁工业在2000—2014年间那样的高增长：粗钢产量从2000年的1.2亿多吨增加到2014年的8.2亿吨，15年间净增7亿多吨。经济史学家罗伯特·C.艾伦在2010年出版的书中，怀着敬畏之情说：“中国现在的钢铁年产量达到5亿吨。美国、苏联和日本的年产量从未超过1.5亿吨，因此中国打破了所有的世界纪录”；“如果在接下去的30年里，中国依旧保持自1978年以来的发展速度，它将赶上西方。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就像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完成航海探险之前那样。世界将重新回到起点”。

实际上，中国所有工业部门都同时出现了高增长，尤其是需求弹性较高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见图5）。“比较优势论”缺乏解释力的原因恰恰在于高增长同时发生于所有工业部门，不存在这个理论所断言的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顺序；市场化改革是重要的条件，但也只是条件，并非增长本身；加入WTO也不是原因，因为资本密集型工业的高增长是内需拉动的（中国直到2004年还是钢铁净进口国）。因此，要解释中国工业的高增长就必须在工业层次上回答需求和生产能力的增长来源。

钢铁、水泥、高速公路建设等工业的高增长确实反映出中国处于需要大规模资本建设的发展阶段，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高增长也反映了人民在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对过去无力购买的消费品的渴望。但这样的理由只能说明理论上的增长潜力（需求弹性高），并不能解释高增长的原因。例如，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制约经济扩张的能源、材料和交通等基础工业也同时出现了高增长？答案是：在市场力量可以反映社会真实需求并引发创业浪潮的条件下，工业体系的存在就是所有工业部门能够出现高增长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部门的需求增长——无论是来自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或出口扩大——都会引发对其他部门的需求增长。很容易证明，给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它的工业部门越多，就会对钢铁产生越多的直接需求；同时，工业部门越多意味着迂回生产的空间越大，市场分工越细致，所以对钢铁的间接需求会随着部门数量的增加而成倍增加。因此，在存在一个完整工业体系的前提下，高增长的需求条件是高增长本身所创造出来的。中国钢铁工业在21世纪前15年的高增长是中国在走向发达状态过程中所必须迈上的“台阶”，也预示着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巨型工业经济体的出现。

即使需求弹性高，这些工业的生产能力能够迅速扩大的原因也是需要解释的。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在15年间增加7亿吨粗钢产能和20亿吨水泥产能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设备（资本品）的供应来源。

中国工业在高增长阶段所需要的设备大部分是中国企业供应的，但这个可能令一些人意外的事实是设备工业在增长阶段出现广泛突破的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已建立起几乎所有门类的设备工业。但是，在那之后的20年里，国家实施了技术引进政策，除了进口就是要求“合作制造”（外国企业设计，中国企业制造）。这个政策实际上阻碍了设备工业的技术进步，使自主研发的产品没有市场。以此为背景，高增长提供了具有特定含义的市场需求条件，即为中国设备工业的广泛突破提供了“政策体制”之外的需求。有以下几个典型例子。

到2005年，重型机械工业在大型铸锻件方面已能够生产出许多重大产品，但中国对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产品则需要依靠进口。2006—2007年，当中国为发展核电而进口大型锻件时，被日本政府“卡脖子”。此后，国家发改委批准几家重机企业实施铸锻钢基地及大型铸锻件自主化的改造项目，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突破（其实那时中国企业已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从2006年到2011年，几家重机企业先后建成15000吨和16000吨的水压机、16500吨和18500吨的油压机（每次都是世界之最），不仅生产出替代进口的产品，还生产出他国不能生产的产品。2020年，一重集团制造的全球首台3000吨超级浆态床锻焊加氢反应器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但从1600吨加氢反应器开始，实际上每一次世界新纪录都是一重自己创造然后自己打破的。如今，中国制造大型铸锻件的能力和水平都位居世界第一。

2004年，中石化在一份写给国家发改委的报告中称，国外设备不能满足国内石化行业的需求，“一些国外制造商对国内询价经常不予响应，交货期从2003年的12个月延长到2007年的22—24个月，价格也上涨了近一倍”。这种压力促使中国政府于2006年把乙烯成套设备列为国产化攻关的重点，批准在天津、镇海、抚顺建设采用国产关键设备的百万吨级乙烯项目。以此为契机，奋斗多年的沈阳鼓风机、杭州汽轮机、杭州制氧机三个集团终于有机会“登堂入室”，为这些项目提供了压缩机、工业汽轮机和冷分离装置（均为乙烯核心设备）。这三个项目建成后，中国很少再进口外国的乙烯核心设备。2017—2018年，浙江舟山4000万吨炼油、石化一体化项目（国内最大）的设备采购全部为中国企业中标，而舟山项目也助力了中国工业的一项新成就——炼油能力即将超过自19世纪中期以来保持世界第一的美国。

中国冶金设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以“合作制造”的方式参与了进口大型冷连轧生产线的部分制造，但一直没有自主设计、制造过整条冷连轧生产线。世纪之交，不像宝钢那么有钱的鞍钢决定在改扩建过程中采用国产设备。2000年5月，鞍钢与一重签约，由一重为鞍钢设计、制造一套1780毫米冷连轧机组，它是制造汽车和家电用钢板的关键设备。2003年6月中旬，这套冷连轧机组在鞍钢一次试车成功，立刻“腰斩”进口轧机的价格。2000—2017年，一重为中国钢铁工业提供了24套冷连轧机组，同期全国进口不过十几套，而且其中10套还是与中国企业合作制造的。

2006年，一支从老国企出来的技术团队创建的太原通泽重工，与无锡一家渴望生产高端无缝钢管但买不起进口设备的民营制造企业合作，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套连轧管机组，“从而一举打破了国外厂商长期以来对连轧管技术的垄断，由此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大型无缝钢管连轧管机组的国家”。今天，中国工业建设一条连轧管生产线的投资成本从使用进口设备的大约30亿元降到了使用国产设备的大约6亿元，而中国的无缝钢管产量已经占全世界的65%。由于不存在系统性的研究和统计数据，我们无从知道国产设备对于降低投资成本的整体情况，但一旦突破就“腰斩”设备价格的例子在每一个工业都可以见到。毫无疑问，设备工业的广泛突破至少以大幅度降低投资成本的形式支持了生产工业的生产率提高。

如今，中国机械设备工业的产量和产值都是世界最大的。在发电设备领域，三大电气集团（哈尔滨、东方和上海）提供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百万千瓦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超过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水力发电设备的技术和制造水平处于“孤独求败”的状态，光伏、风电的设备制造世界第一，核电在建规模世界第一。在输变电设备领域，仅因中国率先采用特高压输变电系统的原因，就使规模世界第一的中国输变电设备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大型技术系统的创新带动设备工业发展的例子还有高铁，它的大规模建设使中国轨道交通设备工业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石油钻采设备工业的销售收入在2003—2014年增加了35倍，从2000年起就保持为世界石油天然气钻机的最大出口源。中国的工程机械、水泥设备、矿山设备、海洋工程专用设备等工业均为世界最大；上海振华重工一家就供应了全世界70%—80%的港口集装箱起重机。连被认为处于弱势的机床工业（生产规模仍然是世界最大），也出现了最近10年向美国汽车工业出口十多条大型自动化冲压生产线的济南第二机床集团。例子无法一一列举，故以图6来概括设备工业的整体情况。

在图6中，中国机械设备的国际贸易在1980—2003年间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反映出改革开放最初20年里对进口设备的依赖。2004年是转为顺差的拐点，而当时正是高增长对设备需求的旺盛阶段，出口不降反升已经说明中国设备工业的进步，而顺差从此一路扩大则反映出在突破中的强劲成长。根据2021年8月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一项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的机械设备出口额首次超过长期领先的德国，并预计中国增长更快的趋势将持续下去。

中国高技术工业的基础也是在“前30年”建立起来的，但在改革开放后的技术引进和进口热潮中，半导体、民用干线飞机等核心领域的研发被放弃，致使关键性的电子工业转向以消费产品为主（如彩色电视机）。那时的一个罕见突破发生在电信设备工业，即自主开发大型程控交换机的成功。由于自主开发可以锻造出较强的技术能力，所以电信设备工业在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阶段后迅速强大起来。但是，高技术工业格局的全面转变是发生在高增长阶段。

高增长带动突破的一个例子是半导体显示器。当中国的电子产品工业进入高增长后，“缺芯少屏”的痛苦日益加重。但与此同时，在21世纪之初进入液晶显示器工业后，挣扎了数年的京东方却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在此后的七八年里，京东方以超过4000亿元的高强度投资建设了10多条生产线。到2020年，中国半导体显示器工业已稳居世界第一。从结构条件上看，敢于实施这种高强度投资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工业对于显示器的确定需求——需求越大、越迫切，投资前景就越确定。因此，每当某些部门的落后造成“不平衡”时，工业体系本身就会产生一种“矫正”的力量。按照同样的道理，只要政策得当，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突破是可以预期的。

高增长对于高技术工业突破的作用有时是“迂回”的，恰恰反映出工业体系的特性。在传统汽车工业，改革开放后采取的合资模式导致外国品牌主导了中国轿车工业，但高增长引发的新企业进入使这个工业产生了自主开发模式——今天属于高技术范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就是在自主开发模式的基础上兴起的。经过迂回方式发生作用的还有在以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的电子产品制造业集聚，据估计其产能超过全球的一半。在高增长阶段，深圳出现了数量超过任何其他城市的自主品牌高技术企业，但也形成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电子产品及加工其零件的制造集群。这个集群曾经大量生产被称为“山寨”的产品，但一旦出现创新，它就成为创新者的力量源泉。例如，从2013年以来就居于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霸主地位的深圳大疆就是依托深圳的产业集聚脱颖而出的。

图7可以反映出与设备工业相似的事实，即中国高技术工业的广泛突破和赶超是发生在高增长阶段。从国家直接支持的超级计算、载人航天、核能到以企业创新为主的各种电子信息产品和互联网应用，莫不如此。今天，中国的诸如移动通信基站、液晶面板、太阳能板、车载电池、电池材料、智能扬声器、智能手机、监控摄像机、电脑等产品已在全球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目前存在的短板也意味着未来的增长空间。依托世界最大的工业体系是中国高技术工业能够继续突破的良好条件。

中国工业在高增长阶段的发展证明，在市场化和人民广泛参与的条件下，由工业体系的演进所产生的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的“正反馈”就是中国高增长的内生动力。

生产体系与其他经济因素的互动

虽然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可以从逻辑上较好地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生动力，但它也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概念。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可以决定高增长的变量？例如，遵循新古典增长核算的框架，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把高增长的原因说成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拉动”的。因此，解释高增长原因的关键是从逻辑上证明，如果不存在递增报酬机制，那么最初响应宏观政策变化的增长只能是“递减报酬”的，不会变成一场持续的高增长。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一个X曲线谜题，见图8。

图8的曲线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现象上抽象出来的，本文前面的统计图都表现出这个“形状”。实际上，中国在生产体系之外的各个领域的增长也都表现出相似的形状。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谜题”：为什么在高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各方面的增长都呈现出X曲线式的轨迹？首先观察投资和信贷的增长情况，见图9。

图9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的增长与工业产出的高增长是同步的。当然，曲线形状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印象”，并不精确，但足以对高增长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拉动”的说法提出一个质疑：如果工业增长是投资和信贷的增长所驱动的，那么为什么投资和信贷的增长不是工业增长所驱动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投资的增长在所有的时点上总是先于产出的增长，从而使相关曲线显示出相同的形状？为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对政府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做一个分解，见图10。

图10清楚地表明，当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增长时的2000年，财政支出的投资（经济建设费）仅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不到四分之一；到了高增长“如火如荼”的2006年，财政投资的比例更是下降为不到十分之一。因此，高增长不可能是政府的投资所驱动的。非财政的投资的确迅猛增长，但导致这些投资增长的诱因已经可以用递增报酬——增长导致新的投资机会——来解释了。由于那个阶段的经济政策始终遵循“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原则，所以货币和信用条件基本上“配合”了高增长，但不是“政策驱动”的，而是“政策跟进”的。

事实上，如果考察一个持续若干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产出增长永远由投资增长所决定的单向线性因果关系就不可能成立——如果没有投资回报产生的利润和税收增长，哪个国家可以在14年间支撑年年递增的“大规模高强度的投资”？中国高增长阶段的实际数据说明，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互动的——投资增长“驱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驱动”投资增长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使这个互动过程能够持续的条件一定是存在递增报酬，即经济增长导致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也导致投资能力的增长。因此，把中国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说成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经济变量在增长过程中是互动关系的主题还可以从与“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的方面得到证明。例如，中国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中国不首先在科学和技术上取得进展，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这个说法的谬误之处还是在于其单向线性的逻辑，因为相反的因果关系同样成立——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见图11和图12。

图11展示的是研发投入的增长，而图12是研发结果的增长，当我们把这两个指标看作对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衡量时，那么它们的增长曲线则反映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当我们承认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经济增长是科技进步的驱动力。这个关系并不难理解：如果没有以工业体系为主的应用载体，中国既不会产生对科技进步的需求，也不会具有对科技进步的投资能力。因此，中国科技的高增长只能发生在与经济高增长互动的过程之中。这种关系同样表现在教育领域。

上述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是一个远比主流经济学的理解更复杂的过程。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及其所涉及的研发、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从来不能脱离经济发展，也不能脱离工业体系而独立发生，因为有用知识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必然来自科学发展与源于生产经验的学习过程之间的互动。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增长时通常使用的单一方向的线性因果关系解释（如投资驱动增长）还成立吗？那种把中国经济问题定义为经济增长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的说法还成立吗？实际上，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经验研究证明，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阶段恰恰是在高增长阶段。

“X曲线”谜题提出的挑战是，一旦把经济增长置于具有时间序列的实际过程中，经济增长的直接投入变量如投资、信贷、研发投入、劳动（数量和技能）等，就与产出变量如工业增加值、生产率、利润等是同时发生变化的。同时，技术进步也不像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是研发投入的函数，而是一个伴随工业体系扩张和变化的学习过程，不仅与其他所有的经济变量互动，而且受到组织、管理、政策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和过程，不存在可以单独挑出来解释整体绩效的个别变量。

在批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阿布拉莫维茨早已指出理解这种互动关系的重要性。他直言，“没有对这些互动关系的更深理解，我们甚至对增长最直接来源的知识都是不完整的”。在这篇他作为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演讲的文章中，阿布拉莫维茨最后说：

我们无法还原为稳定和容易理解的内生要素函数的那些东西，存在于历史领域。对技术和增长其他方面的历史性研究，充满了可以恰当理解主要增长源泉之间联合及互相依赖行为的例子。我期待这样的历史研究在未来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

如果承认知识和能力是在资本积累背后导致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不可逆的累积性过程。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开动并保持70多年没有中断的经济发展过程（尽管经历过曲折），一定是因为存在比增长因素更高层次的变量。

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大国基础结构

对于经济增长历史经验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进入经济增长过程需要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尤其对于落后国家来说，使其能够进入经济增长过程的“深层次社会因素”远比影响增长过程的直接变量（如要素投入）更重要，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西方学术界在二战后讨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曾经产生过“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而获得更高增长率”的说法。阿布拉莫维茨以历史经验为依据，否定了这个说法的普遍性并提出了限制条件：只有“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社会上先进的”（technologically backward but socially advanced）国家才可能具有较强的快速增长潜力。

按照这个洞见所揭示的规律，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实现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出现高增长，一定是在此之前具备了“社会上先进的”（即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那么，当中国还处于经济收入很低的计划经济阶段时，她具备了什么条件或因素可以算是属于“社会先进”的？这个问题把本文引向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社会框架，本文把这个框架定义为开国一代领导人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大国”的含义不是仅指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大小，更是指使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可以保持独立自主的要求；“基础结构”指的是一个把中国经济社会组织起来的权力网络，包括四个互相重叠而又互相分割的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这样看待社会的视角，我们以下扼要陈述这个基础结构的特征。

（一）政治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主权国家，是通过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的唯一执政党，而且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背后，也始终具有一个“党直接组织人民”的政治关系结构——这是中国具有很强社会动员能力的原因。在对外关系上，新中国表现出来强烈的主权意识，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方面极其强硬。在对内关系上，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消灭了在中央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所有“中间权力”的政权，是第一个实现对所有“边疆地区”直接统治的政权。尽管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频繁政治运动对社会造成过一些伤害，但新中国的社会革命始终保持的鲜明特征，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变成平等的。因此，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是通过民族解放和为人民谋幸福而获得了政治合法性。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之后，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土性的政治实体能够发展经济的第一个条件是建立现代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和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欧，它们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不平衡扩散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那个过程中，部落、酋长国、农业帝国等政治实体或者成为欧洲的殖民地，或者经历自身的社会变革而成为现代主权国家。这些命运的不同恰恰说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主要根源是在政治方面，而非经济方面。因此，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使在现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主权国家及其行为也是影响世界市场对于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面对西方的敌视和工业化的需要，新中国在成立之初的冷战背景下倒向苏联阵营，但此后的中苏分裂、自力更生、中美打开关系等历史事件都证明中国保持独立自主的决心和能力。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始终拒绝这个秩序所要求的主从关系，所以中国没有接受那些足以导致国内市场被外资主导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7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在“前30年”，主导权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一切“资本积累”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经过4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决定国家主导权的一些结构性因素仍然被保持下来，包括：（1）国家仍然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以五年规划作为实施机制；（2）土地和自然资源保持公有制；（3）通过对主要银行的国有制和金融监管控制着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央行独立的建议从未被领导层接受过）；（4）最大的工业企业是国有的；（5）政府通过对基础设施和重大技术项目的投资，保持直接介入实体经济的能力（这是一项几乎区别于所有国家的特殊制度能力），地方政府通过分配土地、融资等要素而主导地方的经济发展；（6）在影响国家安全的领域保持分配和定价权。

为什么国家在市场经济时期仍然保持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问题不在于执政者是否愿意放弃，而在于是否可能放弃。如果把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理解为一种权力，那么这种权力的另一面则是一种义务。从义务的方面讲，这种主导权来自国家对社会的三项“承诺”：增长、共富和稳定，即国家有责任保证经济不断发展，有责任保证社会的共同富裕，有责任保持社会的稳定。换句话说，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起源于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承诺。因此，放弃主导权不是一个国家领导层选择扩大市场机制范围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权力的问题，因为放弃的结果会把由此产生的所有社会矛盾都指向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的权力，但由于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职能从未被寄托在任何经济阶层的身上，所以资本的作用只能发生在“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语）的范围内，但不能影响国家层次上的政治。

（三）军事权力

新中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体系中保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就不能不保持强大的军事能力。新中国的成立本来就是通过革命战争，形成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其精神状态、纪律和组织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是中国近代以来“在社会上”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由于这种政治起源，党领导军队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一个持久的结构性特征。但是，军队的国家职能是高度制度化的，中国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或任何其他由军方决定的国内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守“党指挥枪而非枪指挥党”即党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此外，人民解放军还形成了与中国社会的独特关系，长期具有动员群众、拥政爱民的政治职能，具有诸如抢险救灾的社会职能，因而几乎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

这支从革命战争走出来的军队，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就敢于同当时最强大的美国军队直接作战，中国从此被看作一个军事强国。长期被迫以弱胜强的经历以及新中国早期受到的外部威胁，使中国领导人具有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国防现代化在最近20年更是取得飞速发展。今天，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已被西方认为是威胁时，军事实力的发展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四）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具有人生意义感、集体道德感和仪式感的思想观念，包含理性但又超越可以验证的经验。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对大众的认同和集体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从大众的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是开明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概念反映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对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命运的认同观念在社会功能上高于其他意识形态。因此，它是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事实上，开明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经验下，由开国一代领导人在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所奠定的。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于从甲午战败到五四运动的阶段，它是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生存危机的冲击下，从古代的小农皇民意识向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变。所有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以民族解放为目标走上革命道路的，而共产主义是被用来救中国的。虽然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民族主义，但中国被欺凌、被侵略的历史却使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具有强烈的民族解放意义。这种特征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只要涉及主权和领土问题，新中国不仅敢于与“资本主义死敌”的美国直接对抗，而且敢于与前“社会主义盟友”的苏联直接对抗。中国领导层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出对意识形态争论的“开明”态度，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具有历史赋予的国家命运认同观念，可以使各种争论最后被统一到“发展就是硬道理”旗帜下。相比之下，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官方版的意识形态遭到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东正教）的挑战时，苏联社会却再无其他能够维系共同体认同的意识形态。而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被中国社会最广泛和最大程度认同的民族使命感。

上述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网络是把中国经济社会组织起来的基本制度结构，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运行框架。这个大国基础结构对于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发展状态发挥了以下的主要作用。

第一，使中国发动并保持了一个连续性的经济发展过程。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在独立自主条件下赶上世界先进的要求进行的，所以它塑造了中国经济发展70多年未变的总体方向——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为主动力的经济现代化。这个实质内容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连续的，但改革开放造就了对工业化过程异常广泛的社会参与，其动力不仅受益于已有工业体系在技术和能力上的“外溢”，也使20世纪50年代社会革命造就的社会平等成为一个有利条件——恰恰因为不存在有产阶级和大资本，所以来源多种多样的民营企业才能特别广泛地以创业企业的形式出现，也使中国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普遍表现出集体性。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迄今在总体上走的是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工业主义”道路，虽然近年来大资本食利的“金融主义”在扩大影响。

第二，使政策的错误得到矫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中，经济政策出现错误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总能得到矫正。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体制的“纠错”。西方新一代中国问题学者最近提出一个事后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够“逃脱”休克疗法（这种激进的市场改革导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去工业化和被外资主导）？他们发现，关键在于中国在接受了市场经济并得以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同时，却没有接受市场经济必须以全面私有化为条件的核心主张。又例如，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大了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从2013年起，国内主张开放的政策呼声也以市场改革的名义开始高涨，致使宏观经济学家余永定以“最后的屏障”这样的表达形式予以反对。但是，这个话题在2015年之后却突然消失了，于是中国至今没有成为一个美元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的“新兴市场”。如果系统性地梳理这些当时差点没干但最后被事实证明幸好没干的事件，我们就会发现大国基础结构对于政策演进所设定的“边界”。

第三，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天花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Derek Scissors在2009年建议美国政府迫使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时，也承认需要有效率上的证据让中国信服，而最大的证据是“只有中国的复苏落后于或依赖于美国的复苏”。但2009年恰恰是中美两国经济一个相反的转折点——美国的复苏落后于并依赖于中国的复苏。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未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中国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从未被外力所左右或打断。

余论：中国经济还有增长潜力吗？

高增长阶段大约在2014年结束，此后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阶段。面对近年来的经济下行，所有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有一个疑问：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再次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本文回顾高增长历史的意义恰恰在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实际上取决于对过去增长原因的理解。由于高增长现象一时超出了社会的理解能力，所以对其原因的解读存在着混乱，这可以从一个矛盾的社会态度上看出：一方面把高增长的主要原因看作投资驱动和粗放发展，从而产生了“经济失衡”“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等问题；另一方面又把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中国工业取得的国际地位当作引以为豪的成就。这个矛盾态度恰恰说明，科学地讨论高增长的原因是形成正确政策的前提，而理论建设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能力成长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因为其主动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基础结构之下，以工业体系为载体的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这个累积性的演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没有中断过，而在21世纪初出现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下，蕴藏在中国工业体系和中国人民之中的能量得以迸发。这种能量的内在经济机制可以由递增报酬来解释，而使其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条件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广泛参与。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还能不能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问题，本文的答案是肯定的和确定的。尽管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的人均GDP趋近于领先国家的水平时，其增长速度必然下降，但如果中国在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大约六分之一时就断言其经济增长潜力已经销蚀，则完全没有科学的理由。今天，中国工业体系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同时存在的与领先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和需要补上的“短板”，反而说明这个体系的需求弹性依然存在，何况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本无止境。在中国经受住了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之后，今天还有多少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依靠外力？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仍然是在前方，而不是在背后。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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