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精神在打破我国工业化“瓶颈”中的关键历史作用——兼论以经济理性理解革命精神的错误

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各种极端困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初步工业化，为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革命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其本质特征是为人民的事业自觉奉献，不畏艰苦，不怕牺牲。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伟大的力量源泉。但是，现在有一种思想倾向，即以经济理性理解革命精神，从而认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由于过度推崇革命精神，忽视物质利益，因而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原则，影响经济发展。在网络舆论中，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革命精神视为一种“乌托邦狂热”，认为它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和破坏。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用经济理性来考量革命精神。否定革命精神就必然否定红色文化，就必然否定以艰苦奋斗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史，必然侵蚀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确实存在着“左”的错误，在后期，我国也确实存在经济动力弱化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但是，不能由此以偏概全，以点概面，否定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从我国工业化的目标和当时遇到的严峻挑战来分析弘扬革命精神的合理性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以经济理性考量革命精神的错误。

一、建国后我国工业化面临的极端严峻局面和发扬革命精神的号召

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现代大工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标志。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所要承担的一个最重要历史使命，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国进行快速工业化，建社一个具有强大国防能力、强大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富裕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一个传统农业国要进行工业化，就需要相应的工业投资。但是，传统农业国的落后生产力往往会限制工业积累资金。除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掠夺获得工业积累资金外，后来的传统农业国家进行工业化，工业积累资金只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国内的劳动剩余（就是指一个国家一年生产的财富减去消费财富之后的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换句话说，就是从农业提取资源进行工业化。只有工业体系发展到一定规模，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剩余扩大再生产时，这种提取农业剩余投入工业的进程才会结束。如果劳动剩余是既定的，又想快速推动工业化，那就只有通过压低消费来增加劳动剩余，由此提高工业积累。第二个来源是来自外部的援助或者贷款。就是先借用其他国家的劳动剩余进行工业积累，在工业发展之后再偿还。总的来说，援助需要偿还的利息低，贷款偿还的利息相对较高。如果一个国家因为某种原因劳动剩余减少而缺乏工业积累资金，又没有外部援助或者贷款，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就会被打断。

建国后，中国进行工业化面临的困难比一般农业国更大，尤其在1960—1970年代，我国工业化出现了极端严峻的局面。

建国之初，中国是一个饱经战乱、满目疮痍的落后农业国。整个国家不仅生产落后，而且遭到战争的极大破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机器大工业产值占工农总产值的17%，农业和手工业占83%。在工业部门结构中，生产资料产值不到30%，消费资料工业产值占70%。也就是说，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是5%左右。而且，这些工业70%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与历史最高生产量相比，1949年工业生产平均减少一半。其中，铁和钢生产减少80%。[2]据一些学者研究，1949年，中国约有5.42亿人口，耕地面积约0.98亿公顷，人均约0.18公顷，[3]人均耕地约2.7亩。根据当时的人口和粮食产量计算，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209公斤左右。这个工农业生产水平，连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都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主要致力于经济恢复。1953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以“工业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化。根据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中国近代以来饱受侵略的历史，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中国选择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战略。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纪大战仅仅间隔20多年。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什么时候爆发？这是当时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作为从战争中走来的中共领导层，自然会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中国必须抓紧宝贵的和平时间，快速建成重工业基础，快速建成军事工业，快速完成工业化。中国领导层执着于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是当时历史现实的产物。

现代工业的根本特点是用机器进行生产。重工业则被称为生产机器的工业，是现代工业体系的根基。一旦建成，工业体系将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但是，也正因为此，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吸纳就业人口少。

1952年，我国工农业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中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7%。就一些重要的生产指标来说，人均钢拥有量：中国2.37公斤，苏联是164.1公斤，美国是538.3公斤，日本是81.7公斤；人均用电量：中国2.76度，苏联是553.5度，美国是2949度，日本是604.1度；人均棉布拥有量：中国是5.4米，苏联是23.6米；美国是55.4米。[4]1952年，中国粮食产量是16392万吨，是世界第一，但人均只有250公斤左右。[5]

在这种初始条件下，中国要进行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即使在苏联提供一定援助的情况下，也必须通过低消费实现高积累，把新增长的国民财富不断转化为工业投资。也就是说，中国不具备普遍地用物质奖励方式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条件。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工业化中发扬革命精神，以精神力量补充物质力量的不足，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958年后，我国社会主义探索发生了重大挫折。在持续三年的“大跃进”中，由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1960年，我国出现连年自然灾害，农业大幅度减产。在中苏关系中，中国恪守自主和平等的原则，而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越发明显。中苏两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导致激烈争论。1960年7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想以此胁迫中国。这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为了保持独立自主，中国领导层决定尽快偿还苏联债务。各种问题叠加震荡，导致这一时期出现了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到了1962年，国民经济经过重大调整，终于走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民经济好转，但我国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战略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甚至有中断的危险。

首先，劳动剩余大幅度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196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470.1亿元，财政收入572.29亿元，财政支出643.68亿元。1962年，国内生产总值1162.2亿元,财政收入313.55亿元，财政支出294.88亿元。196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60年降低约20%，财政收入减少约45%。其次，中苏关系决裂，中国已经不可能从苏联得到援助，同时还要偿还一定的债务。另外，美国在技术、经济领域对中国实施封锁和制裁，在军事上对我国东部实施月牙形包围。中国也不可能从西方得到贷款。再次，1962年以后，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严峻，军事开支增加。最后，为了整个世界革命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独立，我国还要承担一定的国际义务。

总之，如果仅仅依靠现实的劳动剩余投入，已经不足以支撑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战略。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号召人民大力发扬革命精神，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进行国家建设和工业化建设。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发出工业部门要学习解放军，发扬革命精神的指示：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6]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7]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并在第二版开辟专栏《学习解放军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精神》。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发出“学大庆、学解放军”的号召：

【“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习解放军，学大庆。石油部在大庆搞了一个大油田，投资少，时间短，收效大。”“每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高等学校也要学解放军……他们的工作比各地方、各部门都搞得好些，很值得学习。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克服错误。”】[8]

在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在这一时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依靠集体经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这一号召的实质，就是继承革命传统，使建设者革命化，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不是在外部的利益刺激下，而是以革命精神，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主动地投入生产建设，以主人翁精神，以高度的自觉性、主动性投入工业建设。

中国人民正是凭借着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1969年完成“工业156项”，并实施“大三线”工业建设；在1973年，又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了初步工业化。

二、革命精神的本质特征是为革命献身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革命精神，是指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尤其是在中国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一种为革命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与革命的本质特征、内在需要紧密联系，并在革命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等文章中对革命精神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指出其最重要的特征。

第一，从个人的精神境界的角度来看，革命精神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无私地工作，这也是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以白求恩的事迹为例，阐述了这一精神：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9]“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0]】

第二，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宗旨来看，革命精神是一个革命的党、一支革命的军队、一个革命者，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甚至于牺牲生命的精神。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1]“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2]】

第三，从战胜强敌的角度来看，革命精神就是在面对强敌时，勇于斗争，敢于胜利，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愚公移山》中，毛泽东指出：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13]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这种革命精神的最简洁明晰的表述。

总之，革命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敢于面对一切艰难险阻，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革命精神的这些特征是与革命的本质特征和革命的内在要求紧密联系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首先是整个社会所有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恩格斯曾指出：

【“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4]

如果没有整个社会以至于整个人类的解放，就没有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就不可能有无产者个人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崇尚国际主义、集体主义，无产阶级个人解放必须与无产阶级的整体解放相结合，革命者为了个体的解放，首先要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如此。中国革命要推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要面对强大的敌人，要面对统治者强大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因此，中国革命必然是长期的、残酷的武装斗争。被压迫者个人的解放，必须以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整体解放为前提。为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也是为个体的解放而斗争。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首先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要主动地克服各种困难，甚至牺牲生命。这个过程也就是革命者个人的解放过程，也是个人价值的实现过程。

这就是革命精神。这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崇高的献身精神。通俗一些说，革命者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工作，而不是个人利益，如金钱、地位而工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革命者。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是非常有限的，除了工作经费，用于党员的生活经费非常少。很多党员一方面要冒着生命危险，以高度热情投入革命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和家庭。夏衍是我党左翼文化工作的重要领导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夏衍从日本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并正式入党。他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最初主要靠自己的朋友蔡叔厚提供食宿。后来，夏衍找到译书的工作。他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

【“译书就成了我的公开职业。我自己规定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每天译两千字，译完之后，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做别的工作。当时，译稿费大概每千字两元，我每天译两千字，我就每月可以有一百二十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的一群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15]

从1928年到1934年，夏衍都是以译书谋生。夏衍所说的蔡叔厚，是一位电机工程师，开有一家小电机公司，公司有一个会计、一个技工和一个学徒。蔡叔厚社会关系广，在当时生活富足小康不成问题。他同情革命，经常资助、收留革命者。1927年冬，蔡叔厚感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党组织经济困难，蔡自告奋勇地为区委筹款。他本人并不富裕，筹款主要靠他的同乡、同学和社会关系。”[16]

以上两个人的例子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他们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工作，而不是为了钱，甚至要把自己的钱和家里的钱献给革命事业。

革命精神在革命中不断丰富、发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它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理解革命精神，就无法理解中国革命是如何在各种艰难困苦中走向胜利的。为了更好地解释后面的大庆油田建设的革命精神，这里简要介绍延安大生产运动。

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集中体现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革命精神。陕北地区地理条件恶劣，生产条件落后。1941年，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已经无法支撑政府、军队和学校的大量人员。1942年，延安的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等部门开展大生产运动，生产自救，自己办工业、农业和商业。干部和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随后，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6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延安，描绘了当时大生产的景象。

【“政府所有各部都是一样的，在业余时间生产粮食和衣服。如果你去访问一位政府领导人或一位大学教授，就会发现他们正在那里种西红柿或在平台上用手摇车纺线。通往朱德和毛泽东窑洞的山坡小道上都种满了一排排的玉米和西红柿。美军大院的翻译人员业余所种的地在一英里外的山地上。文化协会有一个新开垦的农场，有一小部分人一年到头都在那里。到收割期间，著名作家、雕刻家和音乐家都到那里去帮忙收割庄稼”】[17]

为什么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能进行大生产运动呢？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精神。革命者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金钱和个人利益而奋斗。因此，他们能够以极大的热情主动地去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献身于革命事业。

1947年，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采访晋冀鲁豫根据地。他对根据地政府能够以极少的财政收入维持运转感到惊讶。当时根据地的财政局局长戎子和给他做了解释：

【“首先，我们大多数的干部都是自愿来此工作的。你就把我来作例子吧。我投奔这里来，因为我无法忍受蒋介石统治区的情况。我离开家庭、家人和一份优职。这些抛弃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革命的动机。我们全都几乎不为任何的酬劳而工作，我们只要少许的粮食便可过活……再其次，我们大家——不单政府干部，军人也是如此——都一定在正规职务之外，参加某种生产。”】[18]

自愿来此，不为报酬，自己生产，只要有一点粮食就能工作。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精神的最生动写照。这也是中国革命力量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由弱到强，不断走向胜利的“秘密”之一。

三、革命精神推动“以劳动代替资金”为路径的工业化

1964年，党中央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其实质就是面对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发扬革命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继续推进重工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下，发扬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以劳动代替资金投入，打破了我国工业化的资金瓶颈。

那么，革命精神是如何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如何实现以劳动替代资金的呢？

大庆油田是当时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下面就以大庆油田建设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战略性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石油工业有所发展，但远远落后于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1960年，全国原油需求1000万吨，但国内只能生产500万吨。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无处进口石油，同时，外汇也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地石油进口。石油工业的滞后制约着我国工业发展。另外，在建国前，西方地质学者已经判定中国“贫油”。

中国石油工作者没有迷信西方，他们根据地质学家李四光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在松辽平原发现大油田。1960年，石油部决定抽调全国石油工业、科研院所的骨干力量，再加上3万退伍兵，共5万人，动用钢材、设备和其他器材16万吨，在松辽平原萨尔图草原进行石油会战。数万人一起到来，后勤组织和供应一时跟不上。在艰苦的自然条件和工作条件下，石油工人立即投入工作。经过奋战，全年共钻井91口，试井63口，共生产石油97万吨，年底日产水平达到7000吨。萨尔图草原有半年是冬季。为了延长开井采油时间，会战指挥部决定就地建造当地老乡的“干打垒式”住房。在困难时期，缺乏粮食和蔬菜，石油部号召干部职工，自力更生，种粮种菜，搞副业加工，不靠国家，自己解决困难。同时，根据大庆油田原油的特点，科研人员打破迷信，不断钻研技术革新，形成了我国自己的石油工业技术体系。

【“到1965年年底，全国炼油加工能力达到1423万吨，原油加工量突破1000万吨，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四大产品产量达到617万吨，产品收率达到56.9%；石油产品品种累计达到494种，石油产品自给率100%，产品质量优良，合格率全部为100%。”[19]“不仅民用油品、军用油品、国防尖端油品完全自给，而且可以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安装、建设大型炼油厂。”[20]】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的经济建设领导人谷牧在1960年到1962年间曾三次到大庆，他在晚年回忆道：

【“干部职工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吃着玉米面煎饼，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战天斗地，能打硬仗，为党和国家奋夺石油的情景，令人十分感动、十分鼓舞……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场志气仗，说明中华民族能够不靠任何人的施舍而生存发展。大庆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经验，揭示出中国工业大有希望。”】[21]

正如谷牧所说，大庆油田建设是在我国经济极端困难条件下，以非常规的、革命化的方式，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建设成功的。它成为在经济条件严峻，资金投入有限的条件下快速推进重工业的典范。

时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曾在八路军三五八旅任团长，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运动。他领导大庆油田干部职工克服困难的方式，明显是借鉴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余秋里明确地说：

【“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不是愁眉苦脸，向外伸手，死等干熬，而是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大搞农副业生产，克服困难，改善生活，促进生产。”】[22]

没有这种革命精神，在当时条件下，大庆油田是不可能建成的。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工人的工资最少应该包括该工人的衣、食、住、行的费用，同时包括一定的家人生活费用，尤其是抚养、教育子女的费用。当然，这些费用中一部分可以通过福利的方式来实现。如果按照这种通常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在大庆油田建设初期，当时的工资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由于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工人住的是工人们自建的“干打垒”，一部分粮食、蔬菜和肉食都是油田干部、职工（包括家属）通过自己在油田工作之外的劳动来解决的。而国家投入的资金，投入在干部、职工生活方面的极少，更多地是投在了机械设备上。

就以“干打垒”来说。在当时，建造中等标准防高寒的宿舍楼和相应的生活设施，每平米造价至少200元，大庆油田则在油田附近，通过干部职工义务劳动，学习当地老乡，建造了30万平米的干打垒。干打垒“只投资900万元，如果建楼房则需要6000万元。两相比较，节约投资5000万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以办很多事。”[23]50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呢？1960年，国家给石油部全部财政拨款是10亿元。为了支持大庆会战，国家又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于1960年给大庆油田特批2亿元建设经费。从1960年到1963年，国家在大庆油田一共投资7.1亿元。仅1960年建“干打垒”这一项，就节约国家特批投资的25%，节约四年总经费的8%。

在艰苦创业的最初四年，大庆油田“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占总投资的92.5%，而非生产性的建设投资只占总投资的7.1%，其中用于办公室、住宅建设的，只占总投资的3.3%。”[24]也就是说，在最初建设的四年中，用于干部职工生活方面的投资是极少的。干部职工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力量建“干打垒”住房，靠自己开荒种地，解决一部分粮食、蔬菜、肉类、副食供应。

如果说建“干打垒”就节约国家投资5000万元，那么，大庆职工开荒种田丰衣足食，这又为国家节省多少投资呢？这绝非一个小数目。而这笔资金完全是通过职工以革命精神，在业余时间通过自己的主动劳动来解决的！干部职工们以自己的无偿劳动替代了国家的投资。这些无偿劳动就是工人们以革命精神为国家工业化做的巨大奉献！

完全可以设想，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以市场经济为原则的现代公司运营的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建成大庆油田的。因为，从雇佣角度来说，工人是为了工资而劳动的。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资如果不能补偿工人的各方面付出，就很难雇到工人。只有高工资才能雇到工人。如果是低工资，即使雇到工人，工人劳动也没有积极性。反之，如果付给工人满意的高工资，由于投入总资金极其有限，那么，建设投资就会严重不足。还可以进一步说，即使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大庆油田也是无法建设成功的。很明显，大庆油田是把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投入建设，而不是根据工人的劳动量的多少付给工资和奖金。不仅如此，工人的部分基本生活还要靠自己的劳动解决。

这就是当时中国能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继续推动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革命精神在打破我国工业化瓶颈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再回想一下革命者戎子和的话。“我们大多数的干部都是自愿来此工作的……我离开家庭、家人和一份优职。这些抛弃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革命的动机。我们全都几乎不为任何的酬劳而工作，我们只要少许的粮食便可过活。”[25]把这些革命者的话和大庆油田创业者的工作和生活相比较，两者内在的革命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当时，国家要在周期长、收益慢的重工业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同时，中国吸取了苏联农业的教训，把农业作为基础建设。另外，严峻的周边环境，国防也需要加大投资。在国家劳动剩余有限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号召各个部门发扬革命精神，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以积极的、主动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解决各种困难，完成建设任务，就成了一个合理的选择。“大寨精神”的实质就是在国家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业要依托集体经济，把农村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自觉、主动地投入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改变农村穷困面貌，并为国家提供一定的劳动剩余。在国防建设中，在三年困难时期，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门已经开始主动地借鉴延安大生产的经验，发扬革命精神，大搞农副业，办加工厂，自己解决后勤困难，为国家节省资金，还一度能调拨出一些物资解决国家其他部门的困难。而工业部门，也要发扬革命精神，像大庆油田建设那样，自己动手解决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存在的困难，从而把投入工业部门的资金最大限度地用于工业建设，并且以独立自主的、高度自信的精神进行设备改造和技术革新。这样，整个国家就能最大限度地把劳动剩余投入到工业建设中。

如果说1960年大庆油田职工建“干打垒”就节约国家投资5000万元，那么，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部门工作中，在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发扬革命精神，通过自己动手，主动地、无偿劳动来解决各种困难，这些投入的无偿劳动的货币价值又是多少呢？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巨大的财富补充了国家劳动剩余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业积累资金极度稀缺的问题。但是，这笔财富不是以货币的形式，而是以无数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中国工业化中一笔巨大的、“隐形”的“资金”。这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建成现代工业体系，完成初步工业化，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相对优越的条件下无法完成工业化的“秘密”。

四、以经济理性考量革命精神的思想错误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了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战略，完成初步工业化，我国工业化面临的极端困难局面结束。随后，我国工业经济进入产业扩张阶段。在工业扩张阶段，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工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革命精神为动力的激励机制有所弱化。为了进一步推动工业发展，我国经济开始逐渐引入物质激励机制和市场机制，探索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激励机制。这本来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现在却出现一种思想倾向，即脱离当年的历史条件，以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理性为尺度考量建国后前三十年以革命精神推动工业化的历史，从而造成对历史的误解和误判，造成对革命精神的误解和误判。有学者提出：

【“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不断从理想性走向现实性的过程……只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特别是在作为其奠基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这些问题才获得了一种突破性的解决，从而使社会主义真正地奠定在了现实的基础。”】[26]

【“虽然毛泽东追求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不断遭到挫折，但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政治层面或者道德层面上的价值原则不能直接替代动力机制自身的价值要求，否则，将会干扰社会发展动力机制正常运转，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机制成功之处。”】[27]

这两种观点或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理想和中国现实的中介，或者从经济内部的动力原则出发反思前三十年的历史，虽然不是专门探讨革命精神，但都是认为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应的革命精神（以理想为感召的动员）激励机制都是超越了历史发展，干扰了经济内在动力机制，阻碍、破坏了经济发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也是对历史严肃而认真地思考。[28]网络舆论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将革命精神视为非理性的乌托邦狂热，并带来巨大灾难。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多随意性和情绪化，但有意或者无意地，其最根本的思想依据就是以经济理性考量革命精神，因而将其视为脱离实际的非理性狂热。从前面所分析的革命精神在推动工业化中的历史作用来看，这些观点存在诸多思想错误。

第一，革命精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历史作用。

本文前面已经详细论述，我国是在劳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推动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并且在六十年代遇到极端困难的条件，正是通过国家号召发扬革命精神，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往往是主动的、无偿）代替资金，从而使我国能够把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工业建设中，保证了工业化在资金极度稀缺的情况下持续与快速发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理性的等价交换原则，一定的劳动一定要得到一定经济报偿，并且多劳多得，不否认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这样将使消费领域的资金大幅度增加，在当时工业积累资金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就无法保证极度稀缺的资金最大限度的投入到工业建设，无法保证推进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经济理性反而是不合理的。

第二，革命精神不是乌托邦狂热，它是人民民主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后迸发出的崇高精神。

革命精神并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以人民民主制度为基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什么能无私地为了人民的事业而工作？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不是为了报酬，不是为了别人工作，而是为了“我们”翻身解放而斗争，是为了“我们”的明天而努力工作。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因为革命是为了“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工作是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幸福家园。只有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即只有革命是真正为了人民翻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而斗争时，人民才会为了自己的明天而斗争，只有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人民才会迸发出革命精神，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以奉献精神来工作。这就是常说的社会主义的“主人翁精神”。离开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就不可能有“主人翁精神”。

第三，经济理性是以市场经济的利益动力原则误解革命的献身精神。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是以个人追求利益为基本动力，而革命精神是以主动地、无私地奉献为原则，它把个人利益融于集体利益，并首先强调集体利益。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为什么而工作。革命精神强调为集体利益而工作，而不是为个人私利工作，因此强调内在理想、精神的力量。这是由革命斗争中敌人的强大决定的。经济理性强调为自己利益工作，并根据等价交换原则，根据获得的多少决定投入的劳动，或者根据劳动多少要求回报。革命者、革命军队首先要超越的就是这种等价交换原则，或者说，雇佣原则。井冈山时期，红军通过在军队中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如党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使军队革命化，也就是使士兵认识到军队是“我们”的军队，士兵是为“自己”打仗，为穷人打仗，而不是为钱打仗，从而使红军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保持强大的战斗力。毛泽东就此指出：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29]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革命的延续，是在特定条件下以革命的方式推进工业化。

这些认为强调为理想而奉献的革命精神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观点，其实质是以经济理性的等价交换原则理解革命精神，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忽视了革命精神首先是对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雇佣原则）的超越。

第四，混淆了我国工业化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动力原则。

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积累、产业扩张和产业调整。从工业发展的阶段来看，我国在推动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时期，是我国工业的原始积累时期。由于生产力低，劳动剩余少，资金极度缺乏，而且一度没有任何外部援助和贷款，如果不大力发扬革命精神，推崇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以劳动替代资金，就根本不可能完成重工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不可能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之后，工业发展进入产业扩张阶段，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多，逐渐引入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的动力原则，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不能忽视工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和不同的历史条件，因为后者的经济绩效而否定前者。

结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发扬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严峻的历史局面下完成了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战略。革命精神是国家面临极端情况下迸发出来的崇高精神，形成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中国人民一段可歌可泣、艰苦奋斗的历史。我们要正确地评价革命精神，正确地认识这段历史。在新时代，要以恰当的方式传承革命精神，使其作为崇高的精神引领力量，作为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2]参见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31—532页。

[3]参见元木靖、刘金生、张宗奇：《1949—1990:中国耕地观察》，《中国土地》1999年第3期

[4]参见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37页。

[5]谢旭人主编：《中国财政60年》（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89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4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9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110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1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5页。

[16]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6页。

[17]［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何政安、郑刚译，北京出版社，1984年

第102—103页。

[18]［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沈菁等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138页。

[19]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36页。

[20]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37页。

[21]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

[22]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页。

[23]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8页。

[24]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7页。

[25]［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沈菁等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138页。

[26]王南湜：《社会主义：从理想性到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

[27]龚培河、王骁：《毛泽东探索社会发展动力的逻辑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28]以上这两种代表性观点建立在一个更基本的观点上，即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以革命精神为动力的经济模式代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是脱离中国现实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产物。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种影响非常大的观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学者开始从作为落后农业国的中国进行重工优先的工业化的制度变迁和制度成本这个视角出发，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以理想信念的动员模式是积累资金极度匮乏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不可能完成这个战略目标。由于讨论的主题和篇幅限制，这个问题不再展开。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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