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

作者：徐康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4-28 410

“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

国内一些文章几乎把中国目前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和“中等收入陷阱”挂钩，把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社会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都说成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这在一定层面上也说明了国内学界的浮躁、学术标准缺失和人云亦云。世界银行只是从规模经济递减的角度概括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但到了国内却被大大演绎了。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为总结亚洲金融危机十年来东亚经济表现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报告题为“东亚经济的复兴”，于2007年出版。该报告用一小节阐述了关于东亚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更不能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不够严谨

从学术层面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不够严谨，在理论上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

首先是其外延的界定含混不清，让人很难明白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容易落入所谓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是从世界银行开始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也是由世界银行划分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国民收入（GNI，基本等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低于100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高于1227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说，从1006美元到12275美元的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其中3976—12275美元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有86个国家或地区属于中等收入的范围。那么，是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达到1000美元多一点的国家容易落入“陷阱”，还是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容易落入“陷阱”？世界银行没有说，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国内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最容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说法并无理论根据，完全是根据“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演化而来的。其实，由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范围过于宽泛，最低标准与最高标准相差十倍以上，如果不讲明“陷阱”的边界，其涵义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是其内涵不甚准确，逻辑不够严密，学理上讲不通。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容易落入“陷阱”？当经济由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水平的时候，代表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发展条件的较高收入水平反而成了一种“陷阱”，其逻辑含义是什么？收入的高低只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原因。经济增长是否落入“陷阱”，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以及后续的生产要素，与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说确实有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开始呈现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那一定是有其他原因导致这些国家难以越过中等收入门槛，而不是中等收入本身。世界银行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时，用规模经济的理论加以说明，称一些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启动具备很好的规模经济效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时，规模经济效应开始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缺乏连续的动力。应该说，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不足以证明“中等收入陷阱”普遍存在。规模经济仅仅是构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因素，除了规模经济外，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外，规模报酬递减（规模经济下降的理论化说法）是传统经济的常见现象，但人们发现，在经济生活中也有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而且已经被经济学家所证明。

最后是其不完全符合实际，得不到现实的检验。按照流行的观点，最早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后，出现了一个经济停滞期。这的确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插曲，但并不能证明所有国家（也不能证明多数国家）在经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时会落入增长“陷阱”。事实上，更长时间以来的世界经济表明，多数国家在经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并没有落入所谓的“陷阱”。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实表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部分国家并没有经历“中等收入陷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实同样表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没有经历“中等收入陷阱”。以韩国为例，1981年人均GDP达到1846美元，当年经济增长6.2%，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范围。其后15年，韩国经济呈现继续加快增长的势头，增速基本上保持在8%—10%之间，人均GDP在1996年达到12249美元，属于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并已被经济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接纳为成员。无论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前，还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韩国经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总体上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构不成普遍的经济学原理

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的初步繁荣，人均GDP达到一两千美元后增速开始下降，甚至出现一段时间的停滞。除了上面说到的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有过这样的表现。但是，这只是部分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普遍性规律。即便是这些国家出现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各有原因，其中很重要的是经济结构问题以及政治社会层面的动荡和矛盾。无论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是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除了经济问题外，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动荡和冲突。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中等收入使这些国家落入“陷阱”，而是其他经济和政治原因让这些国家无法继续保持经济增长。

有必要指出，国内一些文章几乎把中国目前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和“中等收入陷阱”挂钩，把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社会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都说成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这在一定层面上也说明了国内学界的浮躁、学术标准缺失和人云亦云。世界银行只是从规模经济递减的角度概括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但到了国内却被大大演绎了。此外，世界银行2007年那份包含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东亚经济是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但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却被曲解，似乎东亚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学风。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也不是一点合理的内涵也没有，这种说法揭示了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经济停滞的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较好的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种规律，构不成普遍的经济学原理。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