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世行和吴敬琏们的颜色革命企图

反击世行和吴敬琏们的颜色革命企图　　

叶劲松　　

2012年2月27日，不少网站贴出了名为《世行报告:中国若不深层次改革可能面临经济危机》的贴子（以下简称世文）。贴子讲，“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这两天正在访问中国，将在今天(27日)协助发布一份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报告”。 原来，这不是“世行报告”， 而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极力鼓吹在中国全面搞向国际资本主义接轨的吴敬琏，就在该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报告。世文表现出世界银行及他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跟屁虫们，图谋掩盖中国“可能面临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也表现出他们企图在中国掀起更大范围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罪恶企图。正如媒体讲，“从《华尔街日报》披露的内容看，报告（即世行报告——笔者注）最热辣的建议是‘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即敦促中国共产党不搞共产，搞私产，企图将中国更全面、彻底私有化。　　

与《世行报告:中国若不深层次改革可能面临经济危机》相呼应，第2天（即2012年2月28日），不少网站贴出《  中国经济周刊》与吴敬琏的访谈录——《经济学家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落实不了》（以下简称吴文）。吴文有一部分专门谈所谓的国有企业改革，这部分的标题是：“国企应该继续‘退’”。因此，吴文也是企图促进更大范围地不搞共产，搞私产，将中国更全面、更彻底的私有化。　　

佐利克的到来，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报告的推出，以及吴文的呼应贴出，说明国际资本主义的代表（世行及佐利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我国某些媒体中的西方走狗们，早就勾结呼应，以推动更大范围的私有化。为此，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的西方走狗们，不惜用中国 “可能面临经济危机” 进行恐吓中国。似乎更大范围的私有化，并按它们的要求进行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就能避免经济危机似的。　　

中国的确“可能面临经济危机”， 但这是遍布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尤其是遍布我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所造的。也就是说，正是世行等西方势力和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极力推动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中国“面临经济危机”的祸根。但世界银行及他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汉奸们，其阶级性决定了他们都企图掩盖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了他们不想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应该适应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的生产，要求生产关系也应与之适应，即应由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并由全社会加以管理和使用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适应。即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因此，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与生产资料及产品被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世界每隔几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在这里。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总是盲目地、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造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但资本家扩大生产并不是为了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为了剥削劳动人民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造成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我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的扩大，都表现出这点）。具体表现为，资本家为更多获得利润而千方百计压低工人的工资；小生产者因为竞争力差而大批破产，高效率的新机械设备的采用使工人大批失业,使这两部分人购买力大大下降；还没破产的小生产者，因为竞争能力差，也只能勒紧腰带，节衣缩食。因此，市场扩大远赶不上生产的扩张，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页）　　

我国现在还未发生经济危机，但我国搞与国际资本主义接轨（名曰“与国际接轨”）的改革，使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居主导地位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就一直在我国存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不断讲内需不足，要刺激内需，就是我国资本主义剥削生产关系下，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的表现。我国讲了10多年的内需不足，要刺激内需，却解决不了这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居主导地位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要消灭这个矛盾，彻底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必须消灭我国的我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我国这10多年一直有上述矛盾存在，并为此一直喊内需不足，为向又未发生经济危机呢？因为我国这10多年一直采用积极的国家经济干预，以及我国生产能力大举扩张国外市场，通过10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造成的投资需求和占领国外市场，缓解了国内劳动群众购买力不足对我国生产扩张的制约。而当我国出口增长和上述投资增长严重受阻时，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就将尖锐化，就可能产生经济危机。　　

因此，我国可能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是国有企业，而是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们所乐见、并企图继续推动扩展的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另外我们可以看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对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以国营企业为主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从未发生过需求严重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而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时期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生产过剩危机。这历史事实也说明，国营企业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以私有企业表现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经济过剩危机产生的根源。　　

并且，从1980年代初里根上台算起，西方最近30余年大搞以私有化、资本自由（美其名曰市场自由，以掩盖这自由是大资产阶级的自由）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期间，欧洲、日本将大量国企私有化，美欧日搞了许多社会保障项目私有化），这私有化、资本更加自由化的“改革”，使大资产阶级通过将更多企业和领域私有化而获利，并更自由地压低工人工资并削减工人福利，极大加剧了工人和资产阶级间的贫富悬殊。结果是这30余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缩小之间的矛盾，趋于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这30余年的年均经济发展速度，远不如战后到1980年代初的35年的年均经济发展速度。并且，2008年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日本以及广大西欧国家的工业生产，直到现在也还未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即2012年初，工业生产还远未达到2007年的最高点）。经济的长期低迷和资本自由地压低工人工资并削减工人福利，社会贫富悬殊加剧，又引发了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西欧此伏彼起的劳动者抗议浪潮，使西方又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以私有化、资本更加自由化为特点的“改革”，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更加严重，从而使经济发展速度更慢，经济危机更严重，危机后的复苏更加乏力，社会危机加重。　　

正因为以私有化、资本更加自由化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加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社会危机，在2012年1月底召开的“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 有媒体称,“冬季达沃斯掀起了一场资本主义大反思。各种各样人士对资本主义体制提出了质疑”。　　

现行的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以至众多资产阶级人士也不得正视现实，对其广为质疑的时候，世界银行和吴敬琏们，却要把这加重各种危机并广受质疑的一套引入中国，把它作为防止经济经济的妙药推荐给中国。虽然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们没有，也不能拿出证据或事实来给它们的观点以证明，但他们就要我们相信它是妙药。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如果真的把它付诸于实践，它将不是它的推荐者所说的是一剂防止经济危机并使民众获利的良药，对中国劳动大众来说，它将是一场噩梦。因为它将造成中国更大的贫富悬殊，并加快经济危机的到来。这是西方最近30年历史和拉美、俄罗斯、东欧的私有化以及90年代我国国企私有化的教训告诉我们的。　　

正因为私有化只对资产阶级有利，对劳动大众不利，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所以一直遭到各国劳动大众反对。这里我例举部分网上媒体关于各国劳动大众反对私有化的报道：2002年“10月3日，成千上万的法国工人走上巴黎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法国企业的部分私有化计划。……工人们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能使企业更好地运作，还将导致更多的失业，更多地剥夺工人的养老福利。”2004年“法国电力部门工人6月16日切断了巴黎埃菲尔铁塔和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的电力供应，以抗议政府计划将两家国营公司部分私有化。”2005年《工人罷工反對私有化 法國鐵路幾近癱瘓》，2006年《NHS（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后勤部门罢工反对私有化》，2009年《法国五大工会全国性罢工 反对邮局私有化》，2010年《欧洲多国邮政员工抵制裁员及私有化计划》、《民调显示英国皇家邮政私有化未获多数民众支持》。“据俄新社报道，逾80万印度民众参加了始于28日的罢工活动，他们抗议物价上涨，反对将国有公司私有化的提议” 。各国劳动大众反对私有化，是生活经验告诉他们，私有化是官商勾结的腐败，只对资产阶级有利，对劳动大众不利。　　

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们的私有化要求，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毒药，还有他们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政治企图。　　

西方要在中国成功的搞颜色革命，需要创造几个重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削弱中国共产党，壮大与共产党对立的力量，通过促进中国的贫富悬殊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加重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　　

而我国如接受世行和吴敬琏们的私有化改革要求并实施，将加速以上几个重要条件的形成，加快西方策化而西方走狗们积极促进的颜色革命成功，加快它们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1989年的反革命暴乱之所以失败，其中一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我国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还比较少、比较小，私人资产阶级能够支配的人员比较少，私人资产阶级不能够支配大量人员去参与企图推翻我国社会主义的“运动”， 只能利用受蒙蔽的、对我国搞市场经济后大量腐败有很大意见的学生去参加“运动”。 因此，那次反革命暴乱失败后，有位参与暴乱的大“民营”老板总结说，他们的失败在于当时私有经济还不够强大。　　

南巡讲话时，邓小平说：“我们有优势，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与那位参与暴乱的大“民营”老板把私有经济作为推翻共产党的力量相对应，邓小平将国有企业和当时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视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政权是其政治力量。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们积极促成的与国际资本主义接轨，首先以“经济改革”的名义，将大量国营企业私有化，并将几乎所有集体企业私有化，从而极大削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　　

与此同时，由于大搞与国际资本主义接轨的改革，我国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已在我国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已大大增强。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总量，在我国经济中比重中己居少数地位。这己大大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基础和与资产阶级对抗时所能依靠的力量。另外，我国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各级官员大量接触私人资本家，以及私人资本家对各级官员和学者的大量拉拢腐蚀，使许多官员、学者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辩护士。而一旦西方策动的、类似1989年的反革命暴乱或颜色革命发生，这些官员、学者就会公开站在暴乱或颜色革命那一边。　　

这些官员、学者现在和世行等西方势力勾结，企图在中国进一步搞私有化（他们将其掩饰为争取“国退民进”。他们将资产阶级掩饰为“民”， 将他们为占总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争利的丑陋的、非正义行为，美化为为全民争取利益的正义行为），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并进一步壮大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势力，争取在他们搞的颜色革命爆发前，使中国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转化。　　

另外，这些官员、学者和世行等西方势力也知道，国有企业的再一次私有化高潮的发生，必定是又一次腐败高潮的发生（因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都是贱卖国有资产，都是国有资产的大流失，并使参与私有化的官员和资本家获利），又是一次工人下岗失业高潮的发生，又是一次大量工人及家属堕入更加贫困境况的严重事件发生，并加重社会的贫富悬殊。大量工人及家属堕入更加贫困境况和社会贫富悬殊的更加严重，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使经济危机提前到来。而这一切，只会使广大民众怒骂执政的共产党，使广大民众的民心进一步远离共产党，进一步削弱共产党执政地位，使社会更加不稳定，使西方势力及在中国走狗搞颜色革命的时机更加成熟。因此，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们搞的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改革”报告，实际是西方势力及在中国走狗为中共设的一个陷井，设的一个促使中国加快走向经济危机、社会动乱的颜色革命陷井，如中共照他们的报告搞私有化，将掉入他们的陷井，他们想以此陷井埋葬中共。　　

媒体曾报道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的名为《吴邦国：从国情出发不搞三权鼎立和私有化》的报告。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2年春节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则说，“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而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们的、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要求，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害，违背吴邦国同志不搞私有化的要求，而且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政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使命，是对“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的彻底背离，是企图为全盘私有化制造舆论，进而彻底废除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指导，废除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劳动者，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教导，“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设破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们的阴谋鬼计，旗帜鲜明地反对它们鼓吹的国企私有化的论调，反击西方势力及在中国走狗通过私有化，将中国推向更多人们失业并极端贫困、贫富悬殊更加严重而他们获利的罪恶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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