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 朱卫年：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道义性与美国的功利性
有句来自西方且流传很久的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今天，西方不断沉沦，世界乱作一团，有头脑、良知的国人都应当思考国家之间的义利关联，正确处理国家安全的道义性与功利性，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安全中的道义性与功利性
有国家就有国家安全，古已有之，中外有之，国家安全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基本前提。依照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视野，自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以来，全世界原来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开始打破彼此隔绝的状态，交流、交往、交融逐渐成为国家常态和必需。随之，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比以往更深刻、更广泛、更激烈，维护国家安全也进入了深度纠缠和激烈碰撞的阶段。
全球化时代的任何国家都不是一座孤岛，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拓展，但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免遭侵犯。一国之利益，既有物质层面的，比如，国民生存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经济社会运行所需的各类要素，良好生态环境、边界认定、海外项目收益，等等；也有精神层面的，比如，稳定的政权、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国民人权等价值的评判、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国际影响力，等等。从蕞尔小国到泱泱大国无不如此，国家无论大小都是国际舞台上全球化、现代化的主角，都有着自己稳定的国内秩序和融入国际秩序的愿景和路径。问题是，单个国家很难甚或根本做不到仅依靠自身资源获得可持续发展，而世界资源又是有限和稀缺的，一国越发展，对于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消耗越大。很多无形精神资源尚有可以共享的一面，但是在有形物质资源上，国家间竞争越激烈，缓冲腾挪的空间就越小。如何分配有限的世界资源，满足各国发展和安全所需，就要看各国所采取的手段和奉行的国家安全观。在各国安全理念和手段的动态博弈过程中，往往涉及一个难以回避的道义和功利的问题：是“利”字当头，唯利是图，动辄“泛安全”，无限扩大国家利益边界，护持强权霸权，进而从世界巧取豪夺各种资源？还是“义”字领先，奉行公平正义理念，合理界定国家利益，在兼顾他国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甚至是先人后己，牺牲自身利益关照别国安全？从现实情况看，这两种选择均存在于各国国家安全的实践中，从不同的立场看，也都有各自合理性。当今世界依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国际社会是一个地道、复杂而精巧的“力场”，在这个适者生存的世界丛林中，要想不被人家欺负，自己得有相应的实力。“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①实力是多种力量的综合，有硬实力、软实力，还有所谓巧实力，实力综合与运用没有普适性的、绝对正确的答案和标准。但是，在一定的时空方位内，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和手段应义利兼顾，如此才能行稳致远，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如何理解国家安全之“义”？义，是中华文化语境中的一种价值观。自先秦儒家延续至今，义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其本质就是一种道德评判。国家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②，但这种状态或过程不是自动生成的，需要积极维护或主动塑造，在此过程中，一国的言行自然要接受国际社会的道德评判，形成一些共识，包括但不限于这几点：（1）公平正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孟子接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④古代中国人对“义”的理解是推己及人，由小到大，乃至国家。西方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否认了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⑤公平正义是一种全人类的普遍的价值追求，它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现实需要，能够促进国家间信任，进而维护国际安全。（2）战略信誉。主要侧重于一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是否言行一致，在处理涉外安全事务时是否遵守承诺，对于全球强国而言，是否能够既能制定规则，又能带头遵守规则，不能搞“合则用，不合则弃”，更不能“己所不欲，强施于人”。（3）尊重主权。惨烈的欧洲30年战争（1618～1648年）打出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确认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一国在处置安全威胁时，不能高人一等，也不宜妄自菲薄，应尊重他国利益，遵守国际行为准则。诸多原则都写入《联合国宪章》中，要求成员国遵守。（4）尊重人权。有国家整体安全才有个人之基本权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安全感和人权标准，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民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不能拿着自己的人权标准和安全指数去评判别国的人权状况。（5）权责相当。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强就要有强的姿态。不能以大欺小，倚强凌弱。更不能对自己一套，对别人又是一套，搞双重甚或多重标准。国家要自觉承担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全球安全和发展作出贡献。
如何理解国家安全之“利”？古今中外的国家安全理念中都强调“利”，因为国家的存在、发展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资源作为支撑，还有无形的利益作为保障。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⑥近代西方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在发展上一马当先，制定国际规则，规范国际秩序，主导着“国家”以及“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界定，这些理解和界定和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有着相融相通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遗憾的是，其他文明没有话语权。西方搞殖民主义扩张时，有一个获“利”规则，即“先到先得”，各殖民国家向非洲、美洲、澳洲甚至亚洲扩张时，无视原住民的存在，无视相关国家、部落（联盟）政权的存在，肆意圈地，肆意驱赶甚至屠杀原来土地上的居民。
一国追求正当应有的利益无可厚非，也是该国应有的基本权利。具体而言，国家安全所涉之“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1）国家利益。如有人所提出的，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就是国家利益。⑦汉斯·摩根索提出，国家利益应当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且最本质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其余方面都是次要的。⑧由此来看，一国的生存发展所需，就是国家利益。（2）地缘利益。即一国受地理因素影响的利益，传统的西方地缘利益理论有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边缘地带论，现今中国推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在于“亲诚汇融”，义利兼顾，旨在实现共享发展、共同安全。（3）竞争优势。国家间博弈不一定是零和，也不一定高下立判，在很多情况下是一场“拉锯战”，就看谁能制定出更高明的战略，实施好更有效的战术，取得先机，夺取主动。“遏制战略”抑或是“楔子战略”，其核心就是要扰乱对手，以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进而塑造安全态势。（4）话语权和主导权。在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国际规则、安排国际秩序中，一国的主张是否可以表达、是否能被认可甚至推崇，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或权力。“一呼而天下百应”的引领型国家当然要比跟随型国家少受外来安全风险。（5）霸权强权。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科技领先、经济发达、军事强盛，主导着国际秩序，规定着国际话语，盘剥着国际社会。在西方语境中，霸权是仁慈的、公共的和必要的，也是维护国际安全必需的。从权力性质看，霸权必然能为霸主国带来安全和利益，但是霸权的正当性和可持续性要取决于其他国家对霸权所维持的秩序和利益分配机制是否认同。
道义性与功利性的失衡与平衡
把握好道义性和功利性的关系对于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既有理论也有实际意义。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安全风险愈发多元、安全压力越来越大的态势下，二者关系处理是否妥当，会直接传导至风险界定、监测预警、威胁评估、对策推演、处置实施、效果评估等所有安全链上的环节，由此会产生各种各样甚至截然相反的影响。
义利失衡的消极影响。
一是“泛安全”凸显。
若把国家安全的价值取向比作一个光谱或p H试纸，一端为道义，另一端是功利，越近利端，国家安全就表现出越强的逐利性，安全边界也会越发模糊，出现安全泛化。“泛安全”可理解为超过或溢出“安全”正常指涉的范围、对象或正常属性，把本不属于“安全”范畴的事务拉入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并用安全思维或安全原理去理解和处置问题的一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不良倾向。⑨“泛安全”对内会消耗本来不用消耗的资源，造成实力透支，对外则会引起他国的反感甚或敌对行动。实际上，“泛安全”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本国所期待的安全水平，反而在他国、非国家行为体的集体反弹中，安全态势更加恶化。
二是“安全悖论”显现。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问题。但是，发展不会必然带来安全，有时候越发展就会越不安全，这种情景一般称之为“安全悖论”。抛开外部因素不说，国家越强调发展，越重视物质利益的积累和效率，而忽视在发展过程中的道德价值，往往会导致一些畸形的发展观或发展形态。比如，唯GDP论发展、破坏生态、滥用资源，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收入差距拉大、贫富矛盾激化，利益诉求多元但得不到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单个地或多个地或叠加地对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从而会出现越发展，发展越快，安全问题越多的悖论。
三是落入“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指一国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引发其他国家加强安全能力，反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出现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⑪出现这种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国的安全政策或相关举止过于追求竞争优势和眼前利益，轻视了“义”对于国家安全的合理约束和道德加持。这种剥离了“义”的安全主张投射到别国后容易引起焦虑和恐惧，使其滑入“霍布斯式”的自助理念，进一步加剧双方安全能力的博弈，导致寻底竞赛之“囚徒困境”，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即是如此。当然，历史上和现实中，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安全观是完全只讲“义”而不讲“利”的，国际关系的卫道士们也积极劝诫矛盾当事方要见利思义，而不是见利忘义，所以那种极端的、百分之百的道义性是不客观的、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就不再讨论义利关系中“义”的失衡。
义利平衡的积极影响。协调平衡是一种能力、一种技艺，也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对此理解悠久而深刻。在中国传统智慧中，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所谓“错”通常指涉“过错”，执两端而用其中，不偏不倚，过了就是错。义利平衡利于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⑫对内来讲，义利平衡的安全观会引导国家在发展领域更多考虑道德价值，在获取利益方面更重视可持续性。以显现出来的安全风险为标本，剖析其源头、趋势、危害和处理方法，再把防范意识和正确的义利思想整合到发展过程中，实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如此的发展才是托底的。比如，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金山银山”就是“利”，“绿水青山”就是“义”。义利兼顾的安全思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是良性互动、有机统一的。
义利平衡有利于增强国家间战略互信。
义利兼顾的国家安全观及其指导下的安全政策、安全实践，可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外围层，侧重于“义”，有“软法则”和“硬法则”之别。“软”是指公平正义、和平发展、避免冲突等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宣言、愿景等；“硬”是指以《联合国宪章》为统领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双边或多边的安全条约等。二是中间层，侧重于共同的“利”，两国之间的安全目标并非都是冲突和对抗性质的，比如在非传统安全的应对方面，合作是主流的选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气候变暖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各国携手的安全收益大于独自处置的安全收益。三是核心层，是不可让渡的“利”，涉领土主权、战略资源等国家核心利益，不能当交易筹码，必须牢牢捍卫。涉及边界纠纷、主权之争、国家存亡的这类“利”是义利关系中必须考虑的，也是各国心知肚明的。所以，一国基于义利平衡的安全理念而表露出的言行，对于别国来说意图是确定的，冲突的边界是清晰的，合作的范围是明确的，如此，战略互信是可以建立并得以持续的。
义利平衡有利于增进国际安全。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两极对抗已经不符合各国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本需要，国家间冲突总体上是通过对话、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同时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并不太平。除自然因素主导的风险以外，国际安全中的对话合作带来的确定性和冲突对抗产生的不确定性，更多地取决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意愿和能力。一国的安全状况与该国在一定安全观念指导下对安全环境和安全目标的判断及安全战略的制定实施紧密相关。占据了道义色彩的国家安全理念直接影响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权力是影响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一种实力、势力、能力，这种力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认同，即多数国家对某国言行表示赞同、理解和支持的时候，那么某国的权力是增加的。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中，巴勒斯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政治、经济、人道主义救援等各种支持，可以说处于弱势的巴勒斯坦获得了一种特定的权力。在国际社会处理巴以冲突时，这种权力会以道德谴责、联合国决议等不同形式对以色列形成牵制和压力，倒逼以方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关切和巴方主张。因此，每个国家秉持适当的安全理念和战略，在考虑和增进本国利益时，若能见利思义，兼顾国际道义，则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的确定性就会增多，从而也会使自身受益。
中国“义利兼顾”的安全思路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借机介入，不仅越过三八线，而且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最终决定出兵。这个艰难决定，是义利兼顾、道义性与功利性的高度统一。朝鲜是中国山水相连的邻邦，在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朝鲜（族）人民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投桃报李，是道义；美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侵占朝鲜，威胁中国，抗美援朝是正义之战。与此同时，党中央认定，“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⑬。不仅有极大的安全利益，更有极大的发展利益，中国的抗美援朝赢得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与尊重，有力促进中国工业化的156个项目等重大援助，随着这种信任的确立，也接踵而来。史诗般的中国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蕴含着道义性与功利性兼顾的基本思路。
世界大势与国家利益相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气息奄奄，社会主义兴旺发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西方逆历史潮流而动，自然遭到世界各民族各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新中国顺势应人，得到世界众多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拥护支持。不同时代有不同主题、命题，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主题、命题，就是同一时代的同一阶段，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理解和应对的不同主题、命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⑭；和平发展是世界之大趋势，也是人类之大运势。“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⑮但是，综观世界历史，只有极少数国家，在非常时期以非常之策获得发展，如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快速发展，新中国曾在强敌环伺中实现超常发展。一般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倘若没有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是难以获得发展的机会的。不过，一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安全环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实现的，其战略要权衡利弊而兼顾道义，策略要符合客观事实，手段要切中要害，效果要恰到好处，更为重要的是思想要符合时代趋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共同安全和自身安全相统一。
国家安全在很多领域、很多方面天生地具有排他性、私有性、独享性，亦即自身安全，这是由“国家利益至上”决定的。一国政权首先对自己的国民负责，国家安则百姓乐，国家危则万民苦，一国自身安全了，对内才能造福国民，对外才能承担国际责任、分享国际权力。富国强兵、国泰民安是每一个有担当的国家和有追求的民族的共同愿望。无论历史上的帝国扩张、殖民战争、异族入侵，还是现实中层出不穷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金融危机等，人类的这些举动就是要将“他方”置于“己方”控制之下，毫无道义可言，却又现实存在。努力维护自身安全，或主动塑造自身安全，就是为了避免被侵略、被干涉，这是天经地义之理。历史经验教训反复证明，自顾自身安全，不断增强自身安全，反而会使自己陷入更大更深更久的“安全困境”。当今世界，全球和地区性安全问题持续增多，各国安全的交融性、关联性、互动性不断增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或独善其身，患难与共、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比如大疫之下，各国携手抗疫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快的“免疫”。因此，一国的国家安全观应有包容性，共同的利益或价值追求远超“零和博弈”的所得，应将自身与外界的利益交汇点、风险共存点、合作共赢点打通，考虑自身难处的时候，也考虑别人的不易，避免自身短处的时候，也想到别人的长处，以此增信释疑、优势互补打造共同的安全屏障。
商量着办和自己做主相统一。
在全球化时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各国均面临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安全格局。应对各种全球性安全问题，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会捉襟见肘，也必须选择共同应对，因为最终决定自身安全的是包括形形色色别人的整体，尤其是整体中那个存在“安全短板”的别人他国。在国际安全体系中，有很多制度和机制，比如全球性安全制度、地区性安全制度、多边及双边安全制度，以及集体安全机制、联盟与集体防御机制、合作安全机制（如军控机制、核不扩散机制、危机管理机制和冲突管理机制）等，这些机制通常是在少数乃至个别国家主导下经由双边或多边协商谈判达成的。现如今，昔日的美西方之主导国家的意愿与能力不断衰减，这样在国际安全体系中，很多事情更要商量着办，依靠体系和规范的力量去约束和保护国家，避免其出现出格、出局、出丑的举动。再者，有些国家间利益纠葛和安全风险并非不可调和的，反而可以通过沟通化解分歧，寻求共识，找双边或多边的利益最大时的公约数，造一方福祉，保一方安宁。而有些事是必须自己要做主的，不能由外部势力来干涉和染指。一个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要由自己的国民根据本国国情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选择，而不能被大国、强国尤其是霸权国所标榜、所强加的发展模式所左右，否则水土不服，最终失败。
历史与实践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中国“以义为重”“义利兼顾”的安全观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与青睐。“以义为重”“义利兼顾”，有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基本的价值观念，但是笔者更愿意认定那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所一脉相承的。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⑯迷恋暂时利益，丢掉长远利益，这种实用主义实质就是机会主义，是没有真正战略可言的。赫鲁晓夫的缺陷不仅决定了个人的不幸，更是国家的悲哀，“他（赫鲁晓夫—笔者注）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⑰。美国人哀叹苏联但是并没有真正借鉴苏联，因为西方文明孕育出来的战略家通常只会用“永恒的利益”来区别朋友和敌人，并不真正懂得国家长远利益、战略利益不能没有正义道义，这就决定了今天的美国正在重蹈苏联的覆辙。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数千年生生不息的“沙漠胡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清晰地揭示，国家战略正义是基础、道义是高点，“以义为重”“义利兼顾”才能构建真正的国家战略，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美国“以利为先”的安全政策
美国自独立以后逐渐有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其实是为了避免被欧洲干涉，同时期却在拉美扩张。⑱到门罗时期，美国一边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边却侵犯拉丁美洲，通过以“西进运动”为代表的领土扩张政策，获取了大量商业、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实现了资本积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美国通过扩张实现安全和国家利益、缓解国内矛盾的安全战略较为成熟，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海权论日渐抬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由于两洋护持、投机策略得逞，美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其国家安全利益也从保护美国本土和全球海外领地利益向领导世界延伸。由此，美国积极谋划战后国际格局，在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协定中均主张集体安全、自由贸易等原则，即是为了谋求更稳定更长远的经济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动开启冷战，其安全战略就是遏制直至瓦解苏联，然后独霸世界。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维护霸权和绝对安全成为其国家安全主导思想。回顾历史，审视当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充斥着“美国优先”的价值追求，体现出称霸世界的终极目标和一种见利忘义或以利为先的安全观念。这种观念曾经助长了美国的实力与势力，提高了美国维护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时移世易，美国唯我独尊的价值追求，不断侵蚀美国安全基础，成为美国前行的沉重包袱。
美国对全球秩序的主导力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主导设立的，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更多地体现并保护美西方利益。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秩序这一公共产品有胜于无，一定程度地契合自己的部分利益和价值诉求，所以迄今，多国比较顺从甚至安然地在这个体系中运转。但是，美国越来越唯我独尊，以邻为壑，动辄制裁别国，越来越让包括其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觉得不安全、靠不住。比如在经济领域，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在世界贸易的结算体系中一家独大。各国之所以购买美债作为储备、选择美元进行结算的关键是“信用”，大家相信美国政府会对美元作出正确的决定，而不是仅考虑3.3亿美国人的经济利益，还会考虑美国以外依靠美元支付国际贸易的72亿人的经济利益。⑲但是，最近几十年来，这种信任开始弱化，不断衰落的美国越发注重把美元这种世界货币作为维护国家绝对安全、实行霸权强权的利器，以“泛安全”和长臂管辖的套路，对一些企业以及国家肆意挥舞制裁大棒。实际上，美国利用美元攫取的利益，远远抵不上美元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资产的收益，但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越来越急功近利。美国辜负了全球对美国及其美元的信任，挫伤了自己的软实力，降低了它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号召力。
给国际安全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来自各国对于国际公理、国际规则能否被认同并得到实施充满疑虑，按规则行事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不按规矩胡来必将导致世界无序。一般来说，小国弱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追随者，因为它希望得到体系和规范力量的保护；强大的霸权国家往往基于实力与势力的变化，对国际道义进行选择性认同，对国际规范进行选择性适用，因为道义和规则会对它利益扩张形成约束。有西方学者认为，霸权的衰落都归咎于骄傲自大，国家违背当时公认的道义规范的行为破坏了大国的地位、影响力和霸权。美国“嚣张的霸权”摆脱了公理和道义的束缚，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在国际社会横冲直撞，到处煽风点火，惹得怨声四起，搅得周天寒彻。美国采取双重标准，将“国家安全”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侵蚀西方主导的国际主流价值的根基。
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同样某种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缺乏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⑳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以公平正义为内核、为主流的价值形态的广泛传播和普遍实施。国际主流价值形态的形成，既是多数国家思想认识和政策导向的重叠共识或最大公约数，也源于某些强势国家的积极推动。全球化背景下，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通常会积极将本国价值形态向全球推广，使其成为国际主流价值形态，从而为实施本国对外战略提供思想理念支撑。㉑美国在战后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得到实施和维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制度和体系部分体现了公平正义、平等合作等原则。另外，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在国际秩序深入演变、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弊端、美国国内问题积重难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价值导向变了，变成赤裸裸的反智弃义、言行不一，维护霸权无所不用其极，唯我独尊、顺昌逆亡成为了其最大的底色。美国的做法对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处理国内外安全事务形成不良的示范效应。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旧力量加速演变，大国博弈日趋复杂，地缘政治竞相角逐，文明冲突若隐若现，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流行，国际格局深度调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日趋猖獗，民族主义、保护主义频频抬头，秩序之争、范式之争不断上演。在这特定的时空方位下，国际社会各种利益矛盾极易滋生，各种失信失智也极易产生，拨开这些纷繁复杂的“安全迷雾”之客观表象，背后隐藏的更多的本质问题就是道义性与功利性之价值判断。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需要准确深入理解道义性与功利性的内涵，厘清道义性与功利性的边界，正确处理道义性与功利性的关系，并以道义性与功利性相协调的安全观作为价值导向与行动指南。国家安全中的道义性与功利性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具有客观性，每个国家在国际交往的实际中都会面临“义”“利”之间孰轻孰重的选择。讨论“义”“利”的意义在于推动国家能够在国家安全思想、战略、技术亦即国家安全的道、术、器的选择和运用上作出长远打算，努力兼顾“义利统一”，实现“以义养利，以利成义”相得益彰，获得长治久安。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②国家安全的定义众说纷纭，各家有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概括了国家安全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由过程到状态的能力。
③参见《论语·述而篇第七》。
④参见《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
⑤[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页。
⑦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⑧ Hans J.Morgenthau,“The Problem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in Hans J.Morgenthau,The Decline of Democratic Politics,p.79.
⑨江涌、朱卫年：《美国“泛安全”问题探析》，《经济导刊》，2021年第4期。
⑩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
⑪国内学者对“安全困境”的讨论是比较多的，有代表性的见于：阎学通：《用“周边命运共同体”突破安全困境》，《参考消息》，2016年8月18日；叶江：《“安全困境”析论：兼谈“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吴征宇：《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
⑫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人民日报》，2020年11月5日。
⑬《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一九五○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⑭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18年9月3日）。
⑮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21日）。
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⑰[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⑱许嘉：《美国战略思维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⑲[新加坡]马硕凯：《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选择》，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68页。
⑳[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㉑王鸿刚：《大国博弈》，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207页。
（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3年第4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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