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的名下：中国人的基因测序数据被送到了哪里？

作者：华龙来源：国士之风 2023-08-08 777

（四）

盎格鲁-撒克逊病态的“削减人口”痴迷

（6）

“国际合作”的名下：

中国人的基因测序数据被送到了哪里？

今年六月，就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于七月一日生效前，中国多所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联手，通过《自然》杂志发布论文《基于36个族群的中国人泛基因组参考图谱》。这一举动引发诸多关注民族前途命运的同胞的极度忧虑。在现代一体化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此举后果的确不堪设想，但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巨大隐患。

长期以来，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上下严重缺乏国防安全意识，盲目迷信“科学＝好”、“国际合作”＝双赢”，对西方科学界与工商界大规模参与一体化隐蔽战争的现实、历史、其中包含的独特的西方文化与历史传统缺乏最基本的独立了解。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某些科学工作者自认为的单纯科研行为实际上却对华夏民族的存续构成了巨大威胁。

2019年底开始在中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一个触目惊心、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数十年以来，中国的一部分科研人员如何在缺乏任何国家安全意识、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安全监管的“自由”天地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科研交流”与“国际合作”，花费大量资金（往往是国家的资金）将大量与国家安全、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尖端科研成果、重大的战略资源拱手送给虎视眈眈的“国际合作伙伴”。

新冠爆发的时间再回拉十七年。非典于2001/2003年爆发后，就已有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潜在的民族生存危机：早在非典爆发前的多年间，在中国各方毫不设防的国家安全“空洞”、“便利”的社会环境下，美国哈佛大学、德国马普学会等一大批西方“科研”与“学术” 机构通过各种借口在中国大规模收集血样，导致中国人的基因不明不白流失海外。但这些警觉而充满忧虑的声音被迅速淹没，有“权威”专家甚至指责这些忧国忧民之士“影响”、甚至破坏“国际友好关系”。

显然，在某些“专家”、“权威”眼中，对比他们与某些国家、某些小集团之间的“国际友好关系”，民族的生死存亡轻如鸿毛。

一切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不仅学术科研人员在欧美控制、通常被美国军方及情报机构监控审核的杂志上以英文发表论文数量被作为学术成就及职称评定的重要指标，导致涉及国家安全与民族生存的敏感资料被拱手送人，而且一个又一个类似的“科研交流”、“国际合作” 项目也在中国遍地开花，并受到来自各方的财力、人力、物力的鼎力支持——“国际合作”项目的多少不仅与当地政府的政绩相关，而且也成了衡量中国“开放”程度的重要尺度。“国际合作＝开放＝先进＝好”这个魔法方程式，就如同“人越多越穷”这个毫无历史验证及实践检验的咒语一样，从催眠师口中流出，经过一番“科学术语”的镀光上色后，如魔术一般，瞬间变成了永恒不变的普世真理，尽管它们与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毫不相符。

在着魔般“国际合作”痴迷下，一个又一个“合作项目”被媒体及学术界一边倒地盛赞，普通公众根本没有空间去质疑或考证。“人类基因组计划”(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生命大百科全书”（Encylopedia of Life）、“基因地理计划” （The Genographic Project）、“癌肿基因组解剖学计划”（Cancer Genome Anatomy Project)......，五花八门的“国际合作”项目赢得了中国科学界的积极参与、鼎力合作、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与财力的大力支持。

然而，这些项目究竟为什么被“国际合作伙伴”立项、中国科学家倾注一切心血昼夜奋战进行的基因组测序数据等宝贵资料最终都要送到哪里、数据管理者又是谁、宝贵的成果被何人使用、是否存在恶意使用的潜在危害……在决定参加、满腔热情投入到这些“国际合作”项目之前，我们对这些至关重要、关乎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信息究竟掌握几分？又有什么“以防万一”的应对措施？

孙子曰：“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这里仅以一个例子审视这些问题：“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旨在通过对人类基因组的测序等研究破译人类的全部遗传信息。该项目被中国科学界及媒体普遍定位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国际科学界合作的成功典范”。中国是参加这项研究计划的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为此日夜奋战执行任务的科学界引以为傲，甚至提前完成被给予的测序任务。从纯科学角度讲，值得赞赏。在一个真正和平的世界，也值得大力支持。

然而，现实既不存在“纯科学”，世界也不“和平”。恰恰相反。

实际上，最初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不仅是一个实打实的有军方背景的美国政府机构，而且这个项目也一直接受美国政府资助，并由美国机构管理——而管理这些人类基因敏感数据的美国机构，自一个多世纪前被创建以来，就不断被指责与美国“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热衷于对特定族群进行“人口削减”的纳粹势力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

官方上，“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在1990年开始启动，实际上，早在七十年代，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就已具雏形。“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胚胎源于1984年在美国犹他州滑雪胜地阿尔塔召开的“阿尔塔峰会”（The Alta Summit）。

该年十二月，在美国能源部（DOE）的委托与赞助下，一小组科学家会聚，组织、主持召开会议的包括能源部的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莫蒂默·门德尔松（Mortimer Mendelsohn）、犹他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的雷蒙德·怀特（Raymond White）。该次峰会的一个讨论结果就是把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作为一个优先考虑的研究课题。

1985年5月，由美国能源部官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兹（Santa Cruz）主持的另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测定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动议，如此形成了美国能源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草案。

官方上，“阿尔塔峰会”的与会科学家们最初要讨论的主要课题，是研究四十年前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造成的核辐射及其它环境危害对人体基因的影响。

注：战后，美国及其同伴们借助长期掌控教育及媒体等信息流通话语权，把对日本的核爆一直定位成“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员伤亡”。但大量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美国的又一个谎言，对广岛投放原子弹本来就是一次精心计划的、大规模的核武人体实验。广岛之所以被选择，除了军港等军事设施之外，另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广岛被视为一个“理想的天然实验室”——不仅人口密集，可以达到最大的威慑及人体实验数据效益，而且广岛市三面环山、一面环海，对于核爆的能量聚集极为有效，可避免冲击波的大量外泄、让核爆的威力得到最大化，并为核爆数据收集带来便利。就在广岛变成一片废墟与人间地狱的第二天，杜鲁门总统表达了他对“该实验”（the experiment) “大获成功”（“overwhelming success”）的心满意足。

此后的日子里，美国军方、医学家及他们雇佣的日方医学专家也日夜忙于对受害者进行各项检测、数据收集。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美国能源部”就与这次核试验有着密切的宗源关系

许多同胞不了解美国政府机构的来龙去脉，误以为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美国“能源部”不过是个普通的政府能源部门。这是个巨大的误解。美国“能源部”是个实打实的军事化政府机构，追踪溯源，它的源头就是二战期间美国研制并制造原子弹等绝密武器的战争机器。1946年在《麦克马洪法案》（McMahon Bill）下创建的“原子能委员会”（AEC）直接从军方手中全套接过了二战中制造原子弹等绝密项目的研究人员、核武、一大批国立尖端实验室、设备与设施。

从此，该机构就基本上作为一个绝密级非常规武器研制与生产的中心的军事化机构来运行。1975年，该机构分解成两个过渡式部门（联邦能源管理局／Federal Energy Aministration、能源研究开发署／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并于1977年正式变成了如今的“能源部”，拥有一大批具有尖端水平的国立实验室及科学家，不仅管辖着美国军方的核武研制等军事项目，也主持承担许多非常规武器研制，包括生物基因武器。

(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UNAEC的创建的幕后推手之一，也正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连名字都一样，只是把“美国”换成了“联合国”。这相似的模式也是各式各样的“联合国”组织、“国际”机构、“国际”会议、“国际”协议、“国际”合作.....的真正面目。“国际”是个难以替代的完美屏障，供其设计师对目标国家悄无声息地渗透。）

美国国内的众多人体实验都是有意选择社会中最贫苦、最弱势无助的群体，并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特征，时常选择有色人种进行实验。在这方面，“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能源部的人体实验毫不例外。

如自四十年代末开始，军方就联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能源部，在弗吉尼亚州的医疗机构等处对医院里的黑人患者进行各种人体实验。参加这类实验的医疗机构包括弗吉尼亚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Virginia）、专为黑人儿童治疗的“慈善”机构杜力医院（Dooley）、面向黑人患者的圣菲利浦医院（St.Phillip），等等。这三个医疗机构都有美军出钱资助的特别烧伤部（special burn units）。这些医院中的许多患者也成为美军进行烧伤与辐射试验的实验品。

这些人体实验的目的、对患者的危害，可从其中一名实验负责人埃弗雷特·伊德里斯·埃文斯博士（Dr. Everett Idris Evans）写给能源部的一封信中得以清楚透视。埃文斯博士把这些实验的性质描述为“纯碎是调查研究性的，没有任何治疗的益处”。如在一系列实验中，埃文斯博士本人向这三个医院的病人注射了辐射性同位素物质（radioactive isotopes）——在那些严重烧伤、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身上，这些辐射不仅起不到医疗作用，反而会大量摧毁红细胞。

某些良知丧失殆尽的精英们对弱势者生命的漠视与践踏也是毫无任何人性底线的。另一早期的典型例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原子能委员会”／能源部的资助下，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们也进行了一系列人体实验，如把经过辐射的牛奶加到粥里，让马萨诸塞州的弗纳尔德学校（Fernald School）的智力障碍学童们吃下。这些孩子们被欺骗，相信自己是一个“科学俱乐部”（science club）的会员。弗纳尔德学校向学童的家长们掩盖了这些实验的真相，当学校表面上“请求家长的许可”时，如此欺骗家长们：

“孩子们将被给予一种特殊饮食，旨在研究身体如何吸收谷类食品、铁元素及维生素。”

这一切不过美国一系列军事化政府机构大规模参与人体实验的冰山一角。而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了飞跃发展也为生物基因武器、生态武器的开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不仅针对人体等生命物种，也针对各种物质。在这个方面，能源部同样大显身手。

如2001年，就在“人类基因组计划”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国各种新一代非常规武器研制开始井喷式大爆发之际，美国“能源部”还通过其主持管辖的国立实验室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微生物基因组计划”（Microbial Genome Program ）。这个项目的任务，是研究生物武器及物质降解生物体的基因，旨在制造出各式各样的“超级”病毒等微生物，寻找“与国防部使命相关的应用”——从“生物修复”与工业加工到生物基因、生态武器的设计、发展、制造等一整套武器开发流程。

在“能源部”的武器开发项下，五花八门的微生物基因被测序，包括用于降解并破坏金属、碳氢化合物、纤维素、各种工业化工品等等的微生物。如一百多种可吞食碳氢化合物的细菌、可在沥青“挖洞”的真菌、可损坏并摧毁大部分金属与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堪称超级秘密武器，可严重破坏甚至摧毁一个目标国家的工业、饮水、能源系统、甚至军用飞机的合成物质）……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氧化亚铁硫杆菌（Thiobacillus ferrooxidants）类微生物，被美军用于“寄食”金属等武器开发。

美国“能源部”属下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在九十年代启动的一系列生物基因武器研制项目之一，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开发“反物质”武器。该国立实验室的负责人曾不无得意地说，在自己实验室里，某个由军方出资的科学小组“对脆弱的目标进行袭击的范围之广感到惊奇……我们开始了解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不会被某种微生物吞食。”

“阿尔塔峰会”后两年内，1986年，一系列科学动态把“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推到国际科学界的霓虹灯下（这已成为“国际合作”的三方配合套路：政府、国际学术权威杂志、声名显赫的科学家或科学机构先后出台）：

（1）能源部宣布实施“人类基因组计划”；

（2）诺贝尔奖得主杜尔贝科（R. Dulbecco）在《科学》周刊（Science）撰文，回顾肿瘤研究的进展，指出需从整体上研究和分析人类基因组：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肿瘤，我们必须关注细胞的基因组。……人类肿瘤研究将因对DNA的详尽知识而得到巨大推动。”；

（3）在冷泉港的一次会议上，这个“国际合作”项目开始成型。

次年（1987年）初，美国“能源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拨发启动经费。1990年10月1日，经国会批准，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计划在15年内投入至少30亿美元进行人类全基因组的分析。同年，英、日、法、德等国相继加入，欧共体也通过“欧洲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中国方面则起步于1994年。

1994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863高科技计划的支持下，中国先后启动“中华民族基因组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的研究”及“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的定位、克隆、结构和功能研究”；1998年，在国家科技部及中科院主导下，南方基因中心、北方人类基因组中心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成立；1999年，中国在“国际人类基因组”注册，得到测序任务，随即积极参加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中。

“人类基因组计划”下收集的那些海量的基因信息究竟送到了哪里？什么人或机构在保管它们？都做什么用了？

首先可以说的是，为美国政府充当先头兵，“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的“国际合作”领军者、承担这个项目的大总管重任的，是冷泉港实验室。“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收集的所有数据也被送到这里进行“加工处理”。

冷泉港实验室，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要查询这个在世界上声名显赫的科学机构十分容易，一个足以让普通公众头晕目眩的举世无双的学术资质扑面而来：该研究所一共诞生了八位诺贝尔奖得主，被许多人誉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圣地与分子生物学的摇篮”，名列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十大研究学院榜首，还是国际生命科学的会议中心与培训基地。这里也是全球最有影响的生命科学教育基地，冷泉港出版社更因出版名家名著在全球享有盛誉，更不必提及它的癌症基因组研究中心（Cancer Genome Research Center）…………

鲜有提及的，是主流媒体与学术界希望迅速埋到地下的一个小波折：1988年，美国成立了“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就是当时冷泉港实验室的泰斗级负责人詹姆斯·沃森（James D. Watson）。沃森是DNA双螺旋结构图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也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但2019年1月11日，冷泉港实验室官网却宣布，已经解除和沃森的所有关系，并撤销包括名誉主席、名誉教授和名誉受托人等在内的所有头衔和荣誉。出什么大事了吗？这要看你怎么判断：因为沃森涉嫌发表“白人基因优越于黑人”之类的种族主义言论并拒不悔改。

沃森与“种族主义”挂上了钩并不奇怪。冷泉港实验室对“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如此敏感也事出有因，鲜有主流科学界人士为公众做一下科普：这个实验室是美国最早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优生运动基地之一，长期被指责是美国进行种族灭绝式人口削减“科学研究”的领军实验室。自冷泉港实验室诞生以来，“种族主义”、“人口削减”优生学等指责就如同它的胎痣一样，难以抹除。

一直在读我们推文的同胞也许对这一切并不完全陌生。这里就让我们借题重温一下相关内容：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中，在幕后秘密推动“削减垃圾人口”的种族灭绝战的一些门面影子也异常活跃在当代的军-政-情-工商-金融-科技-文化等一体化无形战争的网络大军中，其中，携带强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倾向的“圆桌”秘密精英势力网络哈里曼、卡耐基、洛克菲勒等门面家族大力资助了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崛起的所谓的“优生主义运动”，并在纽约的冷泉港附近建立了“优生学档案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储存了数百万张索引卡片，研究人员据此精心制定了家族、血统、乃至种族的清除计划。作为其“科学研究”基地的一个重量级实验室，就是这个声名显赫（或臭名昭著，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看）的“冷泉港实验室”。

“优生学档案室”的首任主任，是美国教育学家、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哈里·汉密尔顿·劳克林（Harry Hamilton Laughlin），他在1922年起草的《绝育示范法》（又译《绝育法模型》）中宣称，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应被绝育。《绝育示范法》成为纳粹德国《预防后代遗传性疾病法》的样板。劳克林一生的痴迷除了对特定群体进行绝育外，另一个是建立一个以英美为核心、欧美白人作为主宰者的联合国式“国际政府” 机构。这两个痴迷密切相连——他深信，这样一个联合国“国际政府”会促进推动“种族纯洁”的蓝图实施、促进白人“优等”种族的生存机会。

这个联合国式“国际政府”设想与英美秘密精英权力网络成员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豪斯、威尔逊及其英、美的秘密势力兄弟帮不仅在设计导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操纵战后巴黎和会中扮演重大角色，也为一战后“国际联盟”的创建设计了权力构架，甚至连“国际联盟”这个名字都是豪斯在一战被引爆的两年前就已想好的。在巴黎和会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家族成员齐心合力上演了一场红白脸双簧戏喧闹大战，成功地把“种族平等”排除在国际联盟公约条款之外。

在现代生物基因战中，冷泉港实验室的角色同样值得审视。回到1969年。这一年，尼克松总统高调宣告生物武器开发“禁令”，次年却秘密授权将“特别病毒”类的生物基因武器开发项目作为国家大战略。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开发可抑制免疫力、致癌性的各式病毒成为新一代生物武器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主持的“特别病毒项目”等生化基因武器开发任务也把美国及国际上的诸多尖端医学研究者、尖端科学家组织协调到一起。

1971年，尼克松下令将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因武器研制的重要部分转到国家癌症研究所，如此巧妙地将美军的武器开发隐藏在“民间科研”、“医疗研究治疗”机构的大旗下，包括各种致癌性病毒及其引发的种种绝症。国家癌症研究所除了自己承担各项研究与实验，也进一步外包，指定某些经过“过滤”的科研机构进行癌症等“科研”工作。自1987年，冷泉港实验室成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官方指定的癌症研究中心之一，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美国指定的八所基础研究中心之一。

在美国以外，冷泉港实验室唯一的一个设立分支的国家，是中国，并设立了多个项目。2009启动、2010年正式在中国苏州工业园区挂牌的“国际合作”项目取名“冷泉港亚洲”，并于同年召开首次会议“沃森癌症研讨会”，数名诺贝尔得主先后亲临会场并做主题报告；2017年，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又与广州市签订合作备忘录，联合打造冷泉港（广州）研究院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共同设立冷泉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基金，旨在为冷泉港实验室提供产业投融资等全方位支持。

就在冷泉港实验室在苏州挂牌正式启动其分支运行的同一年，与之有着无形而密切纽带的卡耐基“和平”研究所也在清华大学安家。若查看它的一些“官方” 简历，简直就是一个鲜活的圣贤下凡、活佛转世。

卡耐基“和平”研究所是卡耐基家族的第二个基金会，第一个是卡耐基“科学”研究所，即人们熟知的“卡耐基基金会”或“卡耐基研究所”。正是这个卡耐基“科学”研究所与哈里曼、洛克菲勒等势力一同，当年在冷泉港建立致力于削减有色人种及社会弱势群体人口的“优生学档案室”、在美国“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运动中都扮演着十分活跃而显著的角色。至于卡耐基”和平“研究所究竟是干什么的，是名副其实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典型的“逆向命名术”（专干与机构名字相反的事），值得每一个真正关注民族命运的仁人志士潜心审视。

2000年6月26日，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六国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已经完成。完成图将于2003年完成，比预计提前两年。从纯科学角度讲，这的确是一次值得赞赏的多方努力。投入工作的科学工作者中不乏真心希望为人类的健康与福利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良知学者。

然而，现实不是由象牙塔构成的，更不是海市蜃楼。一个冷酷的现实问题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好、与之类似的五花八门的基因测序项目下收集的那些海量基因信息，到底都做什么用去了？从那时到今天，人类的健康状况因为这些“历史性”的“国际合作努力”与“科学的进步”有什么相应的“革命性改善”吗？还是相反？

官方上，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多民族基因保存、基因组多样性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令自己、也令“国际合作方”满意的成果，并在一系列癌症等“易感基因”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个令人纠结并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癌症科学研究在“长足进展”了，中国近年的癌症患者数量却在剧增并趋年轻化？？？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均居全球第一，并呈现年轻化趋势。如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死亡人数300万，约占全球30%。每天有超过一万人确诊癌症，平均每分钟有七人得癌症、有近五人死于癌症。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2000年，20岁至39岁的年龄段中，每十万人有二十人患上癌症；2013年，这个年龄段每十万人有七十人患上癌症，激增了3.5倍。

究竟为何如此？除了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环境污染、生活压力等专家们惯常给出的原因之外，我们真的想到了、滴水不露地溯源了所有可能性吗？

在世界早已大踏步迈入一体化战争的今天，我们是否还悠然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幻觉中？对遍地开花的“国际合作”项目，我们能否避开名利与金钱的诱惑、挣脱“西方中心主义”与盲目崇洋媚外的紧箍咒，静心屏气地审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如：参与或资助这些“国际合作”项目的学术与科研机构、为这些项目出头露面，慷慨解囊的“民间组织”、“非赢利基金会”、跨国公司、私募基金、投资银行……究竟什么人坐在这些机构的信托理事会、负责掌控其基金拨发与各种项目的启动？那些资金的源头在哪儿？它们的金钱流动状况如何？究竟在进行什么样的科研及社会活动？幕后有什么背景与隐匿的纽带？它们究竟在为谁服务？它们的幕后主人是否有更宏大的蓝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