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两种脱钩：反抗霸权的去依附战略与维护霸权的封锁手段

脱钩：去依附战略与“逆全球化”思潮之辨

许  鹏

摘要：脱钩原本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钳制的自主性去依附战略，但“逆全球化”思潮为应对资本主义困局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带来的挑战，也提出了同具有战略竞争关系的特定国家在某些领域断然脱离密切联系的排斥性脱钩主张。这颠倒了去依附脱钩理论在主体、目的、手段和影响上的整体逻辑。去依附脱钩的本意是主动抗争、自力更生、创新创造和建设未来，而不是去全球化。今日大国竞争中“逆全球化”的排斥性脱钩主张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去依附脱钩也不是发展中国家与当前实际相符的合理选择。应结合历史条件，对去依附脱钩战略灵活地加以辩证考量。

20世纪60年代，依附理论的脱钩战略一经问世，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扭转现行世界体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钳制的路径构想，后来也成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性主张。伴随全球化日益深度发展造成的严重矛盾，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发展中国家崛起带来的挑战，也喊出了脱钩的口号，试图同具有战略竞争关系的特定国家断然脱离有关领域的密切联系，以维持优势、独霸资源、摆脱困局，成为“逆全球化”思潮的主要招牌。

去依附脱钩与“逆全球化”脱钩截然不同，前者是遭受不公正秩序的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创新发展的战略，具有正义向度和进步之维。“逆全球化”脱钩的实质是排斥，把自认为具有战略威胁的市场主体排除出其主导的世界体系。这不仅背离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也不符合世界体系整体利益，还使得对脱钩原初含义的理解变得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对去依附脱钩的误解。剖析“逆全球化”的排斥性脱钩对去依附的自主性脱钩在主体、目的、手段、影响上的四重逻辑颠倒，评析不同视点下的去依附脱钩战略，进而廓清去依附脱钩的本真意涵，透视发展中国家变革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辩证方略及其实现可能，具有基础性、现实性和战略性的意义。

一、脱钩逻辑的颠倒：从去依附到“逆全球化”

(一)脱钩主体的颠倒

去依附脱钩的主体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剥削控制下的弱势一方，以第三世界尤其是“南方国家”为主，亦即世界体系的外围。二战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纷纷挣脱旧殖民主义的奴役并取得独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出强劲的力量，持续表达自身摆脱依附、独立发展的正义诉求。以不结盟运动为象征，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作为去依附脱钩主体的尝试性实践取得了初步发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攻势下，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被更紧密地纳入世界体系中去，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去依附诉求在客观上弱化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左翼思想家、社会组织、活动团体等大众力量转而成为当代去依附斗争的新主体，呈现更广泛多元的积极特征。新世纪以来连续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世界替代方案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等，就是囊括上述新主体的典型平台机制。虽然去依附脱钩实践的新主体在力量上较为分散，面临的环境更严峻，条件更复杂，但也结合时代产生了新的合理认识。比如，去依附脱钩需要达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深度调和与全球各阶层的广泛认同，这是一个艰巨、缓慢、逐步的过程；去依附脱钩不是绝对的，应灵活辩证地探索实践路向和步骤；去依附脱钩的理论设计与实践斗争应联合推进，等等。这显示出新主体的斗争属性不变，但策略有所调整。

“逆全球化”脱钩的主体则不再是世界体系外围的弱势国家和群体，也不是广泛多元的大众力量，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导者，亦即现存世界体系的主导一方。今日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巨变中的所谓脱钩议题，也主要是由违背全球化潮流的逆动主体——“逆全球化”发起方提出并操弄，具有排斥性。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突出反映出美国等现行全球化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正在从积极倡导全球化向积极煽动“逆全球化”转变。一些西方大国政府和保守政客出于自身体制危机和无力应对发展困局的窘况，凭借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掌控，仰仗规则制定者和既得利益者的自身优势，虽占据的人口数量不多，却垄断了大量国际话语权和社会运作资源，操弄国际组织、机构和团体，笼络依附国家，左右国际政策实践趋向，引导全球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走向，通过压制、围堵发展中国家崛起，以求继续维持霸权。因此，“逆全球化”脱钩的主体具有非正义性、偏狭性和自私性。

(二)脱钩目的的颠倒

去依附脱钩的目的在于变革现行世界体系的不公正秩序，打破发达国家对世界发展的霸权式垄断；要求摆脱依附性的积累，反抗资本主义霸权，实现独立自主、公平合理的发展，并将反对两极分化作为价值选择。二战后，借助跨国公司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手段，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通过把持和操控世界经济，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健康发展，使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以去依附脱钩为战略依托，在1964年10月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旨在维护主权和独立，反对国际剥削、掠夺和控制，促进各国平等互利合作与发展。直至今日，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仍是国际关系的重要主题，其背后蕴含的对独立自主发展和摆脱依附的追求是跨越时空且一贯的，不随资本主义霸权的波动而摇摆不定。

“逆全球化”的脱钩主张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应对危机的被动反应，用以缓和过度积累导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道路窄化和发展乏力问题，成为西方世界“重振国家”的救命稻草。[1]“逆全球化”脱钩的最直接目的是继续维持资本主义霸权及其既得利益。伴随综合国力上升、话语权增加和影响力扩大，发展中国家变革世界体系秩序的诉求与日俱增。为压制这种势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脱钩“还诸彼身”:从原本并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同自己决裂，将其纳入自身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去以持续榨取利益，转向因自身面临风险挑战而单方面阻止或限制特定国家在世界体系内活动，主动与具有战略竞争性的市场主体脱钩、断链，试图借此争夺资源、扭转危机。实质是要借助有限度的调适，遮蔽、剥夺和篡改发展中国家追求独立自主和公平正义的去依附诉求，进而变本加厉地强化霸权，维持现存利益格局。

(三)脱钩手段的颠倒

去依附战略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以理论批判、政治实践和社会运动等手段为载体助力脱钩。就理论批判而言，20世纪70年代问世于北美的世界体系理论及其雏形依附理论一直致力于论证脱钩的合法性，探索可能的方案。二者都认为，世界体系外围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依附性积累的供血者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牺牲者，永远被限制在“欠发达”的程度上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发展，因此必须构建社会主义主导的新世界体系以摆脱依附。就政治实践而言，一些第三世界政治家积极主张脱离世界资本主义的霸权秩序，摆脱依附性积累，为脱钩加注现实可行性。曾任委内瑞拉总统的乌戈·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等人都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持批判态度，坚决反对世界两极分化和霸权，将其贯穿政治生涯且富有成就。就社会运动而言，西方世界的多波反体系浪潮，持续开展的以“全球正义”为核心的反全球化运动等，都在几十年间从不同维度践行着去依附脱钩的战略主张和精神，著书立说、发表讲演、街头抗议、召开会议、网上抗议、成立国际组织等是其付诸实践的不同介质。[2]

“逆全球化”脱钩的手段则不再是前述理论批判、政治实践和社会运动等学术性、政治性或大众化方式，而是通过国家机器、政策机制、舆论话语权等工具来强制实施，显得单一粗暴，带有非常规性、不合理性乃至非法性。他们以泛化的国家安全概念和一系列相关举措对富有战略竞争力的特定国家进行经济、科技等层面的制裁和围堵，试图用排斥性的脱钩来摆脱自身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在经济上，开始推行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国际环境动荡不安。在政治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下行，开始在国际交往中放弃责任担当，大搞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3]实际上是对自身民主治理失效的巨大困局和民主政治合法性危机加剧的仓皇应对，有违国际秩序良性发展转化的应然逻辑。

(四)脱钩影响的颠倒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勃兴，去依附脱钩的主张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南方国家”反响巨大。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折射出特定时期去依附脱钩战略的理论和现实影响力。受制于中心-外围体系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发展中国家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尝试很快被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瓦解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新一轮全球化的兴起使去依附脱钩的构想由特定时代下的勃兴转入沉寂和退守，更多地退回到思想阵地和零散的斗争行动中去，影响力下降。但是，去依附脱钩的历史性尝试及其影响并未戛然而止，不少全球左翼人士仍在为摆脱现行世界体系下的两极分化及其依附性发展而持续思考，不懈推动大众斗争和新型国际联合。

“逆全球化”的脱钩主张在影响上则相对迅速和强大，具有难以干预的强制性。一方面，这是由于发起方在世界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且发起方式较以往更加直接、目的更加霸蛮、手段更加粗暴所导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令主要发达国家自顾不暇，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又增强了变革世界体系的力量，因此这也是仓促应对形势的体现。不过，“逆全球化”脱钩主张的号召力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认同范围相对狭窄。

总之，去依附脱钩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的自主解困思路，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导方面的对立一方反抗奴役性、剥削性秩序规则的理论与实践尝试，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义诉求。“逆全球化”脱钩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导一方逆自身而动、倒行逆施的保守主义举措，造成脱钩的“污名化”。这不仅使脱钩概念泛化，也使去依附战略更难达成。

二、挣脱还是共生：去依附脱钩路径的不同视点

依附理论是脱钩战略诞生的母体，也是以脱钩为主要论题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基底和雏形。梳理依附理论基于不同视点的去依附脱钩路径构想，是全面把握脱钩概念的真正意涵、辩证思考去依附脱钩的现实可能的一项前提性工作。以冈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人为主要代表，依附理论从维护欠发达国家利益出发，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依附与去依附问题做出了丰富而深入的分析。他们给出了摆脱依附的不同方案，脱钩是其核心指向的总体概括。

一是以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理论为代表的“断然割裂式”激进脱钩。弗兰克在《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一书中指出，“不发达的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宗主国”和“卫星国”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基于这种矛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国家越发展就越不发达。现存世界体系结构也使“不发达”永远不可能走向“发达”。[4]弗兰克由此形成了对去依附问题的思考，即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发展”。他从对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梳理中得出，必须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卫星国”同“宗主国”完全决裂，才能告别“不发达的发展”。弗兰克关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应走独立自主工业发展道路并选择适合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推动意义，但从世界经济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联系更紧密这一事实来看，几乎不具可行性。弗兰克去依附论述中的这一短板曾招致许多反对声音。批评者认为，弗兰克的去依附脱钩主张十分绝对化、片面化、激进化。在当代世界经济结构中，发展中国家要想彻底割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根本无从实现。弗兰克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断然割裂式”脱钩的激进主张并未改变。

二是以卡多佐“依附的发展”理论为代表的“共生利用式”改良脱钩。巴西经济学家卡多佐对去依附路径作出了乐观的独特设想，他曾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1972年第7～8月号上发表《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一文指出，传统依附理论似乎将“依附”和“发展”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存在依附就不能发展，要发展就必须摆脱依附，忽视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5]。他将“依附的发展”看作动态变化的过程，认为依附与发展这对矛盾可以实现结合。当外围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外国资本、本地国家资本和本地私人资本之间能够寻到一定的共同利益，由此联动并结合起来。通过对依附“共生利用”,迂回实现对原有剥削秩序的“变相脱钩”,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助益。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全球化进程中，拉美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确通过这种模式取得了发展。但“依附的发展”理论对不同资本间的竞争与协调关系没有更确切的论述，也没有对如何进一步过渡为真正独立的发展做出理论分析或实证考察。发展中国家走“依附的发展”道路无法改变其内部的依附性经济结构，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这种道路也并非是所有外围国家都有可能实现的普遍发展阶段。这种脆弱的方案在实质上不符合去依附的标准和要求，在一些学者看来，更类似于一种“在依附中求得发展、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关系，使发展中国家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权宜之计”。[6]

三是以多斯桑托斯“依附论”为代表的“调整变革式”理性脱钩。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是较早对“依附”进行全面而详尽阐释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他在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e)中指出，依附概念是拉美地区讨论不发达与发展问题而产生的。“依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7]多斯桑托斯的依附概念主要有四大方面。第一，依附不是一个外部因素的概念，而是一个解释发展中国家历史的根本性因素，反映着发展中国家内部结构。包括多斯桑托斯在内，许多学者都借此批评了弗兰克对依附关系所做的侧重于外部因素的分析。第二，依附是一个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全面而总体的概念，依附是全方位的。第三，依附既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不平等关系的表现，也是这种表现持续存在的原因。第四，依附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必要的结构性元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个依附体系。以上认识为多斯桑托斯讨论去依附的途径提供了重要基础。他认为，联合国下属的相关组织和美洲地区原有的一些经济组织提供的办法难以消灭依附的“再生产”特性,唯有根本变革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对外关系才能真正摆脱依附，因此必须对其参加国际体系的方式和国内经济结构作出实质调整。多斯桑托斯的“调整式变革说”比弗兰克的“断然割裂说”可行性更强，社会主义革命是其视域下实现变革的先决条件。但这种主张相对缺乏清晰的规划、有力的措施和灵活的策略，现实说服力不足。

三、萨米尔·阿明视野下去依附脱钩的本真意涵

与“断然割裂式”“调整变革式”“共生利用式”脱钩主张均不同，脱钩理论的代表人物、著名依附论者和世界体系论者萨米尔·阿明提出了一种“自主灵活式”辩证脱钩主张，认为应积极而有节制地通过谈判推动全球化重建，以自主发展来缩小国际不平等。这些观点随着萨米尔·阿明理论思考的成熟和世界局势的演变，又有切实发展，也更具针对性。今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毫无疑问仍具依附性，但去依附脱钩并不意味着去全球化，否则就与“逆全球化”脱钩混同。萨米尔·阿明指出，去依附脱钩从不要求去全球化，非但不违背人类社会逐步融合发展的历史规律，还将有利于推进这一进程。

(一)去依附脱钩不是无计可奈而是主动抗争

在这一层意义上，去依附脱钩恰恰不是倒退，而是一种进步。“脱钩并非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经济，而是面对内外部力量、应对不可避免的自主发展要求的战略性反转。”[8]从去依附脱钩的目的看，是要抵御现行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结构下的压迫与剥削关系，塑造更为合理的世界格局，追求更为平等的世界秩序，这样的目的是合理正当的。从去依附脱钩的动因看，现行世界体系带来的不平等发展及其后果是直接原因，顺应世界体系发展演化的未来趋势是客观原因，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是主观原因，这集中体现了一种积极向度。从去依附脱钩的主体看，是世界体系外围受到剥削与压迫的大众、民族、地区和国家向世界体系中心的主宰力量发起的主动抗争，其诉求是正义的。

(二)去依附脱钩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自力更生

萨米尔·阿明批判地指出：“在当代话语中，‘脱钩’概念似乎已被‘去全球化’替代了”[8]。正如他曾解释的那样：“在我最初提出‘脱钩论’的时候，世界银行的学者认为这是闭关锁国在新时期的体现。西方学者这种解读方法是幼稚的也是有目的性的，他们希望人们不相信脱钩理论。”[9]实际上，去依附脱钩从不要求拒绝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趋势也绝不可能被拒绝。相反，去依附脱钩应当是“积极而有节制地参与全球化”,从而使“对外关系从属于内部发展”;也就是要“拒绝‘适应’世界范围的主导倾向”,既不屈从现存的不公正秩序，又确保自身必要的生存和发展利益。“这就是脱钩的定义，有些性急的读者把它混同于闭关锁国。”[10]萨米尔·阿明对未来世界的构想，也是要以社会主义再塑一个全球化的替代方案，而不是抛弃全球化的客观进程。萨米尔·阿明特别强调去依附脱钩的“开放性”——“它要求国家向外界开放并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应当说是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我们在探讨‘脱钩论’的时候是在利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全球统治的扩大，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化进程优先地满足国家发展需要。”[9]在科技与文化层面，萨米尔·阿明也指出，“脱钩根本不是拒绝参与世界科学与思想潮流的同义语”,只有积极把握并引导世界科学技术与文化思潮的方向，才有自力更生的前提和基础；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激进思潮或保守主义的封闭思想“是危机的征兆，而不是出路”,它们只能“表明社会的无能为力，处于僵局，尚未找到使革新同历史连续性有效联系的办法”[11],何谈自力更生呢?

(三)去依附脱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创造

去依附脱钩的最直接主张，就是摆脱旧的世界体系，建立新的世界体系。这种新世界体系将超越现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合理秩序，但并不是简单的另起炉灶。新世界体系的孕育必然从旧的中来，现存的资本主义文明是未来世界体系诞生的现实土壤。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成分，成功建立新的世界体系，是一项极其富有创新创造性质的事业。单纯另起炉灶无异于断然决裂，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也舍去了资本主义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所取得的可供未来利用的有益成果，会在新世界体系构建过程中走不必要的弯路。这种另起炉灶的设想也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连续不断的有机整体，人为割断极不现实，更无法借此凭空开创新的历史；另一方面，现存世界体系的从属一方根本不具备同统治力量决裂的现实条件，现存世界体系的统治力量决不允许从属一方就这样分离出去，从而使统治者的利益不复存在。所以，去依附脱钩的真实含义是基于适度全球化和不对称竞争的背景，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积极培育未来世界体系的“种子”,并且在现实世界中以创新的思维和战略推动创造未来世界体系的历史进程。

(四)去依附脱钩不是玉石俱焚而是建设未来

去依附脱钩是在手段和策略上具有建设性的长期战略。去依附脱钩有破又有立，是基于对自身和人类社会未来负责的切实思考和现实努力。只斗争不建设的所谓脱钩是一种混乱的无序斗争，而不是反映人类文明走向的智慧斗争。萨米尔·阿明曾明确指出：“脱钩是在谈判基础上推进全球化的重建，而不是屈从于帝国主义垄断的独家利益，并因此缩小了国际上的不平等。”[8]这里的“谈判”作为关键政治手段突出体现了去依附脱钩旨在奋起抗争、自力更生和创新创造的路径依托。以谈判为手段，明确了重建世界体系的行动属性，对诉诸军事暴力的战争手段并不提倡；能够最大程度保留现存世界文明的有利方面，为未来世界体系建设提供利好。那种武断地将去依附脱钩视作“几乎成了绝对或相对‘闭关自守’的同义语”和“退出商业的、金融的以及对外技术的交流”,而无视其自身进一步的未来指向的狭隘看法，是不符合去依附脱钩本真意涵的。[11]

四、去依附脱钩战略：现实可能与辩证考量

对去依附脱钩的质疑多年间不断，一些观点认为该战略的理论基础首先就是薄弱的。理由在于，一是依附论原先的一些追随者开始认为不平等发展理论、不平等国际分工理论等脱钩战略所依托的基础性观点不够严密，许多论证案例在数据分析和对象选择上有特殊的倾向，甚至是人为设定，造成去依附脱钩战略在学理层面的争议。二是去依附脱钩的理论方案从未达成共识。虽然有关的讨论众多，但是“关于具体的、用于实现这一切的措施，学者们却几乎未提供答案”。[12]29

在现实中，过往的带有去依附脱钩性质的国别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部分的而非完全的，有的甚至彻底失败。尤其是拉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大多“以可以预料的暴力怪圈为部分条件”,[12]30陷入战乱交织的处境，最终更迭政权、改换道路。在相对有所收效的国家，也主要是在受到封锁和排斥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在部分领域被迫实现脱钩(如科技),在条件允许时又根据自身需要重新融入世界体系以求发展。事实证明，以往的去依附脱钩实践至多是局部的、有限的，并且大都选择了与世界市场再挂钩。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自身理论与实践的困境，去依附脱钩自20世纪80年代后几乎再未被正式讨论。只是在今日“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竞争中才又被提及，以“同名异义”的形式引起新的关注。学界公认，现存世界体系对外围国家不利的现实时至今日在本质上没有改变。同时，虽然学界对脱钩理论的现实兑现问题的关注弱化，但脱钩“想回答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12]30仍有讨论的必要。目前已经取得的共识是，“逆全球化”的断然脱钩绝不是明智选择，去依附脱钩也不具备现实条件，有关国家需要在政策选择和议题设置上以相互塑造为出发点，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逐步地调整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重新审视脱钩问题[13]。无论是去依附的自主性脱钩，还是“逆全球化”的排斥性脱钩，“都不可能断绝一切关系，而是从战略层面上相互脱离，不再保持制度性分工关系”。[14]但无论如何，后发国家对自主发展所要求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是不因当前各种阶段性状况而改变的。基于发展中国家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去依附脱钩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问题，需要结合现实辩证分析。

在战略上，去依附脱钩要体现发展中国家生存发展利益的需求。不抵制全球化的客观进程，而且仍将借助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开展工作，并实现另一种全球化的更优选择。在战术上，去依附脱钩则要因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措施，以保证战略规划的实现。从战略战术的综合视角看，去依附脱钩就是要利用全球化客观进程来打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说：“脱钩不是闭关自守……脱钩是一种战略，它旨在使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关系服从于内部发展的逻辑和要求。”[15]这种暂时摆脱对世界市场的盲目严重依赖，旨在强化自身经济独立韧性，以“更有利地安排自身的要素配置”来实现“结构性蜕变”的发展路径，是一种更明智的选择。[12]28-29

萨米尔·阿明对去依附脱钩战略的现实可能性进行了具体考量，包含脱钩手段、脱钩变量、脱钩形式等几大要点。

一是通过谈判的政治手段实现去依附脱钩。这种“谈判”不是在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价，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大多不具备要价的实力；而是要通过非军事化的合理斗争，以适度激进的抵抗为自身争取更多现行秩序下的发展资源。即便这些资源未必会使局势根本转圜，但在世界体系中，关键角色的系统优化功能将随着该角色自身的逐步发展强大而在体系内部形成连带效应，作为“酵素”对现存秩序产生强大压力。直至现有秩序发生质变的时机出现，便顺势构建起新的世界体系及其相应的新秩序格局，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应当最大程度地重视这种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即持续的、不断进行的变革。”[9]这样的过程充满困难挑战，且较为漫长，需要久久为功，但趋势是确定的。因此，去依附脱钩的构想对于不同实施主体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在保障自身生存发展利益基础上，结合不同现实情形，讲求灵活的策略，各自因势利导地形成系统性的合力。

二是正确认知去依附脱钩进程的变量因素。在以谈判的政治手段推动去依附脱钩时，存在这样的现实情形：“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它可以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谈判。而对于一个弱国而言，其政府可能在政变中被推翻，其国家可能会遭到入侵，其边境贸易可能受到破坏，其谈判的条件无法与大国相比。”[15]这意味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其不发达困境，往往十分脆弱，在去依附脱钩问题上并不容易取得实质性进展。对这些国家而言，“脱钩只能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外围国家的谈判能力、讨价还价的能力、所拥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优势，以及外围国家的软弱性或坚强程度。”[15]基于此，谈判策略、综合优势和坚定意志构成去依附脱钩主体在战略竞争中的主要着力点，脱钩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脱钩的不同影响要素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变量。

三是可以考虑区域联合式的“集体脱钩”。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仅有少数大国才具有依靠自身灵活、稳健、坚实而又有回旋余地的发展来同旧秩序博弈的资本和实力，其余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型国家，萨米尔·阿明给出了另一种去依附脱钩思路。他以非洲为例指出：“脱钩应当采取集体形式，就非洲而言，应当采取地区化形式”;“非洲地区作为一大整体，将会形成一种谈判的力量，因为它可以提供极丰富的自然资源。人们不可能入侵整个非洲，也不可能在其局部地区开战。”[15]这种一体化发展的“集体脱钩”模式可以营造风险共担、实力加倍的有利局面，既能有效规避战争风险，又能共同抵御世界霸权的诸多垄断。

从今天世界发展趋势来看，非盟、阿盟、东盟、拉共体甚至是上合组织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区域性合作组织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变通地带有上述构想的身影。这些地区一体化组织积极参与现行国际秩序，表达自身诉求，保障发展权益，通过区域联合实现自主发展；同时将变革世界体系的理念融入长周期的未来行动中去，以更为合理的战略战术朝着构建新世界体系努力。特别是在自身发展所需要的领域主动寻求融入世界体系，甚至争夺相关主导权[14],而不是盲目武断脱出，更显灵活务实。

在当下的历史阶段，广大发展中国家尚需继续充实自身实力，将有效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为此，需要真正认识去依附脱钩的合理内涵并考虑其具体情形，既做到不以激进化的视角加以全面否定，更做到从理性抗争、自力更生、创新创造和建设未来的积极视角加以考量，特别是分清楚“逆全球化”的排斥性脱钩与去依附的自主性脱钩在原初指向和本真内涵上有何种区别，方能有所裨益。

注释略

（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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