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金利：小治靠技术，大治靠制度

生病了用什么治？

如果只是抽象地问这个问题，或者泛泛地谈这个问题，人们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找大夫，用药治。不错，治病首先是一个医疗问题。

但是，如果要把它放在一个现实社会当中，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病，由于发病面比较大，救治成本比较高，所以即便从技术上是可行的，很多人也常常得不到医治，因而被人们看作是不治之症。更有一些传染病，就个体来说，原本是可以被医治的，但由于无法控制社会层面的传播，所以常常是在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之后才得到遏制的。因此，对于疾病治疗来说，一方面要受制于医疗技术水平，另外一方面则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血吸虫病。在解放前，这种病就被看作是不治之症，一度使上千万人患病，1亿人的生命受到威胁。造成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境况。要在大范围治疗血吸虫病，并且铲除其滋生的根源，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消灭血吸虫病要在消灭钉螺、治疗病人、管理粪便、安全用水、个人防护等多个环节一齐动手，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动员、科学的医疗方法，是做不好这项系统工程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也看到了血吸虫对人民群众的严重危害，但因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举措不实，终究无法遏制病害的发展。

再比如说麻风病也是如此。麻风病是一个古老的疾病，在全世界有3000多年的流行史，它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主要侵犯人体皮肤粘膜和周围神经，历来被誉为不治之症，以至于人们谈麻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解放前我国很多地区都流行这种疾病。由于人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一旦发病，村里人往往就把生病者赶出村寨，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麻风寨，任病人自生自灭。由此看来，一种疾病的产生、流行，并不单纯会受自然因素影响，还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反过来一种疾病的治疗，同样不仅要靠技术，而且也要靠社会，有时社会还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例如对麻风病的治疗。80年代初，人们开发出一种短程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首先在印度进行临床实验，但因为缺少实验数据，而无法大规模推广。在我国，通过省地县三级防治网，通过各级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使得防治麻风病的各项措施得到有效推广。李桓英大夫在介绍我国的治疗经验时，总是骄傲地说：这是政府行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对于血吸虫的防治也是这样。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号召，要求坚决消灭血吸虫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消灭血吸虫病被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执行，全党动员，全社会动员，很快就在当时取得了重大进展。1958年，毛主席读到江西余江县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竟激动不已，彻夜难寐，挥毫写下了《送瘟神》的豪迈诗篇。

2020年以来，为防治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采取的防控实践给我们颇多启示，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看不清楚的东西也随之水落石出。如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在防控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从道理上来说，防控传染病的关键在于切断传播链条，这是防止病例增量的关键所在。同时，能给予感染者科学有效的救治，这是减少存量的关键。但是切断传播链条的前提是得能够识别哪些人是感染者，这本身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处于潜伏期的病毒携带者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发病者有很多也是非典型症状，即使是典型症状者，在接受隔离治疗过程中也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这种情况下，需要全社会多管齐下，如减少人员流动，为科学识别携带者、感染者赢得时间；管控出现病例的社区村庄，最大可能缩小传播途径；加强社会面防控，人人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等最大限度切断交叉感染；加强救治，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体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如此等等。

上述这些，只有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在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的通力协作下，才能得以顺利推进。

归根到底，制度优势就是我们取得防疫重大胜利的密码。

（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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