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暴力示威者是怎么串谋的！

香港暴力示威者是怎么串谋的！

范凌志 陈青青

编者的话：“没有大台”，这是香港示威者一直挂在嘴边的说法，意思是他们的行动没有统一的策划与指挥者。从打砸立法会、冲击中联办，到围堵机场、殴打内地游客和记者、袭击警察，香港暴徒“野猫式”的行动看似没有章法。但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经过两个多月的采访与观察发现，他们的活动有着极其严密的组织性。有港媒也提出，乱港势力要“勇武”时便冲击，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时就和平，几乎操纵自如。所谓一切行动都是“市民自发”，正如他们手持棍棒、燃烧弹等武器却硬说“手无寸铁”一样，假得不能再假。

线上主要串联工具：Telegram与连登

2016年12月19日，德国柏林发生震惊世界的卡车恐袭案，12人在这场袭击中遇害。据“德国之声”报道，制造这场惨剧的24岁突尼斯男子阿米尔是受一名“伊斯兰国”(IS)成员怂恿及指导发动袭击的。他们两人的联络平台是Telegram。如今，这款通信软件成为香港暴力分子主要的串联工具。

“Scott Scout认证哨兵信息主频道”是香港示威者的一个Telegram群组，成员数已超过14万。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看到，该群组在介绍中称，“成立目的是为提供客观现场资讯及情报，以确保现场受阻讯息流通”，“本频道不会怂恿做任何行动，一切行动交由现场手足全权决定”。但在任何一次暴力活动中，这一“哨兵”群组都有人向其他示威者通风报信，频率是以分钟为单位。警察每一次部署和行动都会被标注地点、配上现场图片发到群组中。

在另一个“大消物”群组中，每次暴力示威前有人早早就公布头盔、药水等物资的收集地点。当暴力分子准备撤退时，该群组又会发布供撤离的上车地点，信息细致到“可接载人数”。

今年6月11日，香港警方曾拘捕一名22岁男子。他是Telegram一个大群组的管理员，涉嫌在群组里串谋其他成员计划冲击立法会和阻塞主干道，以“串谋公众妨扰”罪名被捕。

总部设在柏林的Telegram是由来自俄罗斯的帕维尔·杜洛夫和他的哥哥尼克莱·杜洛夫在2013年创立的。Telegram主打“私密性”。据称，当两名用户进行通信时，包含管理人员在内的第三方无法访问他们的通信内容;当用户进行私密聊天时，包含多媒体内容在内的消息可被设置为“自毁消息”，相关内容在一定时间内会自动销毁。据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了解，Telegram群组聊天起初最多只能支持200名成员，但如今在香港，突破2万人的群组并不罕见。此类大群组被称为“公海”。

Telegram过多“毁尸灭迹”的功能增加了警方搜证难度，它也成为恐怖分子及罪恶的温床。美国“中东媒体研究机构”曾称：“这个App已经成为IS、IS支持者和其他恐怖分子的最佳选择。”出于安全原因，俄罗斯、伊朗、印尼等世界上多个国家已经禁用Telegram。

在外界压力下，Telegram于2018年8月修改隐私政策。如果执法调查单位能证明指定用户是恐怖分子，该公司将配合法院提供IP、电话号码等用户信息。

除了Telegram，“连登”讨论区(LIHKG)是香港暴力分子另一个网上聚集地。据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观察，“连登”充斥谣言，内容十分情绪化，极度缺乏理性与常识。比如在25日荃湾游行时，有人在上面发帖：“如果‘畜龙’(对香港警方速龙小队的侮辱称谓)冲，大家不要怕，一齐keep住防线，齐上齐落，一齐往死里打!”还有人声称：“收到风(从一个不确切的消息来源得到情报)，‘支持香港人的国家’已可以接受政治庇护，(大家)要准备好自己只是和平游行的证据、工作和学历证明等材料。”甚至有人在“连登”上发表长篇大论，鼓动“香港货币战争”。

“Telegram负责联络策划，‘连登’论坛负责煽动召集，脸书负责宣传展示。”一名知情人士这样对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总结各个网络平台在暴力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线下：“勇武”分子破坏，“独媒”洗白

线上的煽动和组织落到线下，就会呈现更多“规律”。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注意到，连日来，几乎所有重要示威活动都安排在下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放暑假的年轻人一般很难在早上起床。暴力分子还十分注意“留力”——如果第二天有规模较大的游行，在前一天的示威活动现场，往往会有人喊口号“XXX(日期)，XX(地点)见”，以此劝说示威者早点散。

根据香港法律，组织游行要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警方会评估当天现场的安全形势来决定是否发放。一旦发放，示威者需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来活动。但自6月以来，“不反对通知书”在乱港分子眼中已形同废纸，多数活动都会以暴力破坏行为收场。据记者观察，激进示威者的策略大致为“白天平和，入夜后诉诸暴力”。有香港朋友提醒记者：“在反对派游行的出发点一般不会发生冲突。但到了终点附近，天色渐暗，往往是暴力的开始。”

记者近日得到一份没有标明出处的PDF文档，长达41页的内容都在讲解暴力示威的策略。文档开头称：“2015年后，本来以为抗争手册已经没有什么大用途。但2019年又再重新出发，太多资讯没有更新。(现在已经)更新了资料，希望这份手册可以协助所有示威者。”这番话表明，该手册的针对性极强，而且对于香港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动荡，一直有“高人”在总结经验。

这本神秘手册内容之全面令记者吃惊，从“出门准备一部可以牺牲的电话”，到冲击警察的阵型、撤退方式都有全面阐述。例如，文档提到现场负责熄灭催泪弹的示威者“减烟队”时，列出了“灌救法”“缺氧法”等多种作业方法，内容细致到溶液的配比是多少。记者在示威现场看到“减烟队”作业时的操作步骤与手册里介绍的高度相似。再比如，香港警方在25日荃湾示威中首次使用水炮车，但这本手册上已清楚写明如何用颜料糊住水炮车挡风玻璃。

在游行期间，一些示威者会在警察赶来前拆掉路边的护栏扎成三角阵，或搬运一切可以拆卸的市政设施封堵道路。与警方对峙时，他们会撑起雨伞或游泳浮板，并且不断挑衅。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发现，几乎每处示威现场都有一些蒙面人在不断高声呼喊，同时指挥围攻引起其怀疑的路人。在己方力量占优时，“勇武派”往往会更加嚣张，他们会向警察投掷砖头、铁棍等物，甚至围攻落单的警察。

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认为，香港的示威者是有组织的。该报在最近一期名为“认识一下香港年轻示威者”的视频节目中详细披露了这些身着黑衣、其中一部分人还未成年的“抗争者”是如何组织、集结以及在示威现场配合、冲击的。一个名叫Ken的年轻人白天在杂货铺工作，晚上瞒着父母，在网上购买头盔、护目镜等“装备”。每当周末示威活动开始前，有类似于“地下机构”的组织者带着他和一些同龄人去一家酒店，该酒店被称为“安全屋”。这里有示威前线的医护人员以及组织方的人员代表。在“安全屋”召开的每次会议上，都会给每个参与前线“抗争”的“勇武派”分配不同任务。Ken的任务包括向警署或者建制派议员办公室扔掷鸡蛋、石块，以及实时监测附近警力部署情况。许多像Ken一样的高中生将所谓的“抗争”视为“真人版”电子游戏。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有了新身份，由于缺乏判断力，一些年轻人甚至以此为荣。

也有“勇武派”在一次次的暴力活动中迷失了自己。香港有线新闻台最近在一期节目中采访了一名年轻示威者。他称，在工作日没有示威时，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而现在，他“已经忘了当时走出来是为了什么”。

“勇武派”看上去并不担心攻击警察会造成舆论上的被动，因为有“独媒”(《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港独”媒体)帮忙洗白善后。25日，一辆警车在沙咀道被暴力分子堵截袭击，几名警察遭众多暴徒用长铁枝等武器攻击，在生命受到威胁且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一名警员掏枪向天射击鸣枪示警。其间，一名“市民”跪在警察前要求不要开枪。在未脱离危险的情形下，这名已经受伤的鸣枪警员用脚将“市民”推开。于是，一些示威者在Telegram上大肆传播被截取的视频。“独媒”将其作为“弹药”，把焦点对准“警察举枪”和“踹倒市民”，故意忽视警察当时被围殴的凶险处境。

除了歪曲报道进行煽动炒作，大批“独媒”在激进示威者破坏现场时还充当“情报员”。他们穿着印有“PRESS”的反光衣，身处大批记者中间，眼睛却紧盯警察的部署以及内地媒体的动向。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曾在示威活动现场亲眼见到一名记者在Telegram群组中为暴力分子通风报信。

记者注意到，在最近的示威中，有越来越多的暴力分子脱下黑衣混在人群中，伪装成“无辜市民”。每当警方对非法示威活动实施清场时，这些所谓的“市民”就会站在围观的人群中，或上演悲情“保护示威者”，或大声咒骂执勤警员，演绎出一部“激起民愤”的戏码，制造外界对香港警队的敌意。

他们的主子是谁？

示威者一直称“没有大台”，即没有统一的策划组织者。真的是这样吗？

23日晚，示威者发起“香港之路”活动，组织方声称这是自发活动，参与者只通过社交网络讨论区和Telegram等方式讨论行动步骤。Telegram上可以隐藏用户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因此参加者并不知晓彼此的身份。

但在“香港之路”活动开始前，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发现Telegram群组里出现了谷歌表格，实时统计每个集合点到达多少人、缺多少人。

每当举行新的集会，就有人在Telegram上成立新的“公海”群组，对特定活动进行协调指挥。23日晚，相关群组就在实时更新动态。当示威者在铜锣湾商圈街道两侧成一列排开后，线上群组提示喊哪些口号。当有较多外国游客经过时，群组管理员会提示将口号从粤语换成英语。

在线下，也有身穿西装、戴着口罩的人在现场指挥，有人称这些人看上去像是议员。他会随时告诉示威者何时喊口号、何时打开手机电筒光、何时将手机举过头顶并挥手向路人致意。看似一场“无大台”的活动，却处处安排周密，线上线下配合娴熟。

“我觉得‘没有大台’不是真的。”香港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日前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示威者背后一定有人提供资源。他们表面看起来很分散，但其实组织性非常强，并且很懂得如何利用民众的情绪、不理智的行为。“比如说一些人在示威现场做了令公众无法接受的事后，第二天就会有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出来道歉，说‘对不起，我们昨天过分了’。但明天他们会接着做同样的事，这就是他们的策略。”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也持同样观点。他整理了一些有关香港乱局的资料，其中一份资料是按日期排序对6月初到8月14日反对派煽动的暴力事件进行归纳。“一共42起，如果有人告诉你，这都是自发性行为，你信吗？”何君尧对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说，60多天里有这么多规模较大的游行活动，“没有总指挥，没有人做统筹，没办法做到”。

资深评论员郭中行7月在香港《文汇报》撰文称，这些暴力活动“无大台之名，却有大台之实”。他认为，这个大台“不显于众”，反对派也有默契地进行隐藏，令市民都以为这场风波真的是自发的。“靠几个讨论区、几个群组、几个网主，就可以有策略、有资源、有设备，甚至连立法会地图都有。没有大台这可能吗？”这篇文章的标题点破了玄机：“没有大台，黎智英向谁‘述职’？”据港媒报道，“祸港四人帮”之一、壹传媒创办者黎智英曾在7月赴美“述职”，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高级官员见面。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