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间，他似乎是个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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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贯穿于其整个革命生涯，革命到哪里，调查研究就到哪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他仍然不断地调查研究。他一生留下许多调查研究著作，他的调查研究作品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1927年1-2月，毛主席用了32天的时间，调查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作了光辉的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专业角度看，这篇调查报告是个典范。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典范呢?因为，它实现了立场、观点、材料的统一。我自己做的调查报告，很难做到这“三统一”。有些报告，有立场，但观点有可能很模糊，材料有可能不够。有些报告，材料可能很丰富，但就不知道材料指向哪里，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观点也不明确。相对于调查时间来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实并不长，是材料高度凝练，观点极其明确，立场极其鲜明的结果。这篇报告可以结合他的另一个名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看，一篇理论，一篇调查报告，结合在一起看，其实是高度统一的文本。

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就在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毛主席还留下了非常多的光辉的篇章，耳熟能详的《寻乌调查》《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此外，毛主席还有遗失的调查报告。比如《永新调查》，他就心心念念这个调查报告。他辛辛苦苦做的调查，但调查材料在革命过程中遗失掉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在不断地感叹，说别的东西都丢失了，他都还可以接受，但就这个调查报告丢了，感觉特别难受。所有做过调查的人都理解毛主席这样的心情，好比我们自己的调查报告，放在电脑里，结果不小心被格式化了，那真是遗憾死了。何况，永新之于毛主席，还有特别之处。在永新，他亲自建立了第一个地方党支部;在永新，他还遇到了爱人贺子珍。他对永新的调查，肯定不止于一般性的社会了解，还倾注了感情，怎能不让其唏嘘?

我在阅读毛主席著作的时候，隐约觉得有一个“井冈山路线”。这条路线，不仅是我们熟悉的“农村包围城市”以及“枪杆子里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包括《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文献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判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个朴素，却有力量论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标上了“接地气”的底色，成为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过程当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乃至于，我们做任何决策，首先要调查和试点，然后才能推广，形成正式的政策。

1956年2-4月间，毛主席用了37天时间，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汇报，还花了6天的时间去看机械工业展览，再用6天的时间听取了“二五”计划汇报。其间，周恩来总理一直陪他调查，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如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也参与了部分调查。这次调查在党的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一笔——党中央形成了集体调查的风气。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之间有分工，但是需要共同研究和集体决策。所以，集体调研是集体领导体制的具体的表现，也是集体决策变得有可能，党内民主有质量的保障。集体调研调查其实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即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凝聚共识，快速地形成决策，做出科学的判断。并且，领导人在调查研究的过程当中，把领导的意志跟基层的干部群众交流，形成了民主作风。有了调查研究这个法宝，党才能形成科学决策，遇到错误的决策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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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客家人，家乡在福建省武平县。毛主席有两个调查离我老家很近，一是寻乌，它是武平的临县，二是才溪乡，它所在的上杭县也是武平临县，这两个地方离我家都是二三十公里的样子，风土民情都差不多。我每次阅读寻乌调查和才溪乡调查，都感觉特别的亲切。毛主席做的调查研究，对我的启示很大。调查研究并不需要特别高的技巧，也不需要很多花哨的技术手段。其实说白了，调查研究就是跟干部群众打交道，融入到地方生活里去，了解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在这个过程中去粗成精、去伪存真，然后把材料整理出来，结合革命工作的需要，在观点和材料之间，理论和经验之间来回互动，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就会又接地气，又有理论洞见。

《寻乌调查》和《才溪乡调查》都讲到客家妇女的问题。《寻乌调查》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客家妇女在革命战争过程中特别积极，红军在前方打炮楼，妇女在后面运送物资。客家妇女在农村生产生活过程中，占据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在农耕过程中，她们要劳作，劳动强度并不比客家男子差。关键是，她们劳作完了以后，回家还要处理家务，而客家男子可能就坐在家里抽烟。所以，革命面临一个问题是，妇女解放和革命目标之间，如何平衡?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实行男女平等，苏区的婚姻法规定要实现婚姻自由。一般而言，妇女同志一般都比较欢迎婚姻自由。对于普通的客家妇女来说，婚姻自由让她们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她们最直接的束缚就来自于丈夫的束缚，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客家妇女对革命有非常高的积极性。

但是，中国社会的底色是家庭本位的，妇女要获得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是在建立在家庭完整性的基础之上。并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最重要的是要团结发动贫下中农参与革命。所以，红军“扩红”的时候，最重要的依靠的力量还是贫下中农，尤其是贫下中农的青年男子。但是，他们对婚姻自由的看法，和妇女略有差异，这个差异怎么样平衡?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如果完全实行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那么一大部分贫下中农的青年男子，有可能老婆“跑了”，革命“革”到自己身上来了，这对革命事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寻乌调查》中分析了不同阶级、性别和职业的人群对婚姻自由看法，理解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婚姻政策，是如何潜在地影响革命事业的。

所以，他在才溪乡调查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妇女问题。才溪乡是苏区的模范乡，绝大多数的青年男子都参加红军了，到前线打仗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区应不应该建设呢?其实，毛主席他当时就想了解一个问题，苏区建设和革命事业，能不能平衡?当时党内有一种看法，认为主要任务就是革命，建设的事情抓不了。但是，毛主席觉得这不对，革命和苏区建设这两手都要抓。如果苏区不建设好，革命也不会成功。那么，怎么建设?苏区留下的劳动力是“三留守”(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所以我们苏维埃政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而解决缺乏劳动力的问题。而组织工作，恰恰是我们党的优势。才溪乡之所以是模范乡，是当地的党组织把群众给组织起来，让群众自己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才溪乡不仅给红军输送了大量的革命军人，还把苏区的建设和生产搞得红红火火。

毛主席在才溪乡调查的时候，专访对象和开座谈会的代表里，都有妇女。他自己访贫问苦的时候，也专门到每家每户去看，这是接地气的表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没有机械地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阶级理论、婚姻自由的观点，而是结合地方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地开展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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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接地气调查研究的身体力行者，他说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这是一个心态，也是一个工作方法。他在和群众一起的时候，身体语言非常丰富，完全可以感受到其自得其乐，自由奔放，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感觉。他的调查报告里，有非常多的活泼语言，一看就知道，他在开座谈会的时候气氛特别好。只有气氛好，活泼的语言，民间的语言，老百姓的语言，才会不经意间进入调查者的世界。《寻乌调查》有非常多的客家话，不是客家人可能感受不到那种语境，但我每次看到都会心一笑。

调查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进入地方经验的内部，在地化理解各种现象。比方说妇女问题，其实未必是毛主席事先预设的问题，而是地方社会扑面而来的经验，不去理解都不行。在客家地区搞革命，肯定会遇见妇女问题。因为，客家妇女和毛主席调查过的其它地区，还真是有极大差别。且，客家地区的妇女对革命影响是真的大。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妇女问题是隐身的，因为妇女在当地社会中可能不是关键因素。但在《寻乌调查》中，妇女问题就极其关键。这既是革命形势变化使然，也是地方文化差异使然。

怎么进入地方经验的内部呢?那就要活学活用，进入人民群众日常的语言和认识，进入他们的话语体系里面去。比如《寻乌调查》里面，毛主席用了一句当地流行的俗语，叫做“禾头脚下没米吃”，老百姓守着一大片田，有那么多粮食，但还是没得吃的。老百姓给他讲的这个俗语，非常形象地揭示了这个地方的剥削程度。有了这个俗语，剥削严重就是当地群众的共识，需要做的是用统计数据和案例来实证。毛主席善于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世界里面去，去理解他们，很多抽象的概念，如阶级、剥削等，就会变得无比生动和具体。

毛主席的调查研究，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寻乌调查》提到一个故事。他说，卖儿鬻女在他过去的生活经验和调查经历里，都没有碰到过。在寻乌调查的时候，他就想问当地干部群众有没有这回事。当地群众说，真有。怎么有呢?是因为当地存在抱养的风俗习惯。有些抱养没有买卖关系，有些却有。换句话说，买卖关系是隐藏在了伦理关系里。在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想象中极其不平等的传统社会，“卖儿鬻女”也是乱世的象征，是极其残酷的人伦悲剧。因此，抱养等伦理实践，其实是对这种残酷关系的一种文化润滑。毛主席觉得这么一个极端现象，有可能有，但他不确定。所以，他问得非常仔细，终于确定了事实。我自己的祖辈，其实就存在这种极端现象的。我曾祖父有三兄弟，是小手工业者，家里有铸锅厂、造纸厂以及杂货店，家境还不错。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他们三兄弟共同抱养了一个弟弟，这个弟弟来自于同宗，但属于另一个家族，为其娶妻分房。这样，就算是家族人丁壮大了，多了一房头。

民间抱养的标准说法是“过继”，但一直到我小时候，日常说法还是“买儿子”，同一个事实，两种理解都有，就看放在哪个角度去理解。从我曾祖父的角度来说，这当然属于过继，去阶级化、去剥削化，掩盖了双方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但从那个被包养的孩子角以及他的亲生父母角度看，其实就是迫不得已“卖儿子”。被过继的小孩永远来自穷人家，而过继别人小孩的人家，永远都是富人家。毛主席是一个有心人，问得非常的仔细，当地是怎么抱养的，背后实质是什么，群众怎么解释，最后确认地方社会是有这种现象的。

我们通常的印象是，毛主席是领袖，雄才大略，从事的是伟大事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思考的都是大事。但是，如果我们去认真看他调查报告的话，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细心和细腻的一个人。假设说我不是客家人，他调查报告里的细节我都未必体会得到。客观上，如果让我去做一个新的《寻乌调查》，要达到毛主席的那种细密程度，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他真的进入到了客家文化的内部，以至于理解了群众的日常。看毛主席的著作，有时候会有一个幻觉，觉得他就是一个智慧的村干部，语言生动活泼，对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又不乏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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