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取信于民”？——再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主席如何“取信于民”？

——再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秦  明

　　今年“全国新高考Ⅰ卷”的语文作文题，以毛主席在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作为材料，令人耳目一新：

　　而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却让笔者想起了毛主席更早的一篇习作，那就1912年毛主席还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时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

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青年毛泽东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手稿

　　国文老师柳潜给这篇作文打了满分，还在作文四周写下了7条赞语：“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顶”；“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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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写下这篇作文的时候，还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作文立论更多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以及对中国历史经验和古人智慧的汲取，糅合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

　　有人评价说，《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显示出“早期毛泽东的法治意识”。这种评价笔者认为并不全面、甚至会在理解方向上发生偏颇。

　　毛主席的这篇作文认为，“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根本上来讲，法令本应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工具，只有以民为本，才能取信于民，至于“徙木立信”，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法令有益于人民，人民就会支持，就会去维护它，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法令如果危害人民，“黎民惧焉”，人民就会起来反对它。

　　毛主席其实是以此来痛斥满清末年的统治者及袁世凯当局的黑暗——他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制定的法令皆恶法。一个只有19岁的青年的见解，可比电视剧《走向共和》歌颂的那些民国早年迷信“制度决定论”的“立宪派”高明多了，他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还一味地想着对老百姓搞“训政”。

　　毛主席在1912年毕竟还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对人民这个概念还没有清晰的阶级意识，更多是基于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后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才逐步找到了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是注定要过痛苦生活的吗？绝不！这是由于制度不好，政治不好，使世界上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坠入痛苦的深渊”（1951年毛主席同几个正在北京学习的湖南第一师范同学的谈话）;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有了后来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命题。

　　不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的见解却贯穿了毛主席的整个一生，那就是怎样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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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一直非常清楚，我们的革命固然是为了人民，但是想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根本上是需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常说，你若要群众拥护革命，你就要关心群众，“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1928年1月，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进了位于赣西南边界的遂川县城，因为国民党的造谣宣传，家家户户关起门，见不到一个人影。小街上住着一个老头，他的儿子和媳妇听信了白军的谣言，进山藏起来了，老头腿部伤肿走不了，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毛主席恰好路过，听见呻吟便推门进去，亲切地说：“大伯，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一边说一边查看老头的腿伤，让战士给老头处理伤口，还让战士留下一只米袋，为老头熬粥。“眼见为实”的老头才知道，这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就把儿子儿媳、左邻右舍都喊了回来。

　　1928年春，从外边开完会回到塘边村，发现有不少禾苗被牛踩倒、吃掉了，经过了解得知这是因为这里没有大路，牛在田里乱走造成的，便让战士们帮助村民修了一条大路；1929年初，毛主席率红四军主力转战到赣南和闽西，建立工农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在长冈乡进行调查研究后，毛主席就让乡苏维埃组织村民兴修水利、发扬互助合作精神……类似的事迹数不胜数，人们熟知的还有诸如“吃水不忘挖井人”、“半条被子”这样一个个真实的事件。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毛主席缔造出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留下了一件件“军民鱼水情”的感人事迹。这样的人民军队，当然不是“好行小惠”，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剥削阶级，“救民于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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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毛泽民同志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银行也接到了随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命令。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向党中央请示并建议：立即发动遵义各族贫苦群众，清查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来的资财，用以救济贫苦百姓并增加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随后苏维埃银行积极组织群众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田产财物进行清查没收，将不义之财大部分发给贫苦群众，少部分留作银行资金。

　　1935年1月12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开业，并以布匹、银元及遵义紧缺的大量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这种正式的发行货币俗称“红军票”。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的“红军票”

　　发行“红军票”的主要目的是平抑物价，因为遵义的紧缺物资都控制在官僚、地主和奸商手中，贫苦百姓连盐都吃不起；苏维埃银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却又低价将食用盐等生活用品卖给老百姓，且专收苏区货币。发行“红军票”虽然是为贫苦老百姓的，但要迅速获得百姓信任并不容易。

　　1月18日，苏维埃国家银行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开始收回发行的“红军票”，用银元足额兑换发行出去的“红军票”；红军的这一做法有力地维护了“红军票”的信用，2月下旬，红军再占遵义，遵义群众不仅不躲避，还主动前来慰劳，苏维埃国家银行利用原有的信誉开展营业，但主要目的就是回收此前留下的“红军票”。

　　为维护“红军票”的信用，党和红军还坚决杜绝乱用现象，要求“不在没有兑换处的地方使用苏币”，避免损害群众利益。

　　主持苏维埃银行的毛泽民之所以能创造这样一段佳话，正是受到了哥哥毛主席的深刻影响，这又何尝不是对商鞅“徙木立信”，真正能够维护“红军票”的，是苏维埃政权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红军票”的这段短暂历史为后来新中国人民币的发行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人民币币值足够稳定，物价不仅没涨，很多日用品价格反而还有所下降，这跟毛主席一心为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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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好不好，当然不是“顶层设计”决定的。1941年初夏，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一座小礼堂中召开征粮工作会议。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雷电把礼堂中的一根木柱子劈断了，参加会议的延川县县长李彩云不幸被击死。一名农妇借此发牢骚说，“为什么雷公不击死毛泽东呢？”保卫处当时要把这名农妇当反革命抓起来处理，毛主席得知后立即制止了这样的做法，并深刻反思工作中到底有哪些失误和过错，竟然激起群众如此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毛主席在了解到边区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以后，迅速采纳了乡绅李鼎铭“减租减息”的建议，同时，为了度过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57年底，毛主席陆续接到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情况的汇报。每次听过汇报，毛主席的脸色都很不好，常常陷入深思。12月中旬的一天，警卫中队卫士马维探家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份对他家乡的调查报告，并带回一个掺和着粗糙糠皮的又黑又硬的窝头：“主席，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乡亲们就是吃这种窝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我爹我娘也是吃这个。”接过窝窝头，费劲地掰下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几口，毛主席眼圈就红了。当天他没有吃饭，晚上失眠了，不断地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个样子。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1958年初，毛主席就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了防止贫富分化死灰复燃，毛主席对“三自一包”展开了坚决斗争，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毛主席更是不惜开罪昔日的战友，发动起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这些当然不是毛主席“心血来潮”的举动，恰恰是他时刻与劳动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调查研究，走遍大江南北、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倾听百姓呼声，了解百姓疾苦之后作出的审慎决定。

　　正是毛主席身上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精神，“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高瞻远瞩，才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真正做到了“取信于民”，以至于毛主席逝世四十多年后，人民仍在深切地怀念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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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一篇题为“98年舞蹈系女孩回村当支书”的报道受到了广泛关注：

　　乍一听，这是一件“大学生返乡回报乡亲、帮助家乡摆脱贫困”的好事，与年轻人从农村“出逃”到大城市的风潮形成巨大反差，甚至会成为一种导向，引领一股新的风潮。

　　然而，这条信息却在知乎网上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质疑，两千多条“回答”里，绝大多数都是质疑的态度。

　　笔者在想，本来应该是一项好的举措，为什么大家就不相信了呢？

　　好事者通过检索扒出来很多疑点：新闻主角刘洋，23岁，舞蹈专业，2017年就开始当舞蹈老师，显然也不是像样的大学毕业，且专业完全不对口，没有参加过公务员考试，没有名校背景，毕业刚一年就能通过选举当上村支书。现在村支书那么好当吗？那为什么还有还有人要花百万贿选村支书？

　　企查查显示，这个刘洋还关联了两家公司

　　而这张关系图中的刘庆坡现为许昌市襄城县十里铺镇副镇长……

　　我们固然可以不去管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人家自己可能就是“乡贤”或“乡贤子弟”，单看报道中刘洋的事迹，仅仅是在麦田跳舞，摆拍收麦子、打农药，这些与乡村扶贫，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也没丝毫关系。

　　由刘洋这个新“典型”，笔者想起了一个“老典型”，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南街村的“班长”王宏斌。

　　王宏斌没有任何的家世背景，1970年他靠着个人能力端上了当时还贫困的南街社员羡慕的“铁饭碗”，在县城当上了国企工人；1974年，他为了家乡南街村，果断放弃了“铁饭碗”，回到南街村大队当民兵排长、生产队长，带领社员发展社队企业；家庭联产承包之后，南街出现了贫富分化，已经是南街支书的王宏斌主动把自己承包的社队企业捐出来，带领南街村民重新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并带领村民学习毛选、开展民主生活会，抵御市场大潮侵袭，同“人性”进行斗争，奋力维护南街的集体经济性质，这才把南街的集体经济坚持了下来，有了后来的闻名全国的亿元村。

　　像王宏斌这样的“典型”在毛泽东时代数不胜数，合作化运动的“典型”陈永贵更是当上了副总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是有了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洗礼。树什么样的“典型”，歌颂什么样的“典型事迹”，其实就决定了要走什么样的路，不是空有“大学生返乡”的外壳就行的。群众的不信任，不是没有原因的。

　　又如，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主流精英们只围绕分配问题打转转，而且还是所谓的“二次分配”，对于所有制关系没有丝毫的触动。

　　毛主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最终“取信于民”，还帮着人民群众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因此，“取信于民”还得向毛主席取经，学习他的思想，学习他的立场，继承他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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