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在红星垦殖场
提起王震与农垦事业，人们可能会想到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屯垦新疆、开发北大荒、开辟海南橡胶试验田……在王震心里，还有一个他晚年长期牵挂、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江西抚州红星垦殖场。1992年9月28日，王震给红星的信中写道：“我永远难以忘怀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时刻惦念着我的第二故乡——红星。”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做官当老爷”
王震是开国上将，担任过新中国首任农垦部长等重要职位。1969年10月，王震和邓小平、陈云等一道被疏散到江西，王震被安排到红星垦殖场(今抚州市东乡区红星镇)，从此和红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震在红星期间，依然保留中央委员身份，但他没有“官威”“官样”。他甫到红星，就对大家说：“从今后，不要叫我部长，叫老王，叫王胡子都行。”他还常对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做官当老爷。”
正因为有这样的意识，王震在红星期间，穿百姓衣，吃百姓饭，想百姓事，干百姓活。他经常蹲在田间地头与干部群众谈生产，坐在老乡家门口聊农活。他去一个地方进行调查研究，每走到田边，总会卷起裤腿，脱去鞋子，赤脚下田。遇到有人劝阻，他就说自己人老骨头硬，不怕冷和累。
1970年，王震在红星垦殖场参加劳动
王震在红星一般是乡村农民的打扮，喜欢穿布鞋。冬天，一件对襟中式棉袄。夏日，多着对襟白衬衫。春秋两季，穿或灰或蓝的中山装。一次，他的一件衬衫的袖口破了，场干部严章林看不过去，劝他说：“王部长还是换一件吧?”王震瞪了他一眼，说：“换什么，好好的。”严章林没有办法，只好给他裁掉一截，弄成了一长一短的拐子袖。他穿在身上说：“这下好，我可以上台演戏!”哈哈大笑几声，把严章林也逗乐了。结果，另一只袖口也只得剪去，长袖改为短袖。
王震经常和大家一起到食堂吃钵子饭。早上，两片馒头一碗汤，中、晚饭吃的是萝卜、白菜、南瓜等，尤其喜欢吃木耳菜和辣椒炒扁豆。下去调研，他就和大家一块吃食堂，有时自带霉豆腐，从不让炊事员另搞饭菜，也从不浪费半点粮食。一天，他和调研组成员在大桥分场吃蒸玉米。当热气腾腾的一盆玉米端上来后，他拿了一个，不小心滑落在地下，在场的人禁不住都笑了，他却挺严肃，弯腰拾起玉米，在衣服上搓了搓就往嘴里送。王震对大家说：“你们知道怎样吃玉米和红薯吗?告诉你们，吃玉米就要横着滚，吃红薯要直着撞。”诙谐的语言、形象的动作，逗得大家又是一阵乐。
王震住得也普通。为了不给场部添麻烦，他到红星后就住在总场办公室二楼一间不到20平方的房间里。这里陈设极为简单，除了两排书柜，仅有一桌、一床、几个方凳和他带来的几件行李。1969年冬天，天气寒冷。考虑到王震年岁大，身体又不好，工作人员朱兰贤每天清晨给王震的房间生好一盆火。王震起床看到后，总要用火钳夹下几块木炭，并对朱兰贤说;“东乡这地方炭不好买，能省就省点吧，放多了对人身体没好处。”
只要王震在家，他那间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里，总是人来人往。每次来人，王震一律用大壶热水热情招待。一次朱兰贤说：“人家来客都要用小杯临时泡茶。”王震哈哈大笑：“自己人嘛，没有必要。我们这样做，既不会浪费茶叶，大家也方便，何必摆那号阔气。告诉你，过去我们国务院开会，茶叶放在桌上，谁要谁泡，一把茶叶留下5分钱，我们现在还不收钱嘛。”
王震出行，要么步行，要么乘坐一辆省里配给他的陈旧华沙小轿车。后来，因为这辆小轿车老出故障，维修成本高，就从北京调了辆用了十多年的吉普车。王震乘坐这辆车走遍了红星的每个角落。有一次，王震在路边看见一堆牛粪，停车却步，小心翼翼地把它捧撒到田里去，然后洗洗手、抹抹脚才走开。司机开玩笑说：“天下奇闻，坐小车的人捧大粪。”王震说：“这是顺便，肥料是粮食的粮食，作田的人哪能怕脏呢?”
王震极为简朴的衣食住行，让他完全融入人民群众中。和他初次见面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位竟会是一位经过南征北战、为人民立下卓著功勋的老将军。
“王老把我们挂在心上，给自己的位置留的太少了”
王震是举家南下来到江西的。他把母亲和老伴安顿在抚州地区干休所居住，自己只身一人到红星，全身心扑在生产事业中，很少过问家事。有一次，老伴王季青打电话来红星找王震。王震外出检查生产去了，隔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再三追问，才得知王震家中没了米。原来，王震经常邀请红星的同志在抚州家中吃饭，而他们就那么点粮食定量，怎么够开销!在家无隔夜粮的情况下，还是王兴(王若飞烈士之子)托自己的朋友从红星买了点米去。
1970年夏天，王震领导红星大力发展养殖业，可猪舍不足，简易猪栏的材料更是严重缺乏。王震想尽办法寻找建材。后来，王震甚至把抚州家门口的一个凉棚也拆了运到红星来。当时有人说：“王老，这凉棚夏能遮太阳，冬能挡风雨。眼前的大热天的……王季青同志年岁也大，需要这个。再说，这凉棚的几根竹子也解决不了大问题，还是不拆吧?”王震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老伴是会支持拆的，作用是不大，有一根是一根。”
王震自己艰苦朴素，物质生活极为简单，但群众的冷暖和疾苦，他却时刻挂在心上。他在红星经常走门串户，问寒问暖。发现谁家有困难，就发动大家帮助解决。1970年春，他到东风分场召开干部会议。在会后的家访中，当他发现某职工的住房漏雨时，立即要分场领导人派人为其检修，并加钉一层天花板。发展生产，办好食堂，让职工吃好点，减轻大家的伙食负担，是王震大小会议、诸多场合不离的话题之一。职工食堂是他经常要去的地方，并且要亲口尝尝菜的咸淡。
1970年，王震在红星垦殖场和职工一起讨论生产
王震对自己很苛刻，但是对红星却很慷慨。他将自己一件心爱的毛衣送给了场领导徐文甫，把一座微型自动闹钟转送给了红星畜牧师李汝庆，把一些器械送给了红星医院。后来，王震还把一架价值不菲的录像机赠送给了红星。
王震舍己为公、关爱红星的一件件事迹，让红星干部职工一直感怀在心。王震离开江西后，红星人民曾多次去看望他。有时出于对老部长的爱戴和敬意，会捎点东西给他。王震收下后，照价付钱，分毫不少。
1981年春，王震在红星带领红星人民栽种的茶树又吐新绿了。“喝茶不忘栽茶人”，红星的干部和群众首先想到了王震。场领导以“红星人”的名义，精心挑选了一点上等茶叶，给远在北京的王震寄去，以表达红星人对他的一片思念之情。王震收到茶叶后，立即带病亲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写道：“因为我是红星的一位职工，红星就是我的家。我爱红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的心和红星息息相连……”“我人虽在北京，但我的心常常在想红星。”他还特地寄了24块钱，一再表示感谢。1985年春节，场领导徐文甫、李汝庆带着红星人的问候，赴广州看望在那里养病的王震。走时，他们带了点黄鳝、乌鱼等王震爱吃的东西。王震看到老朋友来了，喜出望外，东西照收后，一一算钱，并将东西亲自送给了同在广州养病的叶剑英。
王震的舍己为人，廉洁奉公，让红星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红星群众感慨地说：“王老把我们挂在心上，给自己的位置留的太少了。”
“不要以为他们是我的亲属，就可以照顾”
王震在江西期间，自律甚严，对亲属也严加管束。王震对红星的领导说：“不要以为他们是我的亲属，就可以照顾，干舒服的工作。”
1970年，王震在红星垦殖场与农民交谈
王震的儿子王兵，服役于海军某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错误打成所谓的“五一六”分子。1970年冬，王兵不远千里来到红星看父亲，并在动身前给已在红星的王兴发了一个电报。王兴七寻八找，弄了辆吉普车到东乡站迎接。王兵到红星时，王震问长问短，十分高兴。当王震问王兵是怎么来的时候，王兵说：“是王兴带车子接我来的。”王震听后脸色立马变了，调也改了，说：“场里的生产这么紧，你怎么好意思用场里的车，为什么不自己走过来?!”
王震有个侄媳叫田采莲，是个中学生，从学校毕业后，跟医生学了不少卫生知识，原在湖南浏阳一个生产队当赤脚医生。1969年，王震到红星后，因公去湖南，顺便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看望乡亲父老。田采莲听到大伯是中央的一位“大官”，就萌生了要大伯帮忙离开农村到外地工作的念头。王震问清情况后，告诉她：“外头哪有好工作?你愿不愿意跟我到江西农场去养猪?”于是，田采莲离开了家乡，来到红星寺前分场，当了一名普通饲养员。1970年夏，有位湖南老师因公来江西，见到了田采莲，看到她还在农场养猪，关切地说：“你在这里养猪，未免太辛苦了。再去跟你大伯说，跟我一块回湖南去。你的文化基础不错，推荐你上大学去，这不更好吗?”田采莲经他这么一说，心动了，就惴惴不安地同王震提了这个想法。她满以为大伯一定会答应她的要求，或者就交代红星将她送到江西某大学去深造，殊不料王震不但不支持她的要求，反而还严肃认真地说：“你给我回到分场去，把猪养好。”王震还语重心长地补充说：“小田呀，养猪可是一门科学，不要小看它，要好好地向有经验的老师傅学习。”后来，王震的侄子从部队复员后，也按照王震的意见到了红星，和田采莲在红星安了家，同其他职工一样劳动生活。这件事，曾引起许多人的不理解，有的人还不断向他们提出疑问：“你们是不是王部长的亲属?”他们不禁笑了。
1971年春，王震有个外甥从黑龙江来到红星，想通过舅舅的关系，在南方找个好工作。但他没有想到，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红星，丝毫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反而还挨了王震的一阵批评。王震对他说：“你好的不学，尽想贪图安逸。若要干，就给我好好地在这里劳动，要是不干，就给我回东北去……”几句话，使他不敢再作声了，只有老老实实在红星当个普通职工。
王震儿媳妇的弟弟、妹妹均在上海读中学，1969年毕业后，他们要求到红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王震考虑江西是国家规定接受上海知青落户的省份之一，将他们安排在蔬菜队劳动，没有任何特殊照顾。
1971年，王震和夫人王季青在北京寓所合照
1971年9月，王震奉调回京。王震在红星垦殖场三年间，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勇于开拓，为东乡留下了众多产业，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品质，尤其是他艰苦朴素，不搞特权，留得清气满红星，让红星人民感怀铭记和世代传颂。
（作者：曾辉，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付施蓓，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本文选自《百年潮》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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