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故事：我所认识的李尔重同志

1

李尔重的大名，如雷贯耳，我在武昌读中学时就听说了。可真正相识，却是在四十多年后的事。1996年12月31日，为了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编撰出版《王任重文集》的批示，我赴京拜访王任重夫人，湖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萧慧纳同志，听取她对编撰《王任重文集》的意见。

听了萧慧纳同志的意见准备离开时，萧慧纳同志又特别嘱咐我们回武昌后，一定要去见李尔重，听听他的高见，他和任重是几十年的战友和同事，相知甚深。

回武昌后，经过预约，我和刘红心于1997年1月7日下午前往李家。其实李家离我单位咫尺之遥，十多分钟即可到达。

开门的是李老的女儿李晓丹，而李老在客厅，见我们进来，就从活动的木躺椅上站起来，我们赶紧上去握手问候。李老头戴绒线帽，身穿棉衣，十分消闲，一副文人相。

晓丹送上两杯清茶，我们向李老汇报了北京之行，中央有关部门都支持编撰出版《王任重文集》以及湖北省委的积极态度，还汇报了我们筹备工作的情况。李老默默地听后，对我们第一次向他作的汇报表示满意。

他说：“时间这么短，跑了这么多地方，做了这么多工作，不容易。”他又问：“省委谁负责？”我说：“目前是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邓国政和省委副秘书长高凤梧。”

李老的意见是“要尽快成立省委《王任重文集》编委会，尽快开展工作”。

这就是我们和李老的第一次会面。我的印象是一个朴实和蔼可亲的老人。从这天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十年的交往。

《王任重文集》编委会，经过一年的一波三折，终于在1997年12月26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1997］94号文下达后成立了。时任省委副书记杨永良任编委会主任、李尔重任编委会副主任，负责编委会日常工作。成员都是王任重原来的秘书、熟悉王任重的同志和其亲属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在这十年中，我们虽不能说与李老朝夕相处，但几乎是天天有电话联系，节假日也不例外。李老即使有几次赴广州、昆明，也每天有电话互通情况。在这十年中，我对李老的了解加深了。

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党的高级干部，严于律己，即使在生活的小事上，李老能做到的，我们不一定能做到。记得我第一次随他去北京，在同一个软卧包厢。李老在晚上九点就睡了，他侧身而卧，把被子盖得严严的，我睡在他对面，他一晚上都保持这个睡姿，纹丝不动。早晨起床，被子保持原状，好像没有人睡过那样。我不得不赞叹这位86岁高龄的耄耋老人。

2

在石家庄，河北省委为李老饯行毕，李老问秘书老张：“离开车还有多长时间？”老张说：“40分钟。”李老说：“我睡20分钟。”说毕进他的房间脱衣而睡，我听后颇吃惊，怎么还能睡觉呢？还睡得着！我们几个人坐在走廊的沙发上等，不一会就听到从房内传出熟睡微微的呼吸声。等李老出房间，我看了下表，恰恰20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们立即上车去车站乘车回武昌。这些事虽是小事，一般人却是不易做到，像李老那样遇事从容不迫，不慌不忙，淡定处之。听说在“文革”中，李老遭陷害，“发配”至粤北深山荒岭坐牢，他不像有些受冤的同志发火、拍桌、骂人，态度很安详。

据看守的一位警卫战士的回忆文章说：“李尔重坐牢，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了两遍，还说每读一次都有收获，对认识问题有提高。”这位警卫战士说：“他好像不是来坐牢的，是来进高等学府深造的。”我相信，这位警卫战士的话不会有半点夸张，这就是李老的真实写照。

李老没有半点官架子，随和、平易近人。谁的话对，他就按谁的意见办。有些干部往往唯我独尊，说一不二。但李老，不。他没有沾染上这些庸俗的官气。1999年8月5日，为听取中央文献研究室对《王任重文集》四稿本的意见，李老带领伍愉凝、万茂林和我赴京，会合了北京的范康、胡月华、王正谦、曹志勤，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意见修改文稿，进行了三天四夜的紧张工作，完成了修改文稿的任务。

在最后一次汇报会快结束时，我说：“回去后，要写个报告，向省政府要点钱，将余下的26万元补上。”我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都表示同意。这时李老说：“钱多了，花不完的，统统退回。”

我知道李老为什么这样说，但我还是说：“算了，多了，按有关规定办个手续，留给省委党史研究室。”

我的意见得到范康、伍愉凝等人的支持，连王正谦、曹志勤也表态同意，李老便不再坚持。

回武昌后，我将写好的追加资金报告送李老阅。李老将报告改成以他的名义给省委的报告，这一改，更加重了报告的分量，使26万元资金基本上按时到账。

再说那次会上，李老又说，年底在北京召开《王任重文集》发行座谈会，要写三篇讲话稿，一篇是全国政协领导的，一篇是省委领导的，还有一篇是他的发言稿。说到这里，李老看了我一眼，就说：“由章重同志承担。”

也许李老记得，1998年4月在武昌召开的第一次《王任重文集》领导小组和编委会联席会议上，省委副书记杨永良的书面发言、李老的讲话、王性初的讲话三篇讲话稿是由我起草的。

但现在不同了，不应照套。我听完李老讲话后就发言说：“我现在坐不下来，静不下心来，我建议全国政协领导讲话稿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范康同志承担，省委领导的讲话由省政府秘书长伍愉凝同志起草，李老你的讲话，你自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的话未完，大家一片笑声，更奇的是曹志勤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同意章重的意见，老范、老伍都可以，李老你自己讲话自己起草多好……”曹志勤的样子又引来大家笑声，李老也笑了，范康、伍愉凝也没提反对意见，这三篇讲话稿就这样定了。会议在笑声中结束。常爱和我开玩笑的伍愉凝对我说：“你好厉害，李老两件事都被你否定了。”

我说：“这是大家的支持，李老的开明，换了别个，可能就不行。”后来在1999年12月8日的北京座谈会上，李老在发言中高度概括了王任重一生的五大优点：

（一）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甘愿奉献、从善如流，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不怕批评，把实事求是作为党性修养的圭臬；

（二）为党为人民工作，不追求名利地位；

（三）一身正气、不谄媚、不慢下，不媚俗以逐利，不拉帮以造势；（四）艰苦奋斗，朴实无华，与人民共甘苦，一生过着清淡的生活；（五）提倡“学习、工作、写作”的作风。

试问，对王任重没有深刻了解，能如此正确地概括出王任重这五个方面的优点吗？只有和王任重相知相交几十年的战友，才能有如此精辟的概括。李老的发言，大家都说讲得好。

3

李老的战友、同事，皆为党和国家的栋梁。其中有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文坛名流。李老每次赴京，总有些政界、文坛的人物相访，李老也会抽空去看望他们。

有一次李老来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几乎每天下午3时来访。他独身一人步行来，身穿深色夹克衫和一双北京布鞋，不认识他的人，会把他当作北京的一个普通老人。他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一杯清茶聊半天，下午五点半后宋平又一人悄悄返回。

有一天下午，我正和李老聊天，突然进来一位须发全白、眉毛又长又白的老人，李老给我介绍：作家魏巍。我赶紧走向前握住他的手，我告诉他，我上初中时读过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他听后特别高兴，连说：“谢谢！谢谢！”这时李晓丹用相机拍下了这个动情的场面。我要留魏巍吃晚饭，李老没说什么。吃的什么呢？高粱馍、玉米粥，还有几样蔬菜。我要加几个菜，被客人制止了。我看着两位老人，边吃边聊，非常开心。李老这代人，在生活上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但他们已习以为常，保持了一辈子。

李老的朴素作风也影响了我们，《王任重文集》编委会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2号两年，没有大吃大喝一次，吃的都是家常饭菜。《王任重文集》出版后，理应庆贺一下，聚个餐，可李老也未同意。唯一的奢侈是，有时要求增加几个红薯。

2001年是李老八十八岁寿辰，中国人俗称“米寿”。李老请了他的秘书老张、刘红心和我三人，加上他家三人共六人。事先晓丹在电话里一再强调不准送礼，否则李老会不高兴的。我和老张老老实实，两手空空地赴宴，可刘红心买了个蛋糕，一进门就挨李老“批评”，引得我们大笑，但李老“批评”了些什么，我是一句话也未听清。寿宴六菜一汤，大家喝了一小杯红酒，祝老寿星健康长寿，这天李老很开心。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正省级干部的寿宴，可能还比不上普通老百姓的。

我和李老相处的十年中，李老对生活方面无所求，对穿、吃都不讲究，但他对工作却抓得很紧，从不马虎。1999年春节后，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群率五位党史专家来汉，就《王任重文集》四稿本交换意见。李老和编委会同志从头到尾听了一天。

第二天又在湖北饭店召集编委会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意见，对《王任重文集》文稿进行第五次修改。会议开了一天半，会后向省委写了报告，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意见和贯彻修改情况作了汇报。尔后，李老才回汉口同济医院。

对此，我并未在意，还是每天由晓丹与我联系，互通情况，一切正常。有一天，吕乃强突然要车去同济医院看望开了刀的李老，我大吃一惊，忙问：“开什么刀？”乃强说：“直肠癌开刀。”我说：“好……好……我马上要车，下午就去。”我又问：“还有谁去，需要带些什么？”我想看病人，特别像李老这样高龄，应买些营养品，可乃强说：“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就我们两人去。”下午，我陪乃强去医院，一进病房就见李老拥被而坐，正在修改文稿，桌上、床上、沙发上都是《王任重文集》的文稿。

乃强说：“尔重，你应该休息，静养……”

这时晓丹进来，端来两杯茶，我把她带到外面问：“这样大的事，天天来电话都不说一下……”

晓丹说：“李老不让说。本来春节过后就要开刀，但北京来人了，就耽搁了一个星期。”这时，我才知李老一直抱病工作，他抱病听取了北京同志的意见，又抱病主持了一天半的修改文稿会议。工作安排好后，才进医院。

晓丹又说：“医生、护士都要求李老休息，但做不到，他心里时刻想着《王任重文集》的事。”

我问：“开刀成功吗？”

晓丹说：“开刀很成功。中央办公厅要省委在他住院开刀期间，安排人值班，随时报告。湖北省委也很重视，主要领导人都来探望过……”我这时觉得我有一种强烈的失责感，内心感到十分内疚。每天与晓丹通话，尽问工作上的事，从未问过李老的身体状况，太大意了。我看着病房内坐在床上的李老与乃强谈话的情景，心想患了直肠癌开刀，换上任何人都会卧床休息，而李老硬是撑着，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我忽然问晓丹：“那乃强怎么知道的？”

晓丹说：“他可能听省委办公厅的人说的。”

我对晓丹说：“以后凡是李老的事，都要通气，现在工作已到了冲刺阶段，离不开李老，为了《王任重文集》的如期出版，一定要确保李老的身体健康……”

晓丹说：“没有办法，医生说话他都不听……”

这时乃强喊我：“尔重有事问你。”

我赶快走进病房，李老问：“北京三宝（指王任重的儿子-笔者按）、范康工作得如何？武昌的同志也应抓紧时间。”

我答：“北京几乎每天有电话联系，你放心吧，无论北京还是武昌的编委会成员，都在埋头苦干。伍愉凝、张涛来电话，已修改完了。”

李老说：“你回去后，再给北京三宝打电话，要他们抓紧时间……”我说：“你放心，我回去就给北京打电话。”

一周后，即3月11日，李老从同济医院回水果湖，晓丹给了我一卷修改稿和一封信。信是李老写给吕乃强、王性初和我的。

全文如下：

文献研究室同志走后，我本着他们提示的精神，把张涛同志专辑部分和另外几篇文章看、改了一下。实践证明，文献研究室的要求是十分正确的，是把任重的文集做成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文集，所以，必须做到的。我们已做过的工作，与文献室的要求不是有距离，而是相差太远。我们需要严肃斟酌。第一，取舍问题或前后重复的，均应考虑再舍弃一部分；第二，文内取舍，文章的段落重复、有的句子重复，有的话应考虑删减；第三，文字的删改，有的文辞使用不当，有的文字太不严肃，有的造句太不规则，应考虑整改；第四，规范文字与标点；第五，全文整改之后再考虑注解上的取舍与修订。

我已经改了的，不一定完好。大家可以传看、参考。广州起义一篇（指王任重写的纪念广州起义的文章-笔者按）我总感觉思路不明，因为任重同志当时对广州起义的历史评价也是不明确的，党史上也只是给了一般意义上的评价。此文之取舍可以考虑。总之看了几篇（文）以后，加倍地感到我们肩上责任重大。我们多吃些苦，文稿搞得精些，文献研究室不大动斧钺，将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否则，会使我们惭愧，对不起党和任重同志。

天气乍凉乍暖，注意保重，又要有计划地使用时间与体力，以求较好的成果。

敬礼

尔重1999年3月10日

我读着信，深深地为李老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亡友王任重的深情、对编委同志的关怀而感动。我立即将信复印，送杨永良、高凤梧、吕乃强、王性初和编委会成员，并电告北京同志。

3月12日晚上9时40分，李老从医院来电话，说了几点意见：

一，你给三宝打电话，通知范康，抓紧按中央文献研究室意见认真修改；

二，家里这些人（指湖北的编委会成员）也要抓紧时间修改文章，一天改几千字也行，准备4月20日左右集中，一起再搞，再逐篇审查，到5月份争取交出《王任重文集》全部文稿；

三，文字宁肯精，不可多。我改的十多篇文章，大部分不是任重自己写的文章，当时任重在工作岗位上，别人将其作为文件下发，这是可以的。但现在作为任重的文选出版，好多话、好多例子可以不要，弄掉。广州那一篇，我们不能把农村暴动、抓枪杆子、抓农村根据地都归结为是从广州暴动那里来的，那是不对的。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还没有创建农村根据地，这种思想还未形成。

文章中讲的七八条，与此没有关系，思路不太明确，任重那时总结的思想还不明确。毛泽东的文章也还没有发表。还是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观点来改，特别是文章中有重复的地方、不必要的例子，都要删去，真正形成有思想的文章。总之抓紧时间一天修改几千字。

我连夜整理李老的电话内容，13日由省印刷厂印刷后马上发给杨永良、高凤梧和全体编委会成员，包括北京的四个编委会成员。

4月20日晚上7时40分，李老来电话，内容如下：

一，我认真看了《王任重文集》下卷，问题不大，请你转告编委同志，抓紧时间改稿；

二，开会时间过了“五一”节就开，时间要比上次长，上次11天，这次15天；

三，开会地点还是老地方-东湖梅岭；

四，和北京小曹联系（指曹志勤同志-笔者按）请他转告范康同志，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五，开会通知，请赶快发，还有十多天，时间上要抓紧。

这就是李老的工作方法，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不过像李老这样抓工作，少见，尤其是一个刚开了刀的耄耋老人。

5月6日上午，武昌、上海、北京的编委会成员集中在东湖宾馆梅岭2号。李老坐镇，对《王任重文集》三稿本又逐篇逐段逐句地进行讨论进行再修改，再订正，包括每篇文章的标题、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方法是上午集中讨论，由负责有关文稿的编委先介绍情况，尔后大家发表意见；下午分头阅读文稿，准备第二天的讨论。

这次修改文稿，首先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相似的文稿归类集中、梳辫子。王任重文稿可分四大部分：第一，关于理论学习方面的文章有5篇；第二，关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文章有20篇；第三，关于农业方面的文章有72篇；第四，关于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章有9篇。

其次，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进行讨论，逐篇地进行研究，将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进行比较，择优留用。但暂不改动，保留原型，作为历史见证。最典型的是，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有争论的，但实践又证明是正确的一篇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字不动、原汁原味地保留。

再次，又对四个部分保留的文章逐篇审核，认真讨论，取得共识。对入选文集的反映政治运动的文章，如“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指三年困难时期-编者按）的文章。

4

在修改时把握分寸，对原稿只删不增，对可有可无的段落、文字坚决删去，可进行必要的文字润色，使文字准确、语言规范，保留作者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真实思想。对两篇内容相似的文章，要进行比较。

如《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会》和《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比较认为后文比前文好，便删去前文。作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时，针对文艺、新闻、出版的理论学习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这在当时是必需的，也很重要，但入选文集，就有很多方面有重复，也只能忍痛割爱，择优留用，使文集精粹些。作者任湖北省委书记时，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有不少报告的题目有千篇一律之感，如1960年11月2日《在中共湖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21日《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这些会上的讲话很重要并都作为文件下发执行。

问题是如果照单全收，这类雷同的标题罗列在文集内就会显得重复、大而全。更重要的是掩盖了每个报告的特色和重点。编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将上述三文的标题改为《反对共产风》《认真做好甄别平反》《几年来为什么不敢说话》。这一改，标题醒目，重点突出，可吸引读者。而对省委集体笔名“龚同文”所写的文章，一般不予收入，如有证明为王任重的文章，也是以优取胜，而不是统统照收。

1962年6月1日至7日，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龙胜县进行调查，写出了《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调查座谈会纪录》的报告，呈送毛泽东。

这个报告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毛泽东当时思考的问题，正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对此，毛泽东评价很高，批示：“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以中共中央文件方式发全国省、地级。

调查报告经陶、王二位修订，但起草者是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当时任中南局常委的李老对此一清二楚，鉴于这种情况，也未将它收进《王任重文集》内。对王任重在改革开放中写的几篇文章，尽管完全符合政策，作者也有独到的见解，但编委会经再三慎重研究，考虑到作者的特殊身份和所发生的影响，也删去了《经济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解决经济过热问题》等文。

在编委会14天的讨论中，文字之增删、标题之修正、注释之考察，都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已见、畅所欲言的。为了求真求实，要求言必有据，力戒空谈，不说套话。提倡不同意见之争论、交锋，即使争得面红耳赤、言辞犀利，也是允许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李老坐在一旁，一言不发，静听各种不同意见，谁说得有理，按谁的意见办，即使有违自己的看法，李老亦从善如流。真乃大学者的胸襟、大领导的风度。但当李老拍板后，大家都十分尊重李老的决定，都按李老的意见办。经过争论形成共识，《王任重文集》也从三稿本的73.1万字成为四稿本的58万字。

6月23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省委《王任重文集》领导小组组长、省委《王任重文集》编委会主任杨永良，在听取了《王任重文集》编委会的汇报后，非常满意，评价很高。

省委表态后，李老要万茂林和我携稿速去北京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并作汇报。后来《王任重文集》又作了五次、六次修改，但都不是原则问题，均是文字技术层面上的事，故改动不大。但李老仍每次和大家一起修改。

六易其稿，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满意为止。在党中央、湖北省委领导下，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在有关兄弟省市帮助下，一部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光芒的65万字的上、下卷《王任重文集》终于问世了，这是全国党史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湖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为研究撰写中共党史、中共湖北党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认为，湖北省委《王任重文集》编委会，是高水平的编委会，所编辑的《王任重文集》也是高水平的。这是对于通宵达旦、勤奋工作730个日日夜夜的编委同志的褒奖，也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1999年12月8日、2000年4月27日分别在北京、武昌举行了《王任重文集》发行座谈会。至此，为《王任重文集》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时，李老曾邀我以后为他做些文字工作。我很高兴，能当李老的助手，那是我的幸运。但我只能直话直说，我说：“李老，在这前几个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的纪实文学，我已同意了；吕乃强秘书长要我和他一起研究湖北解放后的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总结经验，找出教训，形成文字……”不想李老听罢，哈哈大笑，说：“写毛主席在东湖客舍的事，很重要也很有必要；研究总结湖北的经济状况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当我于2003年把在北京出版的《梅岭-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和《东湖情深-毛泽东和王任重13年的交往》两本书送到李老手上时，李老从座位上站起来，喜笑颜开地边翻书边说：“好！好！好！”

5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反腐斗争，把吕乃强和我打算研究湖北经济的事搅了，后来又因乃强身体欠佳而被迫放弃，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从私而言，使我失去了向湖北省委第一支笔杆子学习的良机；从公而言，湖北少了一本总结经济、探讨教训的经济史，这对湖北也是一个遗憾。

李老是我党的资深党员，是革命的前辈。他1932年入党，曾在北平大学、北京大学读书，后又远涉重洋，在日本仙台帝国大学求学，因“七七”事变，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少年得志，抗战时曾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冀南五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是与王任重、任仲夷齐名的“冀南三才子”之一。参加过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曾任牡丹江省委常委、民运部长、铁道兵团党组成员、宣传部长，先后参加东北剿匪、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后任武汉市委第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农委主任。“文革”中遭陷害，出狱后任中共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区党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任陕西省委常务书记和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李老是一个大文人，毛泽东称他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他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等身，他的写作面广，他写小说、诗、散文、戏剧，长篇名著《新战争与和平》获全国图书二等奖（这一届评奖缺一等奖），还任过长江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在新闻领域亦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学术方面，有《易经拓荒杂录》《甲骨文的文学》《书经的文学》《易经的文学》《孔子与易》《老子研究新编》等论文。这些都显示了李老渊博的知识和深沉的古典文学造诣。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李老老骥伏枥，不仅成功地主持编撰了好评如潮的《王任重文集》，更可喜的是还苦心孤诣地出版了用心血铸就的20卷千万字的皇皇巨著-《李尔重文集》。这是李老留给人民、留给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李老的一生可谓功成名就，十分精彩。

他领导的《王任重文集》编委会的一场有声有色、如火如茶的反腐斗争，本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可由于对反腐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估计不足，被不了了之。作为政治家的李老，是多么不甘心哟！但自己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只得嘱托人们，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将其写下来，流传下去，让后人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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