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代文艺需要更多的郭松民——读郭松民《电影的智慧》

新年代文艺需要更多的郭松民

——读郭松民《电影的智慧》

似水流年

《电影的智慧》的著者郭松民是著名影评人，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部队飞行员。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得者。网络、纸媒和电视评论员。这是相关网络上介绍的，其实最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他为了维护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而打的一场官司。郭松民胜利了，不仅仅是赢了一场官司，而是扭转了诋毁英雄猖獗多年的态势。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关注郭松民同志的。

作为郭松民同志微信微博的忠实读者，他的《电影的智慧》甫一出版发行，我就在其公众号上留言，咨询怎样购买，第一时间表示支持。不过，表态之后我并没有立即行动，想着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关系，反正书中文章我都读过了。但是，没多久，当我得知《电影的智慧》第一次印刷已经售罄时，我着急了，等不及第二次印刷，赶紧买了一本签名本。

收到书后的第二天恰好是个休息日，我把书拿来翻看，原以为只是翻翻而已，没想到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完了卷三、卷四。后来又断断续续用了四、五天读完了其他部分。

《电影的智慧》收录郭松民同志2017年至2019年撰写的影视评论66篇，涉及50部中外电影及影视奖项。这些评论既有对新时期电影电视以及第五代导演的批评，也有对红色电影的赞美，既有对美国好莱坞电影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感叹，也有对印度宝莱坞以及英国、日本等国电影时代背景的娓娓道来，既有对主流电影的期盼，也有对圣诞电影的担忧。评论尖锐深刻，直指要害。让人清楚地看到了电影的“意识形态腹语”，背景画面的隐喻，导演的意图和价值观。

好莱坞是功能强大、运转良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政治立场的表达，审美判断话语权的争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所谓“纯文艺”从来就没有纯过，好莱坞电影尤其如此。郭松民认为，好莱坞电影一向能够在美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发生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做出准确而及时的反应，或发出预警、或缝合伤口、或娱乐大众，使他们忘记萧条与贫困。2016年热映的《血战钢锯岭》就是这样一部电影，电影的主角戴斯蒙德·多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曾向上帝发誓“不摸枪”，不摸枪但却告别美丽的恋人坚决参军。在地狱般的钢锯岭战场，作为医护兵的多斯穿梭于枪林弹雨中，周围战友死不旋踵，但他却机枪扫不中，手雷炸不死，狙击手瞄不准，赤手空拳救回75名美国兵，成为美国历史上没开一枪却获得总统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的第一人。《血战钢锯岭》极度凸显“信仰的力量”，暗示了要依靠“信仰的力量”拯救美国，重新唤起美国人对实现美国梦的信心。好莱坞电影与美国现实政治配合的如此默契、水乳交融，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电影高仿好莱坞电影，好莱坞却借鉴中国红色电影。郭松民认为，中国的一些“大片”，无论是在模式上，还是价值观上都向好莱坞靠拢，是好莱坞电影的高仿。有的电影虽然取得了高票房，但实质上也是“中国炸鸡”战胜了“美国炸鸡”，而不是“中国辣子鸡”“中国烧鸡”战胜了“美国炸鸡”。在中国电影高仿好莱坞电影的同时，好莱坞电影却有很多中国红色电影中的情节。如好莱坞电影《爱国者》中的许多细节与我国红色电影《平原游击队》极为相似。《血战钢锯岭》中多斯坚持要参军，与董存瑞反复和连长请求、一定要参加八路军也极为相似。

“父亲”的演变，反应了社会焦虑和不稳定情绪。郭松民认为，作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是权威和保护者，是“安全感”的来源，更重要的，“父亲”也代表了传统和主流价值观，是家庭和社会的灵魂。一个“父亲”受到社会尊重的社会，往往是比较稳定、凝聚力比较强的社会。反之，如果“父亲”不受尊重，“无君无父”，那往往意味着动荡、革命时代的来临。新中国电影电视中，从《英雄儿女》《年轻的一代》中的“伟大父亲”“建设父亲”，到《我爱我家》中“可笑父亲”、《老有所依》中“累赘父亲”，再到《老炮儿》中的“认贼作父”，反应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改革开放后的既得利益阶层至今没有获得“父亲”的权威，表明中国社会还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被普遍认可的精神权威，这成了中国社会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荣表现背后，社会心理的深处却涌动着不安全、不稳定情绪的根本原因。

不解决精神上的认贼作父，永远不可能有文化自信。郭松民认为，时下有些作品“用旧中国否定新中国”“用国民党否定共产党”，比如电影《芳华》《无问西东》，电视剧《风筝》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编导的“独具匠心”令人惊叹。在《无问西东》中，在民国，无论是军阀混战还是日寇入侵，人与人之间都是有“爱”的，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温馨的，互相砥砺、互相关照。在新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嫉妒、相互折磨、相互仇恨。“毛泽东”成了一个可怕的符号，王佳敏的一切不幸，都和喜欢在毛主席的画像下拍照有关。这还不是根本，根本问题《无问西东》就是一部精神贱民的作品，把带有浓厚的美式风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的精神源头，作为一切英雄主义、利他主义行为的精神来源，与此同时，把革命文化、革命传统，剔除的一干二净，不留痕迹，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认贼作父。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政治上、精神上站起来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在精神上还是跪着的。不解决这种精神上的认贼作父，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主旋律电影应该走出“第五代”阴影。任何一部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郭松民认为，“第五代”导演内在于以市场化、私有化为价值取向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用“传统VS现代”“中国VS西方”取代了“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人民革命反抗阶级压迫”“民族革命反抗帝国主义”的叙事框架，其中“中国”被设定为是“传统”的（即前现代），“西方”则被设定为“现代”的，其不言而喻的暗示是，中国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得到拯救。这种叙事框架只能产生对西方的认同、对民国的认同，不能产生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不利于政权和体制的稳定，反应了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相分离的状况已极为严重。主旋律电影是以正面宣传的方式来增进观众的政治认同，但它一开始就放弃了斗争性和对“第五代”叙事框架的批判，而是采取了尽可能接近、甚或讨好的态度，以期获得“口碑”和“票房”，因而构成了与“第五代”导演的互文关系。比如，《建国大业》编导故意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口说“我们不懂经济”“我们是请人家（指资本家）来共同执政”云云，使主旋律电影成为“第五代”电影的延伸。主旋律电影必须重新确定自己核心价值观、叙事框架，走出第五代”导演的阴影，真正有别于“第五代”电影。用革命的初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初心来批判现实、疗救当下的种种弊病，应该成为主旋律电影的最重要主题。

该书简练生动、内涵丰富，意味深远，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赞所当赞，批所应批。一篇篇文章建构成一个体系，通过一个个电影故事，为读者展现了其背后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的历史知识，时代印记，价值取向。穿透力强、思想性高，充分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个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家国情怀、英勇无畏和忠诚担当。新时代中国文化需要新的复兴运动，新的复兴需要更多的文艺批评者、评论家，需要更多的像郭松民这样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揭露历史虚无主义资产阶级本质的批评者、评论家，也需要更多《电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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