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叙利亚之殇与全球性当代《推恩令》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崩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灭顶之灾——国破山河碎，军阀混战，匪盗横行，血流成河，遍地疮痍，海空军装备基本归零，本来就不多的科技精英纷纷死于非命，仅有的资源产地被剥夺，边境战略要地被侵占……叙利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各种必须条件几乎被摧残殆尽，从此即使不四分五裂，也将大概率陷入长期战乱，领土完整难保了。

但从毁灭敌国的角度看，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崩溃则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使对手分崩离析的成功典范。

成功就成功在实现了几大关键：

第一，成功地通过封锁制裁搞垮叙利亚经济之后又控制了叙利亚主流舆论，无孔不入地告诉叙利亚老百姓：造成他们生活中一切苦难的不是内战内乱，不是西方的封锁制裁，不是石油和粮食产地被夺走，而是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独裁专制。只要推翻政府、实现“民主化”“自由化”“普世价值”，一切问题立刻迎刃而解。

实现这些的前提是控制叙利亚老百姓的思维，使之不去思考：同样是巴沙尔·阿萨德治下，为什么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老百姓的日子没有那么惨?为什么在没有天灾人祸、没有经济危机、没有穷兵黩武陷入战争的和平情况下，突然就闹起了动乱，突然就得到外来势力大力支持，突然就爆发了内战，而且一打十多年?

第二，成功地给叙利亚老百姓洗了脑，使之认同“先有家后有国”“国家好不好关我什么事”“人权高于主权”之类。

做到了这条，就能让叙利亚老百姓不从国家利益角度看问题而只从自己眼前利益角度看问题，不认为眼前的苦难是外来封锁干涉造成的，就能把叙利亚的命运寄托在外国势力的“善良”“公平”“公正”上，就不会考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不会想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实现了这些，鲁迅当年描述过的东西再现就不奇怪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明末是“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如今叙利亚是外部势力公然入侵肆无忌惮轰炸抢掠，国内各方势力却对此却置之不理，反而对内大肆草菅民命，杀戮异己……

第三，成功地利用差异激化矛盾，制造对立，挑起内战。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差别，没有绝对相同的。人类也不例外。即使同文同种，仍然会在方方面面有种种差异。毛主席说：“差异就是矛盾。”只要有差异，那就会有矛盾，就有机可趁，就有可能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制造激化，就可能把本来非对抗性的矛盾变成对抗性的。叙利亚就是个典型例子：充分利用教派差异、部族差异、局部利益差异的矛盾，制造对立，制造仇恨，制造动乱，制造内战，终于把一个使用同一语言文字、本来统一的国家撕成了碎片。

实现这一点的关键一是让人们只认差不认同，任何差异都是只能敌对，不能共处，只能你死我活，不能并存共赢;二是让人们只顾自己眼前，哪怕以后洪水滔天：我眼前的私利就是一切，至于国家民族，一概不在考虑之列。

对发生在叙利亚的事件当吃瓜群众打酱油的、幸灾乐祸的、欢欣鼓舞的人其实应该想想：搞垮叙利亚的那几招能用在叙利亚身上，难道就不能用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身上?这几招只要得逞，能搞垮叙利亚，为什么不能搞垮中国和其他国家?今天发生在叙利亚的事，会不会有朝一日也发生到自己头上?

搞垮叙利亚不单单是美以及西方霸权的需要，更是整个国际金融资本的需要。

国际金融资本的根本利益何在?全球横冲直撞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割韭菜。什么会对这种收割构成妨碍?独立的国家政权——任何国家任何政权，只要讲主权，只要为本国利益着想，就必定对国际金融资本的这种恣意收割构成障碍。国际金融资本要得逞，就需要扫除这种障碍，就需要对这个政权实现绝对的控制，控制不了就要摧毁。这个原则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政权，没有任何例外，绝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区区叙利亚——既然国际金融资本的掠夺对象是全世界，那么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政权都在劫难逃。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国际金融资本不相信恭顺——对国际金融资本而言，与其把利益建立在掠夺对象主观顺从的基础上，不如建立在掠夺对象客观无力抵御的基础上。

道理其实很简单：有钱的只怕有权的。怎么办?初级的是拿钱买权，高级一点的是砸钱夺权，最彻底的是使权彻底沦为钱的掌中玩物，想怎么玩怎么玩。要使权能被钱玩弄于股掌之上，每个具体的权自然是越小越有软肋越容易拿捏越好。一国如此，全球亦如此。对国际金融资本而言，哪个国家政权讲主权，那个国家就构成了自己全球来去自如肆无忌惮割韭菜的羁绊，就需要干掉。要釜底抽薪解决这种问题，就需要让每个国家都大不起来，强不起来，独立不起来，这样才能轻而易举就能用钱摆平，轻而易举就能用钱消灭。

那已经够大、够强、够独立的国家怎么办?好办，学中国人的老办法：“削藩”——在国际金融资本眼里，一个国家政权不过一方诸侯，碍手碍脚的“地头蛇”，不能坐大。说到“削藩”，最厉害的法子不是“王师荡平”，而是《推恩令》。这着古代中国帝王的杀手锏阳谋，如今的国际金融资本也学会了，于是就有了全球性的当代《推恩令》——“人权高于主权”。

乍一看，《推恩令》与“人权高于主权”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内在逻辑实际是一样的：抓住对手的内部矛盾做文章，制造窝里反，使其分裂分裂再分裂，削弱削弱再削弱，直至自行消亡。《推恩令》也好，“人权高于主权”也好，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推恩令》推的不是恩，“人权高于主权”拔高的也不是人权，而是做局者的渔翁之利、入局者自己及子孙后代的项上人头——我钓鱼，你上钩，自以为能从当代“推恩令”(或曰“人权高于主权”)中捞一大票，玩命折腾了半天，却损人不利己，到头来自己两败俱伤，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前南斯拉夫算是够大、够强、够独立了，但来了个“人权高于主权”就四分五裂彻底解体了。

叙利亚“少数群体”闹事，外部势力马上根据“人权高于主权”强行介入干涉，马上内乱变内战，一打十几年，终于国家崩溃，四分五裂。

苏联解体了，俄罗斯仍然摆脱不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紧箍咒，境内的各个民族仍然被煽动闹独立，“分裂分裂再分裂、削弱削弱再削弱”的当代《推恩令》大戏仍在继续。

中国更不必说，疆独、藏独、台独、港独、蒙独、满独……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下，当代《推恩令》的戏码早就排上队了。

矛盾无处不在，任何国家内部都不例外。内有矛盾而能存在，靠的是共同大利益的凝聚。这就必须有“求大同存小异”的共识。当代《推恩令》(或曰“人权高于主权”)要奏效，就必须破坏这种共识，摧毁这个凝聚，使“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就必须让人们把私利看得比天大，只认自己私利之“异”，不认国家利益之“同”，为私利而窝里反，从而瓦解对方。

明白这点，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公知”最恨一切能把中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人和事，比如：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民族自豪，“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大河有水小河满”“没有国哪有家”“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万众一心”“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等等;而最喜欢一切能分化离间中国人、摧毁中国人凝聚的言论，比如：

——“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国恤民，民方能爱国”“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中国变成小国好”;

——“我们不去，不去打仗，‘我们’不是一伙的：你们是你们，你们只是你们，也只能是你们;而我们，我们，我们才是我们。听好了，告诉你们——我们不去”，“当带路党”;

——“没有这个国家，老百姓的家还是存在的，说不定日子过得好许多”;

——“一个国家，如果需要反复灌输爱国思想、处处宣扬爱国主义、高调表彰所谓爱国言行、严厉惩处不爱国举止;并通过法规规定必须‘爱祖国、爱人民’，明确要求人们得把祖国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当个人利益与祖国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民族利益，将爱国主义不仅当作了道德要求，政治原则，甚至严厉成了法律规范。这样的国家值得爱吗?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不爱祖国’权利的国家，这个国家到底还值得爱吗?你值得为这样的一个国家去牺牲你的性命吗?”

(按照“国恤民，民方能爱国”之类逻辑，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应该袖手旁观，甚至配合日军打蒋介石，争当汪精卫。)

当代《推恩令》(或曰“人权高于主权”)要奏效，不仅要能有空子就钻，而且要能没空子也造出空子来。

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总有民族差异的空子可钻——“差异就是矛盾”，有民族差异就有利用民族差异挑拨离间激化矛盾从而纳入当代《推恩令》(或曰“人权高于主权”)的轨道的空子。

那单一民族国家或单一民族为主的国家呢?

回顾历史，从来不差钱的犹太资本在古罗马、古埃及和第三帝国都吃了大亏，更不用说用钱把权踩在脚下、玩弄于股掌之中了;在世界其他地方虽没惨到那个地步，但也没好到天上去，唯独到了美国才开始了如鱼得水、所向披靡的历史新阶段。

对要征服全球的国际金融资本来说，从这一切中能得出什么样的启示?

能与“钱”代表的物质力量抗衡的力量只能来自精神。族群越单一，意识形态越一致，蕴藏的凝聚力越大，越容易铁板一块，能迸发出的抗衡资本这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越强烈。族群越混杂，宗教流派意识形态越对立，社会越撕裂，越难以凝聚成一股绳，各种精神力量越容易互相抵消，用钱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控制征服就越容易——当年德国如果不是单一民族单一文明而是内部民族纠纷不断、文明冲突激烈、社会撕裂对立，小胡子能那么容易单凭一番说辞就把德国人高度凝聚到一起、齐心协力把资本雄厚的犹太人踩在脚下、到处发动战争吗?国际金融资本要征服全球，就不能允许哪个国家处于文明相同的单一民族或单一民族数量占压倒优势的状况，就必须彻底改变一切处于这种状况的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文化构成。

怎么改变?设法“掺沙子”“多元化”，变“单一民族”的状况为“多民族多群体”;再设法此消彼长，消灭“单一民族数量占压倒优势”的状况，最终彻底改变这个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比例，实现“少数民族不少数，主体民族不主体”。那时就能靠当代《推恩令》(或曰“人权高于主权”)控制之或瓦解之，就能确保所有国家都永远难逃分裂分裂再分裂的命运。

如何“掺沙子”?——大量制造难民，大量鼓动移民，大量制造混血。

如何“多元化”?——大量制造混乱对立的“三观”撕裂社会：不断弄出各种光怪陆离的新玩意，越离荒诞不经夷所思越好，越人不人鬼不鬼男不男女不女越好，比如LGBT之类。只要搅得社会四分五裂咬成一团乱成一锅粥，就算大功告成。

如何“此消彼长”、消灭单一民族数量占压倒优势的状况、彻底改变整个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比例、实现“少数民族不少数，主体民族不主体”?——让人口数量占压倒优势的族群自愿不婚不育，自愿人口萎缩，直至不知不觉自愿断子绝孙。

如何让人口数量占压倒优势的族群自愿不婚不育走向人口萎缩?当代《推恩令》3种变形：

当代《推恩令》变形1——“精致的绝对个人主义”。

按照“人权高于主权”，少数人的利益高于国家民族，由此摧毁国家和民族的内部凝聚，从而让国家和民族解体。

按照“精致的绝对个人主义”，“少数人”这个限定词都多余，一切只认个人人头，个人的利益不仅高过国家民族，而且高过其他任何人，亲友家人也不例外，由此摧毁一切人际关系，包括家庭亲友的内部凝聚，从而让大批人不愿建立家庭，让大批家庭解体。

“精致的绝对个人主义”本质是用金钱即资本的物质力量摧毁一切精神上的防线，让人彻底金钱化物质化，把一切都变成现金交易，使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完全如《共产党宣言》所言：“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生养后代纯属单方面付出。一切哺乳动物都是如此。这是种群存在所必须的代价。人类也不例外。人类要存在，社会要存在，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甘愿做出这种牺牲和贡献。但“精致的绝对个人主义”让人拒绝这种牺牲和贡献——按照“精致的绝对个人主义”的算盘，赡养父母是赔本买卖，因此自己也无法指望将来得到子的女赡养，因此生儿育女也是赔本买卖。既然夫妻之间也是买卖关系，那双方都只算金钱物质帐，都只进不出，都是占不到便宜就散伙。一旦整个社会都把婚姻家庭当买卖，穷的无力进场，阔的不肯入局：都怕被对方算计，又都想算计对方，一旦失算就赔得老本，那就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家庭不婚不育才最保险、最不吃亏。

人口繁衍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凝聚被金钱摧毁，大批人不建立家庭了，大批家庭解体了，人口繁衍就没了动力和保证。这样就能大规模遏制人口繁衍，最后导致人口大规模萎缩。

“人权高于主权”让个体对国家民族不管不顾不负责任，“精致的绝对个人主义”让个体不但对国家民族不管不顾不负责任，而且对家庭亲友也不管不顾不负责任。二者本质都是《推恩令》的那一套：利用对手内部成员的贪欲摧毁对手的内部凝聚：貌似为你个人着想，实则让你自毁根基，不要国家，不要民族，不要家庭亲友，直至国破家亡，民族灭绝。到头来你损人不利己，他则不费吹灰之力坐收渔翁之利。

当代《推恩令》变形2：“性自由”

生养儿女需要承担责任，而“性自由”意味着不肯承担责任，也难以承担责任——到处乱来，生了孩子算谁的?谁来养?不愿意当冤大头，又不愿意妨碍到处胡来，那就只有不要孩子。性关系越乱，生孩子积极性越小，这是客观规律。老祖宗说“万恶淫为首”，与其说是单纯出于道德洁癖，不如说是客观环境逼的——古代农耕社会劳力就是财富，人口就是社会之本。认识总结出了“性乱交妨碍人口增加”的规律，就有了“万恶淫为首”的反制。古代游牧民族没有这种这么大的压力，也就罕见如此上纲上线。

种种时髦的“性自由”如LGBT则干脆几乎消除了生孩子的问题，对人口萎缩贡献更大。

“性自由”完美体现了《推恩令》的精髓：看似投其所好，实则断其根本。

当代《推恩令》变形3——“女权至上”

人口繁衍数量受制于育龄妇女数量。妇女的最佳生育期也就是二十岁左右到三十岁左右这十来年。只要设法使育龄妇女大规模不愿意生育，至少在最佳生育期内不愿意生育，就能有效地遏制一个民族的人口繁衍，使该民族人口走向大规模萎缩。而当代《推恩令》变形3——“女权至上”就能做到这一点。

“大男子主义”搞男尊女卑，“女权至上”反其道而行之。二者表面上极端对立，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否定“男女平等”。真理过头就成了谬误，“妇女解放”过头就成了“女权至上”。

鲁迅说：“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

哺乳动物的繁衍总是雌性承担更大的付出、更大的牺牲。人类也不例外。要说不公平，那这种不公平是自然规律造成的。种群只要不想灭绝就无法避免。男女再平等也只能做到社会地位的大体平等，无法绝对平等，更无法消灭自然规律造成的这种生理上的不平等，只能尽量照顾补偿。不承认这点，等于学堂·吉柯德挑战风车，跟自然规律较劲。

“女权至上”正是教唆妇女跟自然规律较劲，实际效果是阻碍人口繁衍。

情况一：针锋相对

凭什么妇女就得为生养后代比男性付出更大的牺牲?偏不!既然做不到“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那就干脆不生不养，反正不吃这个亏。

情况二：敲诈有理

妇女生养后代比男性付出更大的牺牲是男人占了便宜，所以男人必须补偿。怎么补?给老娘当奴才，女尊男卑，敲骨吸髓，理直气壮敲竹杠：天价彩礼，重金供奉，收入全交，家务全包，说话全听，小心伺候，只许唯唯诺诺，不许不恭不敬，胆敢冒犯，严惩不贷，否则一拍两散。即使散伙也要搞得对方倾家荡产伤筋动骨一辈子翻不过身。此风令越来越多的男性感到结婚生养是一种豪华奢侈，要么消费不起，要么倾家荡产还娶个祖宗养个爹。“精致的极端个人主义”使许多人把成家生育视为赔本买卖;“性自由”使他们觉得既然不结婚也能满足生理需要而且更有性价比，那又何必犯贱结婚自找罪受?这种情况不变，持这类想法的人越来越多，靠婚姻敲诈的人越来越没市场，多数大概率只能“满园挑瓜，挑了个眼花”，鲜花耗成老帮菜，从此有价无市，或者“沈园柳老不吹绵”，错过最佳生育期，想生育也不赶趟了。这一切的综合效果就是人口增长越来越难，直至人口负增长。

情况三：无条件鼓励当“女强人”。

人生健康完整的成功=事业有成+家庭圆满。除非国家民族利益需要，为个人事业而牺牲家庭并不可取，为证明“女权至上”，鼓励妇女盲目追求当“女强人”、为此只顾个人事业而牺牲或延误成家立业是一种误导甚至教唆。不顾实际情况不惜一切，事业成功却生活失败，外表光鲜却内心孤苦;这种情况一旦泛滥，就能用正当的名义遏制国家的人口繁衍。

中国本来就男多女少，当代《推恩令》的各种变形又人为大量制造出据说上亿的大龄剩女。这不但是雪上加霜，而且简直是企图釜底抽薪。

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而当代《推恩令》的各种变形的效果，恰恰是消灭这个最可宝贵的财富。

当年的《推恩令》颁发者是皇帝，旗号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之类，推行完全靠政权的有形力量。当代的《推恩令》颁发者是美国，更是整个庞大的国际金融资本，旗号是“普世价值”“人性人权”“自由民主”“国际接轨”之类，推行不仅靠美国的硬实力，更靠国际金融资本的软实力。

在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媒体无孔不入的大肆宣扬下，所有当代《推恩令》的价值观都成了时髦，成了“政治正确”“文明体现”。而一切不符合国际金融资本胃口的东西无不被雪藏消亡——比如不管是圣经还是可兰经都反对贷款收利息，都反对淫乱。这样的主张被主流媒体大肆宣扬了吗?像当代《推恩令》的那些核心价值观一样成为“政治正确”的热门话题了吗?

英、法、加拿大等国都曾是白人为主，如今白人几乎都成了“少数民族”，有色人种渐成多数。为什么?白人的生育率低居不下，人口日益萎缩，不得不大量接受外来移民。而移民大量来自坚持不同宗教甚至狂热宗教、拒绝当代《推恩令》的那些核心价值观、人口持续增长的国家和民族。这就导致英、法、加拿大那些国家社会日益被种族纠纷撕裂。

为什么这些国家白人生育率低居不下?整个社会都被当代《推恩令》各种变形主张的价值观——“精致的极端个人主义”“性解放”“女权至上”等支配的结果。

不仅上述白人国家，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如此。凡是当代《推恩令》各种变形所主张的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地方，都出现同样情况：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生育意愿衰退，出生率锐减，社会急剧走向“老龄化”“少子化”，直至人口萎缩。

只要靠引入移民来解决人口萎缩问题，就必然被不同民族、族群、教派、利益群体的冲突闹得四分五裂，休想凝聚起来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横冲直撞割韭菜。而这正是国际金融资本闹当代《推恩令》要达到的效果。

中国呢?同样困境：年青一代普遍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生育意愿低迷，出生率锐减，社会急剧走向“老龄化”“少子化”，才几年就丢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从为人口增长而发愁变成为人口出生率骤降而发愁，不得不从“一胎化”变为“鼓励生育”了。

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剧变?同样是当代《推恩令》的威力：看看当代《推恩令》各种变形所主张的价值观——“精致的极端个人主义”“性解放”“女权至上”等如今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影响有多大?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对生育率下降、人口萎缩的趋势掉以轻心不当回事、不对症下药有效根治，结果可想而知：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需要足够大的市场来支撑。如果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努力奏效、中国的国际市场被隔断，那中国就只能依靠国内市场来支撑自己的工业产业链。一旦中国人口萎缩到临界点，国内市场必然不足以支撑这完整的工业链，那时中国就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任凭已经建成的工业链垮掉，则必重新沦为被美西方支配卡脖子的地位;第二，大量引进外来移民，则必从此内乱不休，给“人权高于主权”的当代《推恩令》大显神威创造条件，直至重复“五胡乱华”的历史覆辙。

上述情况无论是哪一种，中国都死路一条。这就是当代《推恩令》的厉害之处——阳谋无敌，不直接跟你动武，只利用人性弱点，利用国际金融资本的金钱物质力量操控媒体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给人们洗脑，让人们心甘情愿接受不要后代、不顾未来的价值观，不知不觉实现国家的“少数民族不少数，主体民族不主体”，直至陷入四分五裂，兴高采烈自己搞垮自己，被卖了还帮着数票子，要被宰了还帮着磨刀子，而且还磨得劲头十足。

那么投降认栽行不行?对不起，没门。回顾历史，凡被美国定性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国家，哪一个被放过了?“大英帝国”被肢解成了“小英格兰”。德国、日本现在还处于美军占领之下。前苏联主动请降，四分五裂了还不够，还要继续肢解俄罗斯，还要让俄乌打个你死我活。

看到叙利亚老百姓战乱之惨，除了同情还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中东这个地方战乱不断?

答案不难找到。阿拉伯世界不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理位置重要，而且语言同，文字同，宗教信仰同，民族成分大体相同，有充分的主客观条件组成一个大一统的超级强国，而且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如果阿拉伯世界重新统一，必定对国际金融资本统治世界构成极大的威胁和障碍。而凡是被国际金融资本视为绊脚石的国家，哪一个有安生日子过?所以一个大一统的阿拉伯国家绝对不能被容忍。而这光靠肢解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万一人家将来重新统一怎么办?只有让这些被肢解的部分自相残杀，杀得血流成河，仇深似海，势不两立，谁也不尿谁，再也走不到一起，这样才能釜底抽薪一劳永逸。所以中东必须战乱不断。谁卷入战火不重要，谁是谁非不重要，相互厮杀才重要。

看看阿拉伯世界的遭遇，不难明白中国投降认栽命运将会如何：不仅要被肢解，而且要让这些被肢解的部分相互杀个天昏地暗，同样杀得血流成河，仇深似海，势不两立，谁也不尿谁，再也走不到一起——别的不说，凡是被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部分，哪个不被挑唆得反过来仇恨中国?即使中国人不想相互残杀也由不得你，制造战乱的办法有的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曾经有过大一统的辉煌历史、有建立世界一流超级强国主客观条件的大国再也休想东山再起。

没看透这点，只知看今天战乱中的叙利亚老百姓可怜，却不知这种命运可能也会轮到自己——“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那么，出路何在?在于破掉当代《推恩令》这一超级厉害的阳谋。能与“钱”代表的物质力量抗衡的力量只能来自精神。只有足够强大的精神武器，才能抵御当代《推恩令》中国际金融资本用金钱代表的物质力量的征服。

环顾四周，不吃当代《推恩令》那一套的精神武器有二：

第一，有神论的宗教，而且必须是与当代《推恩令》中各种价值观势不两立的狂热宗教。靠这样的精神武器也许能保持人口增加，但代价是走向保守落后愚昧以至于混乱暴乱。

第二，无神论的毛泽东思想。这才是中国唯一能克服当代《推恩令》这一几乎无解的阳谋、确保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精神武器。

由此可知，一切散布诋毁毛主席、破坏凝聚、制造内部分裂言论的人，都是里应外合配合国际金融资本用当代《推恩令》毁灭中国、把中国人推入四分五裂相互残杀的致命阳谋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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