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 中国应带头重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 文化纵横

【导读】剧变中的世界体系，正迎来全球南方的新转向。有评论认为，南方国家的崛起，为中国提供了与之携手构建新国际体系的可能性。作为发展最为成功的后发国家，中国对于南方国家而言，重在“发展”的引领：这不仅体现在提供发展资源和可供参考的发展经验上，也体现在提供新的发展知识上。而后者恰恰是目前的短板。

维杰·普拉沙德是印度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基于“发展理论”的历史脉络，对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做了总结性的梳理与评述。维杰指出，“二战”以来，发展理论历经四个时期的变化。2008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危机之中南南合作组织机构的建立、危机之后中国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使全球南方获得重启发展议程、构建新发展体系的可能。但知识界受制于发达国家设定的旧有认识框架，没能从事实出发，形成新的发展理论和解决社会痼疾的新方法。而这反过来制约了南方国家的发展。

维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府应合作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必须应对持续束缚发展议程的“五个控制”——自然资源控制、资金流控制、科学技术控制、军事力量控制及信息控制，寻找改变这些领域控制权的机制，从而打破帝国主义对南方国家的统治。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原题为《重振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世间苦难的证据并不鲜见：全球数十亿人无法获得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充足的食物、像样的栖身之所，更无缘享受适当的信息和文化滋养。这些事实无人可以辩驳，各国政府、联合国的机构每年都会统计。

关于如何解决饥饿、苦难等种种社会痼疾的争论此起彼伏。早在前民主时代和匮乏年代就出现的旧观念阴魂不散，有的认为人的苦难乃是宿命，或是来自某种宗教惩戒，或是因为人的懒惰，或是因为资源不够。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确凿的证据告诉我们，世界上的资源是充足的。比如，全世界有70亿人口，但我们生产了足以喂饱140亿人的粮食。宿命论或翻版的马尔萨斯主义，这些前民主时代的思想都是基于臆想而非事实，却在知识界和政治讨论中被频频谈及。

19世纪时，马克思审视了苦难的概念，发现这些问题（饥饿、无家可归、绝望）的根源不是懒惰、厄运、匮乏，而是资本主义体系。世界上大多数人被暴力地剥夺了维持高于生存水平的生活所需的生产资料。之后，失去再生产能力的无产者只能将自身的技能（马克思称之为他们的“劳动能力”）出卖给生产资料的掌控者（资本家）。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或通过机器化提高生产率对工人进行剥削，从而榨取剩余价值，继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却在挣扎求生。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进一步提高效率，在此过程中使工人受穷而使他们暴富。马克思的发现为丰足社会下的苦难提供了一个合理（而且可用事实证明）的解释。马克思认为，解除痛苦的药方就是工人组织起来，建设一个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也就是社会主义。因此，宿命论、新马尔萨斯主义这些依然存在的前民主时代思想在方向上就不单是前民主时代的，而且是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倒退回了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运作前的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去殖民化时期之前，全世界社会发展的思想并没有受到重视。帝国主义列强否认殖民地人民作为人的潜力，这意味着当时的帝国主义核心没有关于发展的理论。唯一的新兴发展理论来自反殖民运动，认为不进行去殖民化，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因为帝国主义榨干了殖民地的经济。其中一篇重要文章是印度民族主义者达达拜·瑙罗吉1902年所著《印度的贫困与非英国式统治》（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在“二战”期间，有两件事显现出来：一是殖民地不愿再受到帝国主义中心的直接统治，二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帝国主义国家正计划在全世界推行一个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融和发展新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作为两大国际金融机构）。战后的新国家将立刻面临一些重要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筹资途径，因为这些国家的财富已在独立前数百年间被帝国主义榨干。国际金融机构干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否认这些国家受到的外部压力，强调它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去殖民化进程和新殖民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对立关系影响了“二战”后的议题，并继续困扰着当今发展议题的讨论。本文将战后划分为四个时期：1944～1970年的现代化理论时期；1970～1979年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时期；1979～2008年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时期；我们所处的从2007～2008年西方市场金融危机以来的过渡时期。

现代化理论时期（1944～1970）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承认国际体系在管理世界经济上的局限性，但并未指出新殖民主义经济结构的任何重要问题。现代化理论脱胎于布雷顿森林会议，影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运作。除了大量资金输入欧洲（通过马歇尔计划）以及用于重建美国占领的日本、韩国，没有资金流入战后新兴国家。

1960年，W. W. 罗斯托发表了《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标题就彰显了该书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罗斯托在马歇尔计划的构建中发挥过作用，后来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他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他的路径从“传统社会”阶段开始，闭口不谈亚非拉各国社会的贫困源于殖民主义掠夺。违背历史事实的“传统社会”阶段将通过工业化和新兴的国家精英被引向“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在国家精英的领导下，前“传统社会”将转变为“高额群众消费”社会。“传统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内部问题（或者文化问题），而一切外部问题（比如殖民主义导致的国际分工不均）都必须忽略。

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年）采用了现代化理论的立场，避而不谈新殖民主义世界经济结构。联合国大会第1710（XVI）号决议中提到，应“加速个别国家经济趋向自力增长之进展及其社会进展”，以使“每个发展落后国家之增长率大有增加”。其主旨是前殖民地国家向多边机构和私人资本市场借款，以开发现代化所需基础设施和产业，利用出口偿还借贷。这一现代化理论的观点曾受到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直接质疑，两者都引用了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劳尔·普雷比什于1950年在《拉丁美洲经济公报》第7号“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提出的观点：初级产品出口方与制成品出口方之间的进出口交换比率（terms of trade）将导致前者进一步贫困。换言之，亚洲、拉美两个经济委员会从上世纪50年代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销的现代化范式不会成功引发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普雷比什的观点进入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影响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低收入水平陷阱”等观点。但与上述两个经委会的经济学家不同，他们并未质疑新殖民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

第三世界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导致了196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以下简称“贸发会”）的成立，由普雷比什主导。普雷比什和联合国贸发会的工作，加上《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等反对新殖民主义体系的各种新著作的涌现，促使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分别就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展开严肃讨论。学术界对现代化理论忽视社会历史、无视殖民地财富被掠夺事实的讨论，加上普雷比什命题，形成了包含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主义两个分支在内的“依附理论”学派。这个学派的早期重要著作包括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塞尔索·富尔塔多的《巴西经济的形成》（1959）等。政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关于外部因素阻碍前殖民地国家发展的讨论，这一讨论促成了“国际经济新秩序”方案的拟定。一系列对现代化理论造成重大挑战的知识与政治工作并不单单发生在大学墙内，而且发生在联合国各分支机构的走廊里和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办公楼里。

国际经济新秩序时期（1970～1979）

除了依赖理论前景的启示，在联合国贸发会内，第三世界国家将自身经验与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结合起来。贸发会中的这一进展推动了一些研究报告的发表，它们强调了在根本上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应对内部挑战的外部因素。

这些外部因素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缺乏改进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优惠利率融资方式；西方无意传送技术和科学知识，也无意给予包括关税和补助在内的贸易政策以允许单一商品经济在工业化增长中多元化；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无法斩断与前殖民宗主国的经济脐带并以广泛的互相合作代之。

联合国贸发会、不结盟运动（成立于1961年）的会议开始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方案拟定议程。

1970年10月，联合国通过关于第2626（XXV）号决议，这是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值得关注的是，在第三世界的压力下，该决议号召联合国各成员国“承诺以各自和协作的方式，奉行旨在建立一个更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及社会秩序的政策，借使各国与个人均能享有机会均等之特权”。该联合国宣言为1972年4月至5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贸发会第三届大会奠定了基础。贸发会总干事曼努埃尔·佩雷斯·格雷罗在会上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有权要求在世界货币决策中享有发言权，否则这些决策将对它们不利。而且由于它们的大部分外来收入来自初级产品销售，它们显然会将此视为至关重要的领域，有关行动将带来直接的实质性的结果”。世界货币政策决策、初级产品价格控制权两个问题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两大支柱。

1974年5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这是长达数十年讨论的成果。殖民主义遗留的结构性因素、现代化理论设下的借款-债务-紧缩陷阱所导致的瘫痪，克服这些难题的重要性都得到了讨论。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3201号（S-VI）决议所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四原则在当下仍有重要意义，值得回顾：

各国主权一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各国切实参与解决世界性难题，自由选择经济和社会制度；

自由管理自然资源和发展所需的其他经济活动，以及管制跨国公司；

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出口的原材料和其他产品价格之间建立公正和公平关系；

加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援助，特别是提供适足财政资源以及为转让适当技术和高科技提供便利。

1974年10月，在墨西哥科科约克，在联合国大会推动宣言通过的各方力量又提出了一个启发性的发展原则：“我们的首要关注是，重新定义发展的整个目的。发展不应该是事物的发展，而是人的发展。人有基本需求：食物、住所、衣服、健康、教育。任何发展进程，若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甚至起到破坏作用，就是对发展概念的歪曲。”

但在以下几个消极事件的互相作用下，这种乐观的未来前景化为乌有了：

●　新成立的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联邦德国）的政治攻击。

●　“沃尔克冲击”对第三世界贷款利率的经济打击。当时美国提高利率，引发了第三世界长期债务危机。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要求需要解决短期国际收支问题的国家采取全面的“结构调整”，导致这些国家削减基本民生所需资金，推行总体紧缩政策，并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力量受到削弱。

●　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瓦解、全球工厂的形成。推动该进程的是通信、运输技术的改变以及1986~1994年最后一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知识产权法律的新进展。

●　福特主义工厂体系的瓦解、农商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小型农户和农民的打击及发达国家给予农商企业的固有补贴、国际分包供应链的出现，削弱了工农的全球阶级斗争。

这些事态损害了第三世界的进步力量，导致国际经济新秩序议题被边缘化，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时期（1979～2008）

1980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第三个十年全球发展战略（1980年联合国大会第35/56号决议）。该决议再次申明，联合国各成员国应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庄严努力，强调发展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在全民充分参与发展和公平分配发展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全民的福利”。但是其中破绽已然出现。该联合国决议出现了一些新的用语，比如“贸易自由化”“结构调整”等概念，这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入到全球讨论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债务率上升的压力下（这种压力在墨西哥1982年8月宣布破产时爆发），开始采用美国大学经济系米尔顿·弗里德曼式的货币主义思想。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层被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主义者接管，他们开始鼓吹“发展不应受制于国际议题而应是各国政府的问题”。十年后，发展经济学家约翰·托伊称这一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破坏为“革命的反动”。

当力量对比偏向了反对任何改变新殖民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尝试，发展理论的议题就分崩离析了。面临巨大债务负担的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拉美国家）匆忙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补贴、对国内市场进行自由化、限制工资，一系列政策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萎缩，发生了所谓“失落的十年”。迫于从进口替代向出口促进转型的压力，许多国家只是不断地增加初级商品出口，或推行经济自由化，允许跨国企业在其国境内设立全球商品生产链，而对其管控政策极为薄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开始影响全球议题，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解放的声音被边缘化，在讨论中仅能担任批评而非领导作用。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产生了一些惊人的倒退行为：首先，世界银行首次指出，贫困不再可能消除，但能减轻。其次，1990年联合国大会第45/199号决议，也即联合国第四个十年发展战略认为，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有必要“促进公开交流，灵活顺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1991年苏联解体，对全球化势力的任何可能限制化为泡影。

事态是严重的。1993年1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社会状况》（World Social Situation）报告指出：“随着对发展背后力量的理解加深，我们对优先事项、方法、重点进行了审视和更新。因此，现在的重点是帮助接受国加强制度能力以维系发展进程。”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一致，联合国认为外部因素不再是关注点，现在的重点是内部改革，比如第三世界结束补贴-关税政策（贸易自由化）、结束工人保障政策（劳动市场自由化）。下一阶段的议程是解决腐败、促进“良政”，强调政治意义上的人权（而非劳动权）。国际金融机构的研究聚焦亚洲东部、北部几个国家或地区（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及新加坡、韩国）的成就，用以说明通过进口促进模式或者促使这些地区或国家在不利外部条件下“起飞”的所谓“亚洲价值观”，达至内生性增长是可能的，由此产生了“东亚奇迹”的说法。但这些研究没有提到这些地区或国家的独特路径优势，如体量较小、长期政治独裁榨取了劳动权利、美帝国主义保护伞下军费开支少等，而这些恰恰是国际经济新秩序所主要批评的。所谓“东亚奇迹”被用作武器，推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对劳动市场和跨境贸易流程进行自由化。

这一时期的发展讨论重点不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或者新殖民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是在于为达到一定目标对基本民生需求和各国义务（尽管其缺乏资源）进行量化。2000年《千禧年宣言》、2015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分别确定了8个千禧年发展目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均是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国际发展目标的技术工作。这些目标均未考虑压抑发展可能性的外部因素（比如长期债务危机），所以这类文件完全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债务-紧缩陷阱系列政策，也没有提出积累必要社会财富以实现这些目标的可持续途径。正如世界银行1996年所言，计划已经过时了，全球南方各国政府应该相信市场，以提高增长率和公共资金，从而实现这些千禧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南方很少有国家实现哪怕一部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2020～2022年的新冠疫情、2022年的乌克兰战争使得它们离目标更远。

“五个控制”之下的过渡时期

由美国房贷市场失利造成银行挤兑从而引发的2007～2008年金融危机，削弱了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信心。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开始重新考虑将美国作为最后购买人的依赖性，并意识到美国国内市场的根本弱点和西方金融网络的脆弱性。全球南方发生了两项重要的实际变化：

一是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在2009年组成了金砖国家组织，加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开始考虑重启南南发展议程。这些进展有望推动建立新的贸易与发展体系（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基础），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包括南方国家电汇系统）。这些进展的额外推动力是，美国政府实行侵略性制裁政策，将一些国家从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剔除。新的南南议程产生了一系列文件，但大多是关于南南发展所需基建的技术性报告。南南议程尚未出现一个得力的发展理论。联合国于2013年设立了南南合作办公室，其职责只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但对制定国家或区域发展计划的需要没有深入评估，也缺乏概念来澄清南南合作除了增加南南贸易之外的意义为何。

二是依托工业生产上的成就（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绿色科技、高铁、量子计算、机器人、通信等），中国的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政府转向扩大国内市场（通过西部大开发政策和根除绝对贫困），通过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新的贸易与发展网络。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迅速扩展，从早期的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等最终导致全球最大贸易联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建立，该协定于2022年生效。中国现在是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关于这一扩展及其对全球南方影响的理论正在逐渐形成，不过文献多为描述性而非理论性。

西方不但不用实际历史进程的眼光看待世界贸易与发展方面的这些快速进展，反而通过“新冷战”搞出了针对它们的政治、军事方案。通过对这些进程进行军事干预以阻止、延缓中国经济发展、阻止新南南合作计划，种种侵略性举动使世界动荡不安。西方大国似乎已经承认，它们竞争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南南贸易与发展模式。因为在经济上竞争不过，西方已在利用其军事实力阻挠这些进步。当前的任何发展理论都应该面对这一“新冷战”，它正在破坏全球南方解决主要难题的种种努力。

目前多种发展理论都有所表现，但少有抓住当前问题的全局性和严重性。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古斯塔沃·埃斯特瓦（Gustavo Esteva）、阿拉姆·齐亚伊（Aram Ziai）等“后发展”学派的学者重回本土议题，提倡“小而美”的方法，忽视国家、运动组织在推动超越本地的议题方面的问题和束缚。新自由主义的虔诚信徒，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用换汤不换药的表述重复着结构调整和良政的陈旧说教。如今就发展问题撰稿的人很少从事实出发去发展理论，而是对它们实际运用的理论表现出宗教式迷恋。

倘若从事实出发，就必须承认债务和去工业化、初级产品出口依赖、跨国企业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榨取出口国特许权使用费的现实、全球大部分地区难以制定产业策略、提升民众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诸多问题。全球南方各国政府曾经难以克服这些问题，不过现在有了新的南南合作参与者出现，有了中国的公共机构，这些政府有了多种选项，也不再那么依赖西方控制的金融贸易机构。这些新的现实需要形成新的发展理论和可以解决社会痼疾的新方法。换言之，重见天日的议题是国家规划和区域合作、努力改善金融贸易外部环境的必要性。

南南合作机构、“一带一路”倡议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机会，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必须应对持续束缚发展议程的五个控制，寻找一个改变这些领域控制权的机制。

一是自然资源控制。工业生产所需初级资源大部分来自亚非拉地区，但主要位于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直接拥有或控制商品链掌握了大部分资源。作为早期的主要方法，对这些资源进行国有化的做法现在已经不够了，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在本国或本区域内驾驭这些资源的工业能力，必须对外出售其初级资源。

二是资金流控制。发展中国家大多无法实现国内资本积累所需的高储蓄率，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财富有限且分配不均（富人利用政治权力拒绝纳税、在非法避税港隐匿其财富）。另外，跨国企业利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比如转移定价）从发展中国家榨取了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利润。通过资本控制和税收管理优化控制资源，以优惠条款吸收资金，是控制资金流的必要手段。发展中国家能利用其他各种外部资金来源（比如中国人民银行，而不单单是伦敦俱乐部）的出现对金融市场实施控制吗？

三是科学技术控制。拜早前的殖民历史和现在的知识产权制度所赐，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苦于无法发展其科技机构。因此它们被迫支付高额费用以购买技术知识，眼睁睁地看着最优秀的青年人才出国留学并且往往留在国外生活。对科技乏于控制导致资源和人才的双重流失。国家或区域的发展计划能找到坚持科技转让的机制吗？

四是军事力量控制。目前联合国成员国每年的武器总开支超过2万亿美元，美国占了一半。军火商大多位于少数几个国家，而美国军火商占了大头。无法与邻国解决边境纠纷和有国内安全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将宝贵的社会财富大量用于购买军火，因此与帝国主义军事化议程发生联系。新的发展议程有没有可能参与限制军火开支、要求大国停止升级冲突和扩大和平区的国际议程呢？

五是信息控制。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克布莱德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对信息的垄断控制提出警告，而垄断企业大多位于西方国家。将近50年后的现在，信息控制更为夸张，仅几家西方公司（谷歌、脸书或Meta、推特）就控制了整个信息流和传播的体系。没有发展议程认真看待信息控制和各国人民互相了解文化、政治情况的重要性。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能将信息的重要性提上议程，新的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网络能为发展中世界的真诚交流和信息互通创造新的信息渠道吗？

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推动关于发展的新对话中所要提出的。今时今日的任何发展理论必须为运动组织、国家、区域创造一个新的路径，使它们实现对上述五个方面的控制，而不容许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将这些垄断作为其统治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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