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宪功：和平宪法的死亡与新日美同盟的诞生

　　2015年9月19日，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的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不顾在野党与民众的强烈反对，强行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此次通过的新安保法案有两部分：一是名为《国际和平支援法案》的新立法案，二是由十部法律修正案组成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

　　新安保法案的通过对于周边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的潜在威胁自不待言。此等威胁的具体表现以及中国所需采取的因应对策当是非常现实而急迫的课题。然而，也许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此系列法案之通过看似石破天惊，实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通过不仅在实质上宣告了日本和平宪法的死亡，更进一步地，它还揭示了日本国家宪制结构的深层缺陷以及历时弥久的日美同盟关系的质的演变。

　　作为一项“社会契约”的和平宪法是时代进步与日本反思的结合。在纸面上，日本和平宪法固然堪称良善之法。然而，其要真正落实为稳定自足的宪制秩序，就不得不面对其背后的结构性政治现实的限制与挑战。那么，战后日本有着怎样的结构性政治现实？笔者认为，三种政治传统或政治力量的博弈均衡不可不察：

　　其一是美国主导的美日同盟传统。之所以将这一传统置顶，乃是由于战后日本是由美国独占接管的战败国，和平宪法的制定完全是在美国“老大哥”的“帮助”下完成的。美国的理想主义催生了和平宪法的文本，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民主主义运动;但与此同时，出于冷战需要的实用主义，美国在相当程度上姑息养奸，不仅未对战争结束前的政治体制（主要是财阀、门阀垄断高层政治）做彻底清算，还大举重用承继了这一传统的政治精英，贻患无穷，比如新安保法案的最大推手安倍晋三就是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管怎样，美国的管控都构成日本政治社会的基本底色。

　　其二是被美国保留并加以强化的战争结束前的日本政治体制传统。之所以将其列于第二位，乃是因为这股政治势力通过长时间的执政，已然垄断了日本社会资源的分配权与经济发展决策的控制权。二战刚刚结束之时，这股势力面对社会高涨的民主主义运动以及美国的管控，尚且不敢颠覆和平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秩序。但如今，当宪法政治的时代远去，去政治化的日常政治已然窒息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加之美国在国力日渐衰落的情况下更需要日本保守势力的配合，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管控自然也就削弱甚至消失殆尽了。由此，战争结束前的日本政治体制传统俨然成为当今日本最为强大的一股政治力量。

　　其三是日本固有的追求和平民主的进步传统。这股传统的调动必须依赖于日本市民社会有效的民主主义动员，依赖于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前提是这股力量被动员起来。然而，战后日本民众的参政热情随着日本进入平稳的经济建设而逐渐消弭，参政渠道也萎缩得只剩下投票（不过，投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用，于是低投票率成为普遍现象）。市场的自由化、执政党凭借其垄断的资源和决策控制权而建立的牢不可破的利益分配格局（政治决策权的垄断化）造就了民众高度原子化且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去政治化人格。不可否认，日本民众曾经为和平宪法的落实做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即便是现在，我们也不该恶意揣测日本人民，正如我们希望他们相信我们是爱好和平的那样。事实上，对于新安保法案，多次民调结果也显示，日本民众基本持反对态度。然而，面对经济停滞和诸多社会问题，日本民众陷入焦虑之中，他们迫切 需要走出困境，但对于如何做、到底想要什么却模糊不清。于是日本当局利用这种焦虑情绪的模糊性，将经济政策与政治变革打包“销售”给民众。民众一旦在经济政策上选择了自民党，就很难阻止其强行的政治变革，这是日本民主主义的困境所在。

　　如上所述，这三种政治传统或政治力量保持基本平衡是和平宪法落实为真正稳定之宪政秩序的根本条件。其中，美国的干涉对于日本保守势力的压制至关重要。虽然从良心上讲，美国对日本的干涉并不正义，但承继了二战结束前政治传统的日本保守势力的存在赋予美国干涉以合理性、正当性。这是美国为日本一手编造的一个魔咒。然而，这个三角制衡关系终难持续下去：民众政治活动能力的削弱、美国国力的下降、日本政府势力的日益不受约束正在向我们展示一个值得担忧的未来。

　　新安保法案的通过正是这个可怕未来的展现。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安倍政府在此之前为之做了充分的准备：且不说先前日本自卫队的成立与活动领域的扩张早已开启事实上的端绪，安倍解散国会以求延长任期、破例任命小松一郎和横畠裕介先后担任内阁法制局局长、强行通过《特定保密法》、组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设立国家安全保障局、打压《朝日新闻》进行媒体整顿等等，这些举措均显示，日本治理体系中对于国家权力的规制力量正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不受限制的首相权力。

　　且不说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诉求是否违宪，即便我们怀着最大限度之同情而理解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诉求，这一诉求的达成也应该以良善的方式实现。然而这些诉求背后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安倍政府在打着国家尊严与安全保障之名而行专断之实，用军国主义形容之当然不合适，但可以断定的是，其正在蚕食日本民主法治的社会治理机制。

　　于是，原有的三股政治传统的平衡已然被打破：新安保法案的通过事实上宣告了日本和平宪法的死亡，也标志着日本原有的社会秩序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契约已被彻底撕毁。在外部管控势力逐步减弱，内部制衡力量又静默难发之时，二战结束前遗留下来的政治传统就会填补新留出来的政治空间。至于其最终是否会像战前那样走向军国主义，我们就只能看未来日本的政治精英能否保持足够的政治自制了。

　　至于美国，其当然能够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动中获益。然而，这种收益恐有杀鸡取卵之嫌。由美国一手设计的日本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三股政治传统的均衡（表现为和平宪法）事实上是美国“海外宪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宪法的存在对于美国既是责任也是制衡。然而，美国为求自保果断放弃了这份责任和制衡。于是，美日同盟的性质也终于发生了“质的飞跃”。新的美日同盟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以往，而将更加接近于曾经的日英同盟。日本的保守势力终于能够将美国的干预逐步解除，而美国实质上也不再对日本负有任何理想主义的责任。同盟关系的发展将更加服从于日美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如何对新安保法案的通过做出制度性回应以避免被日本拖入战争泥潭也许会成为美国的一项重要课题。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新安保法案的通过造成的实质性冲击恐怕并不大。毕竟，日本自卫队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我军估计早已有成套的方案应对之，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当然，对于法律限制解除后日本自卫队的变化还是要保持充分警惕的。

　　我们本应该欢迎日本独立自主性的增强和美国逐步撤出日本，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结果是以解锁承继了二战结束前政治传统的日本保守势力为代价的。这值得我们忧虑。虽然可以设想日本的政治精英短期内不会愚蠢到立即重蹈战前政治体制的覆辙，但我们也确实无法乐观，因为某种政治传统一旦被彻底唤醒，其相应的政治机制就会运转起来，而这种机制一经发动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除非有别的制约机制与之抗衡。日本在逐步实现国家正常化的过程中，能否有效地维护和建设其民主法治的国家治理体系以防止激进政治势力的暴走，我们保持谨慎悲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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