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危机解密--资本主义何去何从

　　2008年夏天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冲击之大，波及之广，影响之深，是自1929年以来所仅见。危机肇始于资本主义的核心--美国，由此严重损伤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声誉，美国也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美国优势逐一丧失，霸权地位趋于终结。危机以来，国际社会积极反思甚或抨击自由资本主义，但并不代表彻底否认或抛弃整个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向来以弯曲而不是断裂的方式应对内外压力，由危机而预言资本主义消亡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恐怕为时尚早。不过，危机迁延与蔓延，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仍在持续。

　　一、危机持续，反思不断

　　冷战结束，全球化盛行，资本主义近乎一统天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肇始于资本主义的核心--美国与欧洲，危机的影响遍及全球，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在反思，为资本主义会诊，反思会诊的焦点集中于危机的性质、危机的起因以及解决抑或杜绝危机的方法。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形形色色，主要流派包括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新自由资本主义)、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义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危机肇始以及重创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因此，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部分危机。

　　但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主流地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等学者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危机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危机是“由太多私营部门债务和杠杆引起的”。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认为，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正在上演的欧债危机，都是过去30年来出现的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的西蒙•约翰逊教授认为：“金融无监管是走向灾难的药方。”多债务、高杠杆、松监管近乎成为西方主流反思此次危机的标准且趋于一致的答案。不过主流之中也有杂音，日本智库智慧银行代表田坂广志就撰文认为，这是一场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如果不深刻研究该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仅仅针对眼前问题实施对症疗法，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同样的问题还会出现。

　　国际左翼学者显然不认同西方主流学者的“肤浅分析”，认为这场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和过度消费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定期净化机制引发的周期性危机。危机刚刚度过初级阶段，尚未触底，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危机即将来临，是一场规模堪比1929年大萧条和1873年至1896年的大危机也并不轻率。时间将证明，这场危机的长度、深度和地理波及范围都将超过以往。更深刻、尖锐的分析认为，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以剥削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体系以及从中获益的资产阶级。但是，应当负责的并不是某个资本家或特定的资本家团体，而是所有坚持维护这个不公正的体系并为其辩解的人。

　　世纪金融危机大大活跃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法国时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竟然也装模作样地在自己的书桌上摆上了《资本论》。英国《泰晤士报》在2008年10月21日登出了一幅卡尔•马克思的肖像，并警告读者：“他回来了。”2011年4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很快风靡西方乃至全世界。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当前危机在西方也兴盛起来。

　　正在延续的金融危机是资本的系统性危机，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于系统性危机根本不存在经济角度的解决方法--如赋予欧洲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地位，允许发行欧元债券以填补债务。如果遵循这样的方法。我们就会把自己送上自己准备的断头台。这是一场系统的、深层次的资本危机，它将逐渐转化为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历史是不会沿直线发展的，而是一个基于一定社会矛盾的充满了跳跃和断裂的过程。

　　自由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类经济秩序、发展模式，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新自由主义系列理论以及“华盛顿共识”一组政策)，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实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此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遇到了自两极体系时代以来最尖锐的意识形态危机”。世界由此进入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连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马丁•沃尔夫也在自由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金融时报》上撰文称：“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也是一场文明的危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制度、生产体系和消费，人类才能延续。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场全方位的危机，令无所不能的金融全球化模式受到了质疑。在我们看来，这无异于一场西方文明的危机。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撰文认为，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危机，这是一场金融危机、民主危机、全球化危机，从根本上说是道德危机。

　　二、大危机：全是自由资本主义惹的祸

　　在西方主流体制内，对危机的反思比较深刻的，可以列上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博德塞奥和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合编的《金融危机结束后发展方面的新思想》一书，该书一个鲜明的观点是：“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居主导地位。”“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

　　自由资本主义经由经济金融化、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新强盗贵族服务，成为地地道道的权贵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错误在于，金融能够创造价值。在“市场万能”之下，排斥政府监管，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服务业。自由主义者设法让人民相信庞大的金融服务业创造了大量价值。但是，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这个行业根本不创造任何实际价值。不过，这个不创造任何实际价值的行业，却在创造着巨额利润，而利润则来源于对他人财富的巧取豪夺，“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与金融部门丑陋行为相关的故事--庞氏骗局、内幕交易、掠夺性贷款、用各种信用卡计划从倒霉的用户手中骗取尽可能多的好处等等”。这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表明，真正的经济、能够创造价值和就业的经济，其核心是企业主。今天，全球化这个大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产品，需要完成项目，需要实干的企业主。

　　自由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资本拥有绝对至上的主导地位。在公司治理结构的背景下，资本至上原则的重要体现就是所谓“股东主权论”--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股东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在非资本主义的“处女地”越来越少的背景下，在美英等发达国家产业日趋空心化的情势下，华尔街的金融家便利用金融创新开发了所谓“二次童贞”--对资产乃至债务实现债券化，如此便有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由此看来，这次危机的震源地正是股东主权论的产生地美国，就不是偶然的了。资本主义的敌人，或者说自由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放任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主要公司正是因为及时地摆脱了股东主权论的毒害，才使其保留了制造业所需要的高度化的组织力。”

　　对自由资本主义鼓吹最卖力、最起劲的多半是“新强盗贵族”(大企业家、金融家)及其代理人(集中于获得残羹冷炙的学者)。但是，看看这些金融家，他们一边叫嚷着“让市场决定一切”，一边则选择生活在政府羽翼下，把一个个可以使自己轻松赚钱的手段(包括金融欺诈、减税等)变成政府的政策。很显然，他们的纲领似乎是对自己实行社会主义，对其余的人实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强盗贵族”更是赤裸裸要挟政府实施救助。如此，威胁资本主义并非来自“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中把守路障的半赤裸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来自衣着老派的金融体制辩护者。现在是将权贵赶出资本主义的时候了。

　　自由资本主义比任何资本主义更加贪婪、更加僵化，由此走向极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种如此成功的经济制度，部分是由于一种允许损失甚至破产的内在准则，正是失败的可能性带来了成功的机会。然而，自由资本主义奉行自由竞争、自由兼并，其结果必然会产生一个个巨型垄断企业。与早先中小企业不同的是，这些富可敌国的庞然大物，一方面规避政府监管、规避社会责任，倾向在高风险经营活动中获取高利润，另一方面在竞争中或不当经营中出现严重问题后，政府、社会很难像对待中小企业那样任其倒闭，否则会出现系统性风险，这就是所谓“太大而不能倒”。如此，巨型企业便绑架了政府，绑架了社会，使得风险社会化、国家化，如此资本主义丧失了自我清理机制，因而也就丧失了活力。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东方的义利观、价值观。在西方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家那里，资本的运行同样也有伦理束缚。亚当•斯密在著述《国富论》的同时，就撰写了《道德情操论》。依照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家们的思想，社会财富应如此产生：即个人设法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这实际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资本主义的活力同时也是该制度的吸引力，在于依靠竞争与创新来获得财富。但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膨胀导致对利润的获取越来越依靠贪婪，华尔街金融家及其代理人公然打出“贪婪是好”的口号，“贪婪变成了美国最重要的价值观”，如此背弃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这是“伦理的颓废”：“今天赚的是我的，明天损失的是你的”，“即使是在神前偷盗，只要在人间的法律中不被视为偷盗就什么都可以干”。如今，这种“永不满足、将对金钱的欲望极大化的体系”已经自我毁灭了。

　　“过犹不及”，这是东方哲学的基本思维逻辑，因此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都必须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但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错误在于让“看不见的手”近乎主导一切，拒绝政府有效治理，把经济规律绝对化，把市场调节万能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恪守，而不是一种用来改善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自由主义者唯我独尊，故步自封，拒绝接受任何合理意见，尤其是来自东方的经验。亚洲国家通过制定各种促进就业增长的方案来应对市场调节的不足。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异端邪说的“产业政策”而拒绝考虑。任由市场调节，任由金融家对中产阶层、资本对大众的侵夺，其结果必然使社会出现日趋明显的两极分化，出现l%与99%的对立。在200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曾经称之为“回报富人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警告：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存续下去，各个阶级都必须从中受益”。

　　综观世界，凡是照搬美国政治民主的，无不引起政治混乱，而凡是照搬美国经济自由的，无不引起经济混乱，这似乎是一道魔咒，又似乎是一个铁律。埃及就是一个新例证。这个原本在纳赛尔政府时期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因为穆巴拉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下采取自杀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失去了这一先天条件。金融危机使“主流经济思想出现了危机，主张市场绝对自由，让市场自动调节来消除危机发生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遭遇失败”。

　　三、资本主义：病情严重，但气数未尽

　　“金融海啸”向世人证明，“资本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制造问题的机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在其著作《资本积累论》中提出，没有“非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就无法存活。即只要存在有待扩张和探索的“处女地”，资本主义就能发展下去。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条寄生虫，当它遇到新的营养组织时就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繁荣，但寄生必定会对宿主造成伤害，并且迟早会毁灭自身赖以生存、繁荣的条件。无孔不入的全球化开发了地球上近乎所有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如今当留待开发的“处女地”资源被消耗殆尽时，资本主义又一次濒临危险的自杀边缘。如此，世界便见证了滥觞于美国的百年一遇的资本主义大危机。

　　就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有三类危机：即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处于一个不平衡的周期过程中，危机则是这一过程中生产过剩阶段的必然延续，大体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发生周期性危机。危机通过企业破产而一次性清理过剩资本及过剩生产。1929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自身生产模式的宏观经济基本面造成的，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其冲击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危机并没有通过“罗斯福新政”而是此后通过战争及军事凯恩斯主义得以解决。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它将逐渐转化为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对于系统性危机根本不存在经济角度的解决方法。

　　就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存在两大缺陷，一是产生不可持续的繁荣和不可避免的破产，二是导致不平等现象，由此分别导致经济、社会危机。因此，只要有资本主义就有经济危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减少危机冲击与影响，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包括动用国家信用来避免“太大而不能倒”的巨型企业破产。然而，小患可免但大灾难逃，这只是推迟危机到来，而且危机一旦爆发会更加猛烈。2008年金融危机演绎的正是这一逻辑，而且与金融经济危机相伴随的是一场生态能源危机和一场粮食危机，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特别是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贫困国家。

　　卡尔•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再能够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但是，资本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设想眼下还在持续的经济危机可以一举毁掉资本主义，恐怕不切实际。资本主义曾经并且还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其积极作用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使劳动者摆脱了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大束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开创了世界历史，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更是不吝笔墨，对资本主义大加肯定与赞赏。凯雷集团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之一的戴维•鲁本斯坦撰文认为，资本主义并非完美，但是它比其他选择更好，正如丘吉尔关于民主的著名论述：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却是尝试过的政体中最好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尽管受到应当对次贷危机发生负责的指责，但是依然不改对资本主义的信仰，以及对自由市场的执迷。他认为，自从启蒙运动孕育出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在几乎停滞了数千年后，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过去两百年间，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倍，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得地球能够养活七倍于以往的人口。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在《金融时报》网站的一篇博文中指出，尽管存在种种缺陷，资本主义仍然是改善人类福祉的最佳制度。但它也是一种不完美的制度，它要求政府认真监管。亚洲从未忘记这一点，西方却全忘了。或许已经到了亚洲人回报西方的慷慨与他们分享资本主义的时候了。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进行了两大实验：一个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验，另一个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实验。两大实验均以失败告终，这一结果预示着这样的冷峻现实：资本主义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理想国，但人们却只能在这种制度下谋生。

　　英国《泰晤士报》副主编、《资本主义制度4.0》一书的作者阿纳托尔•卡列茨基认为，资本主义总是以弯曲而不是断裂的方式应对内外压力。资本主义不断遭遇危机，但是最终都能化险为夷，此前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三次变革：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货币主义，如今正面临第四次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可以修复，甚至可以重新打造，但是其希望不在西方，而在亚洲。在亚洲国家看来，这场危机让一种过于简单的观念灰飞烟灭了，即市场会自动形成最佳结果，社会一般须全盘接受市场作用的结果。这与美欧局势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发生了“占领”运动以及围绕抗议出现了各种言论，但西方政客们而今想的全是去修复旧制度。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梅格纳德•德赛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陷入危机，陷入危机的只是步入老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冲劲十足、勇于创新、只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已经向东方转移”。许多国家筹划一条通向未来繁荣的道路时决定推行越来越资本主义的政策--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以及货币走向的控制，从而面向市场力量开放其经济。

　　的确，资本主义形形色色，除了引发危机、饱受诟病的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北欧国家运作良好的德国式社会资本主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实现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市场大部分奉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自2008年金融大危机发生后，并没有任何激烈地否定资本主义的现象，这与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没有哪个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打算放弃资本主义模式，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没有任何发展中大国的领导人不再坚信自由贸易或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却是地位稳固的西方民主国家强调了过度依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的风险，呼吁加强对全球金融业的监管。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的表述，“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资本主义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下与未来一段时期，世界尚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体系与思想理论加以替代。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陷入困境，左翼力量步入低潮，而且四分五裂。近些年来，尽管拉美左翼力量盛势空前，在一些国家建立起自称为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尚未全面接管权力(如司法权和立法权)，而且与形成蔚为大观的社会主义潮流仍相去甚远。正因如此，西方主流学者可以大胆放言“无论变革的呼声多么响亮，资本主义都不会消失”。西方的许多人批评这种让他们致富的制度，中国、印度和其他许多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却在毫不犹豫地加大贸易自由度、解除管制、加强资本流动，以实现富裕。有人说当前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新社会主义的诞生，这些说法只不过是搭起了一个稻草人，分散了人们对真正处在存亡关头的东西的关注。把礼会主义当作一种替代制度，目前这显然不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或其他地方(拉美可能除外)--的议事日程上。

　　四、美国：优势逐一丧失，霸权地位终结，国家或将三分四裂

　　资本主义制度危机集中于新自由主义危机、美国模式危机，美国的兴衰虽说不会决定资本主义的命运，但是严重影响资本主义的声誉。昔日，美国赢得冷战胜利，资本主义便如日中天;今天，美国遭遇空前危机，资本主义当然也灰头土脸。

　　危机重挫美国实力，霸权优势逐一丧失。二战后，美国独步天下，建立起他国(集团)难以匹敌的超级地位，在生产、金融、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具有明显而强大的优势。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与德国的经济恢复，美国逐渐丧失了“无所不能”的生产优势。21世纪头十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群体性崛起，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剩余的生产优势。2007年夏至今，在持续的金融、经济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社会、政治危机的多重打击下，美国的金融优势--华尔街市场主导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操纵地位、美元霸权地位--被严重侵蚀，尤其是最为关键的意识形态优势--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华盛顿共识”政策、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美国梦”等系列神话--烟消云散，留给它的仅剩军事优势。迄今，美国仍拥有强大的陆海空天“四位一体”的军事力量，在120个国家拥有驻军、飞地和军事基地，“军事优势是美国霸权体系的最后防线，如果其他方法失败了，那么武力手段将隆重登场”。

　　左翼力量甚或社会主义力量在拉美大张声势，已经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在拉美多年实验的惨痛失败。2008年的危机则敲响了主宰世界近3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丧钟。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引爆国际金融危机，仅仅10天后德国时任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就预言：“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角色将就此告终。”美国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极度自信。美国曾幼稚地幻想自己拥有在国内外为所欲为的魔力。这种魔力源于征服的巨大诱惑力、领土扩张、用之不竭的资源、国境的安宁和重大的胜利--这种幻想已经消逝了。其实这种魔力就是意识形态优势，正是基于这种优势，美国可以按自己的构想来打造世界。然而，如今一切被颠倒的东西似乎又在被颠倒过来。其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是，标普公司下调美国主权信用等级。但是，即使没有标普的贸然行事，美国已经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声誉。

　　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撰文指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重挫了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强调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危机凸显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因此，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居主导地位。持有类似看法的重量级学者比比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发明者约翰•威廉森认为，最近全球金融危机的一项重大影响就是让西方有关发展的观点--“华盛顿共识”丧失了信誉，同时巩固了有时被西方人而非中国简称为“北京共识”的东西。

　　中产阶级持续衰减，美国根基不断削弱。所谓“美国梦”，就是美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以及无时无处不在的发展机会，使那些进入美国国土的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最终都能过上富足的中产阶层生活。“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难以热络或长期遭受冷落，与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美国是一个由中产阶层支撑的国家，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以及社会稳定的基础。

　　然而，“按照目前的运转方式，资本主义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为所有人创造经济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奖励勤劳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往往都是有背景和有特权的人”。

　　在新自由主义、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下，虚拟经济持续膨胀，实体经济持续萎缩，产业空心化使孕育中产阶级的土壤不断流失，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资本与富人倾斜。从1979年到2006年，贫民阶层的年收入增加了17%，中产阶层的年收入增加了21%，而富人的年收入增加了256%。其中，以金融创新之名而行金融欺诈之实的“华尔街肥猫们”尤为显著。1980年金融业利润占美国全部利润额的10%，2007年则骤升到40%，而金融行业所雇用的员工数仅为总数的5%。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l%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数量占GDP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3.5%。贫富对立，两极分化，中产萎缩，社会失去稳定的基础。“全球化资本主义现在的形式正在摧毁中产阶层的社会基础，而它也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

　　美国霸权地位走向终结。在21世纪头十年里，美国迅速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橱窗。十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风光无限，自由资本主义被视为世界潮流。但是，美国优势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与军事侵略抹黑了政治民主，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重创了经济自由。四十年来，美国完全依靠借贷，依靠越来越冒险的金融手段和筑得越来越高的债台，购买大炮和黄油，并且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但是，现在这幢纸牌高楼倒塌了。重建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全球主顾受到了损害。谎言被揭穿，信任丧失了……美国：大炮或者黄油，两者兼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几年以后，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会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

　　多年前，在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日本国际未来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浜田和幸就撰文警告：美国正在成为“逐渐下沉的泰坦尼克号”。美国将因“经济道德的沦丧”、“对军事力量的迷信”和“政治正义的堕落”等三种“自杀性恐怖行动”而失去方向，从而陷入无底深渊。很显然，日本学者的警告正在成为现实。如今，美国已经认识到自己作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2010年10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雅尔塔指出，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失去作为主导国家的地位。当然，那些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者、世界范围内的亲美分子，依然认为美国无所不能，他们不愿或根本不能看到，经济上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美国实际上已经破产。

　　社会矛盾激化，阶级战争到来，国家或将三分四裂。当然，对美国霸权、帝国存亡构成致命威胁的，还是来自美国内部，来自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在不断加剧，失业增加和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强烈的不安全感起到了推动作用。中产阶层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自己成了全球化、金融危机和新技术的失败者。《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减弱，从而削弱了机会社会的思想。如今，不断加剧的危机不仅影响到了“感觉无法抵抗地在走下坡路”的大众阶层，也影响到了“不稳定和没落”的中产阶层。美国曾经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国家。仅在几年以前，一些调查结果还显示，3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10%的最富阶层。今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结果，69%的美国人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社会中最大的紧张源泉，远甚于种族之间的冲突或移民与美国人之间的冲突。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直接指出，阶级战争即将来到美国。

　　美国的趋势研究人员估计，今后几年，美国严重的社会骚乱事件将显著增加和扩大。趋势研究所所长杰拉尔德•切伦特甚至预测，今后几年美国会出现类似内战的状况，它会使国家的团结成为问题。著名的挪威和平问题研究人员、曾准确预言前苏联瓦解的约翰•加尔通认为，美帝国最晚到2020年将崩溃。俄罗斯外交官学校校长、美国问题专家和克里姆林宫顾问伊戈尔•帕纳林预言，美国在本十年就将发生经济和道德崩溃，美国的经济和道德崩溃将先导致内战，然后使这个国家分裂成3个或4个部分。这些是危言耸听，还是成功预言，有待历史检验。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6期，摘自江涌著《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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