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是怎么将苏共玩死的？

加盟共和国建一所学校甚至都要中央批准

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党，第一个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苏共在执政74年后失败了，与其追求形式，不重实效，说一套做一套有直接关系。

从国家体制上看，苏共实行的是人民代表苏维埃制，权力应该属于人民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在实际上，苏维埃有名无实，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政策，不是经过苏维埃大会的讨论，往往由领袖个人就决定了，如终止新经济政策，转向农业全盘集体化，就是斯大林一个人决定的。根据苏联宪法，苏联是个联邦制国家，但在实际上，苏联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加盟共和国没有什么权力，甚至建一所学校都要中央批准。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其目的是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议行合一”与“普遍选举”两条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人民主权。但苏联所建立的新型政治制度形式上采用了巴黎公社的立法和行政合一体制，但去掉了其普选制的原则，官员既不是普选的，也不是低薪的，无法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尽管从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但实际上这些监察机构形同虚设。

受形式主义影响，遗传学、控制论等新兴学科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禁止在苏联研究

在思想上，苏共宣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特别重视对党员进行教育，但在实际上往往流于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起装饰作用。由于只注重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灌输，严重脱离实际，效果很差。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这本《简明教程》就成了马列主义教育的基本教材。这本教材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编写的，突出的是斯大林，严重背离史实，难以让民众真正接受。

苏共思想工作的形式主义，甚至发展到荒谬的地步，把遗传学、控制论等新兴学科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禁止在苏联研究。由于领导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见解、新理论，理论宣传工作者只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以照抄教条，编造大话、空话、假话为能事。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管世界上和苏联社会发生了多么重大变化，苏共的教条主义理论不变。长期脱离实际的理论，自然不会得到认同，所以，苏共的意识形态才会发生一夜剧变，被民众迅速抛弃。

在落实民众权利方面，更是形式主义盛行。苏维埃应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在1905年俄国革命时工人曾选举产生过苏维埃。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设想要建立世界上最民主的政体，实行最民主的选举制，一切官员都经普选产生，但这些过于理想化的设计并没有变成现实。苏联宪法虽然规定权力属于人民，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但因为没有相应的形式做保障，民众实际上处于无权的状态。无论是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还是党代表的选举，都是如此。候选人通常由上级机关提出，选举结果也要经上级机关批准，这种选举越来越趋于形式化，等于剥夺了公民的选举权，选举无法成为公众约束权力的手段。1937年12月举行了1936年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最高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官方确定的114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民众对国家的发展、官员的任用、国家政策的制定没什么影响。

代表们来莫斯科开会，更像是来过节，外地代表可以买些紧俏商品带回去

按照党章，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理应决定党的方针政策，但苏共的代表大会越来越变成通过政治局会议决议、为最高领导人唱赞歌的集会。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代表们发言的内容实际只有两条：一是汇报自己的工作;二是颂扬党的领袖。参加会议的代表越来越多，使讨论问题成为不可能。

1919年3月俄共(布)九大召开，出席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922年俄共(布)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出席大会的有522名有表决权和16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此后，代表人数逐年增加，到1934年的十七大，出席大会的有1225名有表决权和73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好大喜功的赫鲁晓夫把党代会变成了大聚会，1961年的二十二大出席大会的有4394名有表决权和40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976年的二十五大取消了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大会的代表有4998名。此后苏共代表大会的人数相对固定到近5000名。代表们来莫斯科开会，更像是来过节，外地代表可以买些紧俏商品带回去。

“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无论什么水平的人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形式上都会成为全能的领袖。列宁的领袖地位是在革命运动中自然形成的，斯大林也有其独到之处，赫鲁晓夫敢于进行改革。但勃列日涅夫这样不思改革和进取，沉湎于发达社会主义幻想中的人，也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最高的理论权威。

勃列日涅夫借助别人的笔写成了《遵循列宁的方针》、《论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问题》、《保卫和平与社会主义》等巨著，以及自我吹嘘的回忆录《小地》、《复兴》、《荒地》等。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起草。晚年，即便是念稿子，他也经常出错。

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这样工作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据查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没有标点符号，甚至有些人名都拼写错误。在这些便条中，从来就没有发现勃列日涅夫对哪个问题有什么主意或创见，更不用说出现过“思想火花”了。同样平庸的且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一上台，马上就出版其文集，苏共宣传部门还没来得及把他打造成让人崇拜的领袖，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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