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细谱：南斯拉夫到底是怎样被肢解的？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国家存在80多年，走过了从王国到联邦再至联盟的艰难道路。它曾是人们津津乐道和仰慕的国家。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多民族国家却在东欧剧变中遭到肢解，四分五裂。30年后的今天，该地区仍然是中东欧转型国家中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南斯拉夫联邦的陨落和解体有其深刻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有南共联盟政策失误、国家经济衰退、民族矛盾激化，等等。外因则是美欧大国实行和平演变计划和双重标准，粗暴干涉南斯拉夫联邦内政。可以说，南斯拉夫解体与西方大国对南斯拉夫的蛮横干预是分不开的。

南斯拉夫王国、南斯拉夫联邦和南斯拉夫联盟这三个南斯拉夫从成立、发展、兴旺到危机、分裂和消逝走过了80多年，南斯拉夫联邦崩溃也已经过去了30年。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创造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受到世人的敬仰。如今，一个自治的、不结盟的南斯拉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对它的怀念却一直萦系于心。我们对于南斯拉夫联邦的了解和研究还远远不够，也远没有结束。它的功过应该留给世人，留给历史去评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继续探析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内外深层次原因，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历史上南斯拉夫国家构建先天不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东欧地区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几个新兴的独立国家，其中就有新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即后来的南斯拉夫王国。南斯拉夫王国的建立将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纳入共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了成为统一国家的愿望。然而，王国政党林立，政党体制不成熟；王国的经济落后而且各地发展严重不平衡；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的斗争无休无止；鉴于复杂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情况，这个新兴国家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可以说，这个国家的构建存在先天不足，它的成长道路荆棘丛生，命途多舛。

1918年12月1日，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崩溃解体，建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大塞尔维亚主义思想在王国占据主导地位。1922年4月通过的行政领土法，将王国划分为33个行政区，过去的历史边界被打乱。但这并没有形成新的南斯拉夫民族，因为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并不认同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同时，也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

1929年10月，王国正式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亚历山大一世·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Aleksandar ）国王决心建立个人专制统治。他宣布终止宪法；禁止政党及其他团体的活动；设立9个新的巴昂区和首都特区，以取代33个行政区，从而确立塞尔维亚族在巴昂区占有一定的优势；巴昂区隶属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地方自治权。根据1931年新宪法，禁止成立民族的和地区性的政党。这一规定意味着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等都没有机会推荐本民族的代表进入议会和国家领导层。

1934年10月，亚历山大国王在法国马赛遇刺身亡，克罗地亚、马其顿和科索沃等地的分裂主义势力加剧。20世纪30年代末，南斯拉夫王国经过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克罗地亚对王国中央政府的挑战，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中的“人造南斯拉夫越来越没有前途，处于崩溃的边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巴尔干地区成为大国利益争夺的场所。南斯拉夫王国则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德国坚持南斯拉夫应该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王国政府进退维谷。在德国、意大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之后，南斯拉夫的沦陷已迫在眉睫。而在南斯拉夫内部，克罗地亚迫不及待地要求自治和独立，于是，在1939年8月克罗地亚与王国政府匆忙签订了《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根据协议，克罗地亚成为自治巴昂区，人口为440万，占王国总人口的27%。克罗地亚巴昂区享有自治权，其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1/4，除克罗地亚外，还包括原来的萨瓦巴昂区和沿海巴昂区，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几个县。成立克罗地亚巴昂自治区等于承认克罗地亚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和准国家实体。所以，南斯拉夫学者丘里诺维奇（Jurinovi）早在1962年谈到克罗地亚巴昂区问题时就写道：“这样，凡尔赛体系被摧毁了。南斯拉夫成为这一体系里一个人造的实体……目的只有一个，即摧毁南斯拉夫。”

在德意法西斯的威逼之下，南斯拉夫王国被推到了国破家亡的悬崖上。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王国加入德意日三国公约。4月6日，德国和意大利全面入侵南斯拉夫，4月17日南斯拉夫王国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建立的南斯拉夫王国寿终正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联邦制，由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6个共和国组成。科索沃地区经过激烈讨论，成为塞尔维亚的一个地区。当时，科索沃问题已经引起南斯拉夫联邦社会的重视，成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联邦之间影响国家关系的问题。

尤其是南斯拉夫联邦与联邦内部各共和国之间中央集权和自治之间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人们把塞尔维亚视为中央集权的代表，它千方百计要防止联邦解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尔干的形势出现危机，希腊与土耳其就塞浦路斯问题兵戎相见，致使1983年出现了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南斯拉夫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地缘政治作用亦发生明显变化。北约和欧洲共同体（欧盟）通过外交和贸易协议加速拉拢南斯拉夫。而在国内，不同语言和宗教的现实、各共和国要求更大自主权的倾向日趋强烈。特别是科索沃要求自治的主张几乎闹得整个联邦不得安宁。南斯拉夫联邦境内各种民族主义顽症难以克服，联邦的基础正在动摇。1979年8月24日，铁托（Josip Broz Tito）在去世前8个月接受克罗地亚女记者达拉·扬奈科维奇（Dara Yanakovi）的最后一次采访时表示，他对南斯拉夫联邦出现的形势感到悲观，担心最先在科索沃和克罗地亚出事。他说：“如果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情况真的正常，我就不会这样消耗自己的生命……我最担心的是科索沃和克罗地亚率先出事。大家知道，‘科索沃的火药桶’在不停地爆炸，而克罗地亚也无时无刻不在挑衅。”

果然，正是科索沃打响了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第一枪。1989年3月28日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修改宪法，直接派军队进入科索沃，宣布戒严令，试图遏制科索沃的独立运动。科索沃则秘密成立了自己的议会和政府。1991年9月科索沃进行独立公决，正式宣布独立，并选举了自己的总统鲁戈瓦（Ibrahim Rugova）。

与此同时，克罗地亚也冲锋在分裂南斯拉夫联邦的最前面。1991年6月25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共和国同时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的行动几乎没有遭遇联邦当局的阻扰，而克罗地亚却经历了同境内塞尔维亚族（占克罗地亚人口的12%以上）的几年战争。随后，南斯拉夫联邦其他4个共和国亦模仿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行动，宣布离开联邦而另起炉灶。欧美大国无一例外地立刻承认南斯拉夫联邦各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1992年1月15日已不复存在。

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宪法》，并宣布建立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作为大大缩小了的南斯拉夫联邦的继承者，其面积只相当于前南斯拉夫联邦面积的40%，人口为原来的45%。这个由在南斯拉夫联邦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最强者和最弱者撮合而成的新国家，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特别像两条腿不一样长的跛脚。2006年6月黑山宣布独立，脱离南斯拉夫联盟。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联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巴尔干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历史事件不仅使前南斯拉夫国家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且对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以及国际组织在战后欧洲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加大了对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北约借机实现扩张主义野心。而且，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矛盾和冲突仍时有发生，它们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道路遥远，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得到治愈。波黑问题和科索沃问题就是例证。也就是说，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宗教和种族矛盾以及领土争端仍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经常表现为国家间的摩擦。

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内部原因

（一）政治失控，经济严重衰退

南斯拉夫联邦在世人眼中一向以敢于改革著称。据其统计，从1945年到1988年的40多年里，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共进行了60次各种改革，其中宪法改革5次、经济体制改革13次、经济政策改革12次、教育改革5次，等等。这些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促使南斯拉夫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巩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正是这种频繁的改革导致分离主义倾向加剧，联邦政府对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失去了控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联邦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3位数，后来甚至达到4位数。到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达到2600%，失业率为17%。1989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714%，到这年6月，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物价开始飞涨，出口停顿，外汇汇率锐变，贷款利率达到23.4%，企业因税率过高纷纷倒闭。在1989年12月，有8608家企业面临破产，在全南斯拉夫联邦600万就业工人中有320万工人面临失业。对外债台高筑，1976年南斯拉夫联邦的外债为79亿美元，1978年达到140亿美元，1980年已超过200亿美元。经济困难引起各族人民的不满和社会动荡。南斯拉夫学者米拉·马尔科维奇（Mira Markovi）开门见山地写道：“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期，一句与民族有关的不慎的话就有可能引起一场并不希望发生的大火。”

（二）南斯拉夫联邦民族政策忽左忽右，居功自矜

南斯拉夫联邦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它2230万人口中包括近20个民族和族群。它的民族问题表现为多层次和多方面。南斯拉夫作为联邦制国家，同周边7个邻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纠葛。在联邦内部，不仅各共和国之间不同民族混居，而且共和国内，甚至自治省内也是不同民族混居，而且宗教和文化差异较大，历史积怨甚多，矛盾较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联盟）关注民族问题，采取了若干积极措施，防止民族主义泛滥。第一，实行联邦制，通过宪法确保了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友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同意将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都集中到科索沃，避免了后来出现一个大科索沃国家。第二，从20世纪50年代起，扩大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各族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使政局保持稳定，民族关系比较融洽。第三，为了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于1965年建立了《联邦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的信贷基金》，1971年通过了《对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提供贷款的联邦基金法》，投资支持落后地区的重点项目建设；建立联邦信贷基金，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以社会总产值的093%作为无偿补助经费，支援不发达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不发达地区优先使用外国贷款；鼓励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联合办企业，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配收益。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这些积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复杂的民族矛盾，使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得以保持45年的统一和发展。但是，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在民族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也确实存在一些重大的失误，使民族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为后来的联邦解体和内战埋下了祸根。主要失误有以下几点。第一，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所提出的民族理论概念混乱和错误。例如，1968年承认波黑的穆斯林为一个单独的民族，这成为后来波黑脱离联邦的一个重要理由。第二，片面理解和实行民族间绝对平等的原则，不切实际地强调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机会均等”和“轮流坐庄”。第三，削弱了塞尔维亚作为联邦最大的民族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联邦宪法一再扩大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的权力，实际上使塞尔维亚共和国一分为三，失去了对这两个自治地区的控制。这虽然是为了防止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复活，却不顾历史和现实严重削弱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地位，伤害了塞族的民族自尊心。第四，没有及时遏制和打击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后来的事实证明，南斯拉夫联邦正是在各民族、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陨落的。

长期以来，民族问题始终是困扰南斯拉夫联邦发展的锁链。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科索沃等地就先后发难，新老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引起南共联盟内部不和与分裂。与此同时，围绕联邦和邦联、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全面抬头促使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种族和宗教冲突导致使用武力，出现了兄弟残杀的内战。南斯拉夫党内反对派元老米洛万·吉拉斯（）在一次谈话中也强调民族主义的危害。他认为，南斯拉夫联邦解体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三种民族主义造成的。保加利亚一位巴尔干史专家指出，“南斯拉夫是在各民族、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陨落的”。他还认为，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主要“罪人”是南斯拉夫联邦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

南共联盟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还表现在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认识不够。铁托在世时，由于南共联盟执行较为宽松的民族政策和铁托的个人威望，那时的民族关系趋于平静和稳定。由此，南共联盟中一些领导人便错误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并将南斯拉夫视为巴尔干国家中“民族和宗教平等的样板”，从而忽视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造成民族政策上接连失误。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一般是不平衡的，要实现各民族和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要缩小和克服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方面历史遗留下来的差别，需要经过几代人长期艰苦的努力。民族差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会迅速消失。但是，中央政府要十分重视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采取有力措施努力缩小差距，一旦差距越拉越大，就会成为诱发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动乱的原因。

（三）南共联盟患得患失，丢失阵地

南共联盟的成败和南斯拉夫兴亡的关键因素在南共联盟本身。

南共联盟的人数从1950年的60万、1970年的105万和1980年的200万发展到1986年已经达到217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9%以上。另一项统计称，1945年至1971年，每100名国家职工中就有85名南共联盟盟员，而在南斯拉夫就业人员总数中每4个人中就有1名南共联盟盟员。

南共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艰难的“南斯拉夫试验”，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南斯拉夫道路”。南共还在1952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认为这个名称最接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南共联盟曾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勇于创新的党。南斯拉夫的革命是独特的，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是独特的。南共联盟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无愧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

与同一时期其他东欧国家执政党相比，南共联盟并没有通过宪法形式确定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是使用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提法，即“党的引导作用”。所谓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一般可以概括为：第一，南共联盟不在权力机构范围内实行垄断，废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办一切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第二，对于权力机关和社会自治机关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而是引导与协调全体劳动者和公民的自治利益；第三，不把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等社会政治组织变为自己的传送带，体现政治平等原则；第四，南共联盟组织和盟员应密切联系群众、宣传和解释南共联盟的纲领和政策，引导群众接受南共联盟的纲领和政策，并且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不搞特权详见“。

南共联盟在1958年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进一步认为，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目的与方法有别于其他东欧国家，它提倡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发扬民主和实现自治，反对把党和国家混同起来，使执政党官僚化。然而，这个纲领及其有关观点当时却遭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无情批判和谴责。

尽管这些愿望是好的，是使党和社会生活民主化和非官僚主义化的一次大胆尝试，有利于当时提出的党政分开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当时国内国际条件下，大会过早地提出党和国家的消亡问题，宣传解释工作滞后，反而起了消极作用，致使一些盟员曲解大会的决议，一度出现了纪律涣散和思想混乱的现象。

这一新提法出现后，南共联盟领导核心日趋“联邦化”，从而使国家丧失了维护统一的领导核心和凝聚力。“六大”后，南共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自治区（省）南共联盟之间不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三者平行的关系；由“协商一致”取代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践证明，这种理论导致南共联盟大权旁落，自毁长城，为自身的削弱和瓦解打开了缺口。

结果，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应运而生。1954年，南共中央书记米洛万·吉拉斯在批判斯大林专制独裁和发扬民主自由的借口下，公开要求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度，取代一党领导。吉拉斯在抵制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控制的斗争中，始终支持铁托的立场，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吉拉斯从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发展到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怀疑南共的政策，直到否定列宁主义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铁托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消灭这种对他的挑战和威胁。于是，南共联盟立即举行非常全会，决定将吉拉斯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吉拉斯又被清除出党，并两次被判刑入狱。

接着，1966年南斯拉夫联邦副总统、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号人物”、南斯拉夫联邦安全和情报首脑亚历山大·兰科维奇（Aleksandar Rankovi）也被铁托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指出，兰科维奇的下台将使南斯拉夫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开始“全面自由化”，将催生民族分裂主义。西方国家兴高采烈，认为南斯拉夫将“取消党对社会生活的垄断”。

铁托失去吉拉斯和兰科维奇两位左辅右弼之后，党心、人心受到沉重打击，社会不断动荡。与此同时，南共联盟也遭到了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原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围攻，甚至武力威胁，被无端扣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奸细”的帽子，长时间被“妖魔化”，受到攻击。铁托本人虽说在内外压力下没有变成孤家寡人，却也只好拖着染病的身躯，带领一帮“志同道合者”，继续坚持自治社会主义原则，顽强举着不断改革和“不结盟”的旗帜，沿着一条理想主义的道路前行。

1980年铁托辞世后，南共联盟开始丧失凝聚力和自信。这时的南共联盟已很难代表全联邦发挥作用，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像一个多党制国家，共和国和自治省加起来有8个党，军队里还有一个党。这样，党已经开始“联邦化”，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力量。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共联盟的领导能力和威信显著降低。1982年，南共联盟的党员人数达到历史高峰，从1972年的100万人跃升到220万人。由于产业工人在党员总数中的比例不到30%，而大量青年学生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常常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故1985年后党员人数因社会经济危机开始下降，到1989年已下降到150万人。

此时，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的集体领导由于年年轮换（共9人，每人执政1年），不分共和国大小和领导人能力强弱搞绝对平等，反而使领导层变得软弱无力，流于形式。南斯拉夫联邦和南共联盟的代表轮流在同一舞台上演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台。到头来，没等到南共联盟的代表第二次登场，一场席卷原东欧的多党政治体制和“民主化”浪潮拉开了南斯拉夫联邦民族冲突和崩溃的序幕，南斯拉夫联邦在“独立”狂潮中开始解体。共产党人苦心设计的“轮流坐庄制”已经无人问津，人去台空，演员一个个扬长而去，观众四处离散，留下一个空旷而又带有斑斑血迹（由于连年内战）的荒废舞台。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说，成立了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并顶住外来压力，创建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执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当然，这一切已经成为美好的历史和回忆。严酷的现实是，一个自治的、不结盟的和联邦的南斯拉夫已经消失，它已分崩离析、沦落到“七马分尸”的境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黑、黑山和科索沃。

三、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外部原因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分析和解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问题时，主要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些学者强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是执政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国内政策失误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推行“和平演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因和外因的作用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内因起着主导性作用，而在另一种特定情况下，外因的作用绝对不可轻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寻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时，都从这些国家的内部来找，因为这是主要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从南斯拉夫联邦崩溃的过程看，外部势力的直接和间接干预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方面，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加速了南斯拉夫联邦的瓦解。苏联解体之后，华沙条约组织不存在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也不存在了。这样，南斯拉夫联邦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安全上就没有保障了，在经济上也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后盾。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联邦要想维护边界现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是很困难的。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的干预是导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重要因素。尽管南斯拉夫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就开始摆脱斯大林模式，但西方认为它在巴尔干半岛处于特殊的地位，仍是“社会主义”阵地，必须拔掉最后留下的这面旗帜。我们看到，巴尔干国家的民族和领土问题是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条约确定的，而不是通过这些国家自己协商谈判解决的。欧美大国的唯一目的是在该地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争夺霸权，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使其成为它们利益冲突的“试验场”。所以，南斯拉夫学者指出，“西方强国原来乐意维护南斯拉夫的统一，但在柏林墙倒塌和东方集团垮台之后的异常欢快的情绪下，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南斯拉夫这个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近年来的最新解密材料披露，南斯拉夫联邦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国家策划的阴谋，不是大家强调的民族主义，西方只是利用了民族主义打击南斯拉夫联邦。这些已经公开的证据说明：早在1976年~1977年联邦德国就主张消灭南斯拉夫联邦。德国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雪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报仇，率先支持南斯拉夫联邦的穆斯林，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对此，西方学者纷纷指出，“早在1976年（西方）就制定了消灭南斯拉夫的长远行动计划”。他们预计1985年斯洛文尼亚就应该脱离南斯拉夫。“德国人欲在铁托去世后重新划分南斯拉夫的领土，理由是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塞尔维亚人打败，而得到了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的支持”。

1992年南斯拉夫联邦灭亡后，美国又一心要消灭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999年侵略南斯拉夫联盟，2000年美国又主张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结果2006年南斯拉夫联盟也寿终正寝，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塞尔维亚也遭到肢解。

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及其动乱、内战彻底改变了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改变了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政治和地理版图。但是，南斯拉夫解体并没有引发新的欧洲战争或世界大战，因为美欧大国达成默契，以牺牲南斯拉夫这样的继苏联之后的最大的联邦国家，以满足它们的一己之利。

南斯拉夫联邦这个已经消失了的国家，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得到国际社会公正的评价。这个国家的人民失去了国家，但没有失去尊严；失去了家园，却没有失去信心，而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以塞尔维亚为代表的该地区人民正在为掌握自己的命运顽强拼搏，他们的复兴可以期待！

作者：马细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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