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林：乌克兰动荡对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启示

　　乌克兰动荡对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启示

　　◎ 卫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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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段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克里米亚。中国人熟悉这块地方，大半是因为它的美好风光、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五月》以及其他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和黑海及这里的要塞相关的作品。这里又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3月16日，克里米亚公投，结果以83.1%的投票率、96.77%赞成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对于这一结果，奥巴马表示：“永远不会承认”，还要俄付出“额外代价”。欧盟“正在试图发出最最强烈的信号，一个能让他们(俄罗斯)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信号”。面对西方国家的各种表现，普京表示：西方国家做得过了头，“跨越了红线”，他警告西方不要再激怒俄罗斯，称西方国家试图将俄罗斯“逼入墙角”。

　　世界不太平。对于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研究来说，这是一部最新教材。

　　乌克兰事件，至少提供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也就是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属于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基础性的部分，也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

　　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不仅是苏联的粮仓，而且被称为欧洲粮仓，在全苏各加盟共和国中，工程师比例最高、制造业和工程技术最发达。随着苏联解体，乌克兰宣告独立，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克拉夫丘克，摇身一变，成为乌克兰第一任总统。之后，在这一地区的崩溃衰落中，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5%，贫困人口占70%。政权不断“翻烧饼”。腐败丛生，贪官遍地，国家混乱和人民痛苦日益加深。原有的现代化工业企业轮番私有化，政治家抢先掠夺国家资财、成为寡头，普通人的工资和退休金不足以养家糊口，大学教授要靠私车跑出租补贴家用。军队每年军费只有20亿美元，连、排级军官的工资只相当于哈萨克斯坦的普通士兵。军纪废弛，靠卖武器混日子，从步枪、机枪到导弹，什么都卖。

　　在这样一个国家，谈论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问题，谈论食品、住房、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社会治安和生态环境的安全问题，谈论哪一位政治家出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简直是痴人说梦。于是，政坛上锣鼓喧天，出将入相，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任何一个政权，随便谁当总统或是当部长，都注定短命。2月21日，乌克兰曾经签署一个和解协议，但两天后就被街头造反的改革派撕毁，并发动政变，“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被赶得落荒而逃。然后是急不可耐地分赃：暴动队长被封为体育娱乐青年部长;暴动中的啦啦队长成了文化部长;阵前救护队临时工工头出任卫生部长。另一方面则解散王牌特种部队，强迫警察和特种队员当街下跪，为“镇压示威群众”的行为谢罪。紧接着，海军主力军舰和部分空军战机倒戈，陆军士兵纷纷开小差，响应政府宣布总动员的人数不过1.5%，军队“最多只有一半战斗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近年来西方连续挑唆“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形成了一种新产业：反正不生产、不建设、不创造财富，有价值的、有实际意义的就业难上加难，相当一些人索性无须劳动，参加闹事就是职业。1999年和2002年我两次访问俄罗斯，听说的乌克兰故事是，有人组织，用大卡车从郊区把农民拉进基辅，吃住全包，参加反政府游行，每天可得10美元。如果积极性高一点，呼口号吹喇叭，再增加二三美元，基本生活之外小有盈余。现在待遇提高。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外交部、国际开发署、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国际共和学会、一些非政府组织，其他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攫取巨大利益的部门和企业，为乌克兰反政府活动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受雇参加暴力活动的人分工不同，报酬也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普通和平抗议者30美元/天，充当人体盾牌的50美元/天，制造暴力冲突的100美元/天。这算得上一笔似乎可以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的可观收入。

　　乱象甚至引起那位克拉夫丘克的愧疚。他2005年表示：“如果在1991年，我要是知道祖国会沦落到如此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双手，也不会签署《别洛韦日协定》!”

　　我们再来回顾最近几年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在印度，性侵案多发。2013年，因政府对强奸案处理不当，引发百万人游行示威。

　　2013年，土耳其政府准备把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盖奇公园强行拆除，修建购物中心和兵营。就为这件事，6月2日，全国67个城市发生235起抗议示威事件。4日，又有24万工人、公务员、医生、建筑师、工程师罢工。25日，罢工波及23个省。

　　2013年6月，巴西政府宣布公交车票提价，引起全国抗议。6月20日，巴西140个城市的125万人，迎着警棍和催泪瓦斯涌上街头。一个阳光、沙滩、美女、桑巴舞、通年狂欢的巴西，用《圣保罗页报》的话说：“从天堂摔落到了地狱的边缘”。

　　人民大众基本生活条件安全受到威胁、侵害、剥夺，也许只有沉默中的怨忿，也许只有咬牙切齿中的忍耐、自杀或者疯狂的个人报复，也许只有零星的、局部的抗议声音，即便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也未必立即导致政权垮台。然而所有这一切，无论如何都是政权不稳的活火山。

　　中国要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既不能靠照抄照搬外国战略文本当作自己的条条本本，也不能靠几个能人关在屋子里编造出个什么设计交账。任何一件小事，只要涉及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安全，就绝对不能排除在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视野之外。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解除人民的痛苦甚于自己的痛苦，我们的天职就是不惜牺牲自己，为人民争得和捍卫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瑞金时代，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那样困难的战争环境里，要求所有干部和红军战士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生病问题、吃盐问题、生孩子问题等等。人民军队无论进攻或是撤退，都不惜牺牲，首先安排群众到安全的地方。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曾提出苏联道路和延安道路的问题。他所说的延安道路，就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就是共产党“了解人民的疾苦”和知道怎样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在书里援引一位法国学者吕西安·比昂科的话说，中国民众拥护共产党，不仅是因为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更多的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和关心人民的疾苦”。中国人民真诚地拥护共产党，为了革命甚至毁家纾难，就是因为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把人民当作父母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事事处处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其第一位的责任，就是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任何发展和繁荣，都只能是立足于这个基础和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发展和繁荣。离开这个基础和目标，所谓发展和繁荣，所谓国家战略安全，一概是空话，都靠不住。

　　第二，国家安全，需要国家的团结，在中国，首先需要党的团结，需要各民族人民的团结。

　　近年来，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喧嚣中，乌克兰国内处于分裂状态：东西南北分裂，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分裂，亲俄罗斯的和亲西方的分裂，最严重的是政权和人民分裂。

　　苏共20大以来，苏联当局及其主流舆论，歪曲自己的历史，丑化共产党和领袖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风向，始终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丢掉了，共产党变质了，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了，国家解体了，一大批西方扶持的新政客，疯狂参与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先富起来。大规模私有化伴随着国外资本的进入。在乌克兰，连续发生推倒列宁像的事件。克拉夫丘克的继任者、“美女总理”季莫申科，苏联后期已经是为富不仁的石油寡头。她之后的亚努科维奇及其家族，又成为“煤炭大王”。他们不管、也不会管人民的食品、住房、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社会治安和生态环境的安全问题，充其量在发表竞选演说的时候忽悠一堆本来就不准备兑现的漂亮话而已。

　　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乌克兰。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巍然屹立。原因就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团结的、坚强的、保持工人阶级先进品格的共产党，继续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原因就是这个党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特别是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一切都在变，唯独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根基没有变。

　　这就是我们的定力。有这样的定力，中国变不成苏联，变不成乌克兰。乌克兰事件发生，一些志在搞乱国家、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和共产党领导地位、投身美国怀抱的好汉，禁不住欢呼雀跃。和过去多次的演出一样，他们将再次失望。波澜起伏的国际风浪，使中国一次一次面临险象环生的复杂局面，一次一次经受严峻的考验，然而我们的国家将完整地存在下去，社会主义事业将继续发展。

　　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具有决定作用的，是以共产主义信仰为核心的党的团结，是由党的团结所保证的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全国人民的团结，是在这一前提下围绕爱国主义的各民族的团结。

　　我们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的经验，甚至自己犯错误和纠正错误的经验，才真正宝贵得无可比拟。我们不是靠先进武器战胜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而是靠一个革命政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靠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靠共产党员、先进分子的牺牲精神、英雄主义和对人民群众的贴心贴肉的关爱，战胜强大的敌人和难以想象的困难。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精神变物质，也是邓小平同志经常讲的我们的最大优势。

　　社会主义自出现就处于资本主义的国际包围中。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中。谁都想过一种没有敌人的、田园诗般宁静的日子。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动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没有硝烟的战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直到网络的或者其他什么花样翻新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常态。在许多国家，包括这次在乌克兰，西方不仅给钱，不仅出谋划策，不仅培训动乱一线的勇敢分子，还不惜派出大员亲临指挥和煽动。基辅闹事的队列中，就有美国的参议员大呼小叫。国际斗争没有一天终止。这是研究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不能不面对的严酷事实。

　　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过上个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穷，但是党的威信高，党和政府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保卫自己的利益。毛泽东同志讲，抗美援朝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讲政法，就是主张不要死守法律条文，而要依靠群众保证群众安居乐业。什么地方冒出危害群众安全的坏人，有时候不必出动警力，几位小脚老大妈在街上走一圈，就很容易识别和抓起来。这也是中国自己的经验。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乌克兰被认为是最“自由”的国家，已经“自由”到外来的敌对势力可以派人在基辅街头号召颠覆国家政权的地步。这再一次告诉我们，自己内部不出现问题，就能够保证人民大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就能够保证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有了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任何外来的渗透和干涉都将失败。

　　(作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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