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顾问如何评价国军的抗战表现？
作为抗战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美国人，打造驻印军的史迪威，和创建飞虎队的陈纳德，对国军都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也都对蒋公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但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纳德名利双收，史迪威黯然去职。那么，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一搜自己的口袋，发现能派到中国的人，还真就只有一个史迪威。
这位老兄亲历过辛亥革命，长期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职，汉语流利、经常到前线观察国军和日军作战情况，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陈纳德的情况却有点区别，作为一个1893年出生的德州红脖子，1937年他退役时，军衔还只是个上尉——44岁的退役上尉，算混得很不如意了。
但由于技术过硬，脑子活络，他1936年6月就成了国府空军的总顾问，堪称是坐了火箭。
按理说，区区上尉，哪懂什么空军建设？但由于国军飞行员的下限太低，还是让陈纳德能基本胜任顾问职责。比如1938年1月，宜昌轰炸机班的学员为了逃避轰炸任务，居然把高价进口的意大利轰炸机全部破坏，被陈纳德抓了个正着。
这类在其他国家简直闻所未闻的事情，似乎还是国军的常态。1939年，陈纳德实在忍无可忍，来了个空军问题大揭秘，估计当时蒋公看了也是倒抽一口凉气：
大多数飞行教官自己的飞行技术都不合格，让他们教学生，等于差生互相抄作业，导致飞行员训练很差，一天到晚出事故，搞得苏联顾问都看不起美国教官，说他们训练出来的飞行员只会起降：
至于射击、投弹等战斗技能，则一窍不通。
成绩差也就罢了，你认真补课嘛！结果，“大多数军官一致反对采用严格飞行训练标准”，外国顾问想严格要求，就遭遇消极抵抗，都1939年了，不少国军飞行员仍然不会夜间飞行、不会俯冲轰炸、不会编队作战，特别是编队作战：
国军直到1941年仍然不会，让崔可夫又重新骂了一通。四年时间，其他国家的青铜都打成王者了，这帮少爷还是原地踏步：
这也就罢了，没想到他们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只要新飞机买回来，还没经过测试呢，少爷们一分钟也不耽误，马上跳出来表示没人比我更懂飞机！我从油漆颜色就能看出这飞机不行！
嘴上占占便宜也就算了，还尽出馊主意。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制霍克75单翼战斗机的遭遇。由于国军飞行员大多没飞过大马力的高速飞机，又不爱学习，单翼的霍克75运回来后，他们就单方面宣布：霍克75不是战斗机，而是轰炸机！结果安逸了，把战斗机按当轰炸机用，然后就是每架霍克75都摔了一次，最后只能把幸存的飞行员从两队缩编为一队，又重新恢复了霍克75的战斗机身份。
后勤供应就更别提了，国府财政部买回来的航空器材、飞机附件，和现有机型完全对不上，钱是花出去不少，结果东西买回来却被陈纳德评价为“对空军无甚效用”。
不懂行，还可以说是能力问题，可他们甚至连工资也发不明白——飞行员收入分为基本工资和飞行津贴两部分，按理说，飞行津贴只能给经常驾驶飞机的人，但国府偏偏要反着来，不飞行的人只发四分之一基本工资，飞行津贴倒是全额发放，实属没有矛盾制造矛盾，被陈纳德评价为“组织不良、对参谋业务不了解”，管理一塌糊涂。
好在1937年至1942年，国统区的天空还有苏联航空志愿队撑着，国军飞官少爷们的压力还不大，可以慢慢折腾。侵华日军从1939年，就开始大幅削减在华的航空兵力，国府进行小规模的防空作战，要不了多少飞机，前有免费的苏联航空志愿队、后有收费的美籍志愿队，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人，还怕糊弄不过去？但地面作战就不同了，总不能连这也让美国陆军来代劳吧？所以，1942年来到中国，负责协助国府指挥陆军的史迪威就倒了大霉。
国府正式对日宣战后，中、美、英成为盟国，蒋公心情的那个畅快，简直按捺不住，一再要求罗斯福给自己派个参谋长来。不过，蒋公要这个参谋长的意思，和美国人派这个参谋长的意思，发生了一点小偏差。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但在国军里，是参谋带了长，放屁也不响，手上没有嫡系实力，一辈子也是主官的师爷而已。基于惯性思维，蒋公也是这个意思，觉得参谋长来了之后，只应该办两件事，一是给自己打杂，二是帮自己找美国爸爸要援助。
可惜，美国人的理解完全不一样，鉴于蒋公没有正确的认识，史迪威于1942年1月2日发函，明确告知蒋公：
首先，有没有一种可能？援华物资是我们美国的，要我交给你才是你的，我不给你，或者答应给你后反悔，都是我的权力。所以我是你爹，至少是你爹的代表，我按美国的利益行事，不是来给你打工的。
而且，鉴于你糟糕的用户记录，我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美国物资被用来打鬼子，而不是被囤积起来、或者被拿去倒卖。
另外，我还得组织、训练和设计军事行动，没空、也没有义务帮你去找我们美国政府要东西。
“本人基本地位为美国陆军之军官，曾宣誓保持美国利益”
最后，我负责指挥中缅印战区的所有美军，在中国听你蒋委座指挥，出了国境，盟军都要听我指挥——瞧瞧，就差没说：就您那水平，让你挂个总司令的名，你还当真了？
直接进行父系宣称，已经够打脸了，然而，在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惨败后，史迪威向蒋公伸出了更加沉重的巴掌。1942年6月4日，他分析了国军在缅甸失败的原因：首先就遇到了传统艺能，他进入缅甸时，蒋公曾经拍胸脯答应，从腊戍囤积的援华物资里，拨给史迪威175辆卡车，但实际只发出了34辆，加上沿路损坏抛弃、雁过拔脑袋，交到史迪威手上时只剩下22辆，而当时腊戍还有850辆卡车停着晒太阳，城市失守后，当然是一并送给了日本人。
同时，国军的士兵棒极了，服从命令、任劳任怨，连、排长一级也很不错，营级、团级军官差一点，但是认真考核，也能选出优秀的。问题出在前三排，关键就在师以上——高级军官要么能力欠缺，要么胆小如鼠，比如55师师长陈勉吾，每天都躲在战线后四十二英里处，明明全师占据着河流的有利地形，遇到日军一个大队的进攻，就逃之夭夭，军长甘丽初更是糊涂蛋，连自己驻地有国军的伤兵医院都不知道。
后勤供应长官也主要供应他们自己：5月2日，远征军从雪港撤退，当地储存的大米多达1600吨，可以作为撤退路上的口粮，史迪威命令远征军兵站总监林向，派卡车把大米运到后方火车站，没想到这位林总监宣称一辆卡车也没有，反过来找史迪威要三节火车。结果也算他点儿背，被美国军官拍到了照片：一辆新式美国卡车上，装载着林总监要带回国的斯蒂庞克，他老人家还大咧咧站在旁边，找史迪威要的那三节火车，也是用来运所谓“个人物件”的，其他大部分高级军官也都在走私，美军经常发现军用卡车上面装的不是军用物资，而且从来不让海关检查——卡车都干这去了，可不是没车了嘛。
不过，虽然史迪威的批评不留情，但也很舍得表扬。他对孙立人和廖耀湘印象都很好，哪怕是跟他不对付的杜聿明，也评价为作战勇敢、不脱离部队——其实，在他的一生中，始终认为中国军队如果好好训练，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军。
他的意见对美国的战略决择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43年8月，武装国军、收复中国领土、然后以中国为基地，封锁和登陆日本本土的“中国方案”，被纳入了美国的彩虹计划中。9月，史迪威正式要求整编国军，具体方案是立刻减少师的数量，把绝大部分严重缺编的师，两个合成一个，同时空运大批美式武器装备，第一期整编30个师，第二期再整编30个师，最终以这60个师进行反攻，收复全部国土。
并且警告蒋公：目前中国负担之重，已经难以承受，没有战斗力、丧失机动性的军队，抽干了国府的财力和粮食供应，必须立刻动大手术，否则只有死亡。
但与此同时，陈纳德却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宣称他只需要500架飞机，就能切断日本本土到中国的海运线路，这样国军就能轻易击败后路已断的日军，无需做重大调整。
很显然，史迪威的陆军改革方案有诸多的困难，需要时间长，但收益也很大，后来驻印军在战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表明，如果史迪威方案能完全落实，国军可以浴火重生，成为一支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也许能够堂堂正正的击败日军，收复国土，并进攻中南半岛、朝鲜半岛、甚至参与对日本本土的登陆行动。这样，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国际地位也就不可同日而语；陈纳德的空中方案简单、轻松，基本靠美国人打仗，蒋公可以开开心心的保存实力。但战争结束时，国府除了一支小型的美式战术空军外，其他就啥也得不到。由于国军已经丢掉了全部海港，这两个方案所需要的物资都只能从驼峰航线获得，蒋公显然只能做选择，不能我全要。
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决策者都会知道，盟友关系不可能千年万岁，趁强国舍得砸银子的机会，快速聚集实力，才是第一选择。但蒋公却有独特的脑回路，几乎立刻选择了陈纳德的方案。不但亲自写信给罗斯福，表示支持对日远程轰炸的方案：
而且还微操到底，要求从1943年5月开始，驼峰空运全部运输空军器材和航油，停运一切陆军武器，全力支持陈纳德从空中打败日本鬼子。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史迪威和马歇尔当时就警告说，国军的战斗力根本保护不了机场，鬼子一旦被打痛了，就会立刻进攻机场，到时候，反而弄巧成拙。应该等滇缅公路打通，把驻印军调回国内，做好机场防御后，再开始对日轰炸。
对此，蒋公表示，你一个美国佬懂什么国军？特别嘱咐小舅子宋子文，向罗斯福拍胸脯：“蒋委员长经缜密考虑，认为所有战时物资需致力于空中攻击”、“蒋委员长声明，敌人如用陆军进攻我航空根据地，阻挠我空中攻击计划，中国陆军力量足资应付”。
委座的保证到底有多少价值，大家现在也很清楚了，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时，处于持续衰竭状态、没有得到任何改良的国军，连一个空军基地也守不住。
国统区的全线崩溃也让罗斯福气急败坏，连续给蒋公发了四封电报，要求把全部国军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总统阁下也明白了，空军不可能完全阻止陆军的行动：
欧洲战场上，德军在英、美空军绝对空中优势的压力下，仍然能防御、反击，发现自己被忽悠了的罗斯福，已经顾不上外交礼节，在电报中对国府的评价低到了极点，什么“濒临绝境”、“严重而迫切的军事危机”、“军事形势危急、必须冒政治风险”、
“必须立即把军队交给史迪威、否则就太迟了”，让国府遭到了最大一次外交羞辱。
当然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老蒋是不可能交出军队指挥权的，特别是史迪威表示，自己已经与八路们取得联系，罗斯福也希望美国直接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后，双方更是爆发了直接的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史迪威去职，美国派魏德迈接替，国军也没有什么改革，就这么糊弄着一直混到了日本投降。
从1943年后美军修订的彩虹计划来看，史迪威的使命就是让国军支楞起来，在美国武器的援助下，击败日本陆军。因此，他对国军的期待和要求都很高，遇到蒋公的拖延手腕，双方自然矛盾重重。而豫湘桂大溃败后，美国彻底放弃了这种希望，转而全力从海路直攻日本本土，只要国府不垮掉就行了。但即便如此，接替史迪威的美军参谋长魏德迈，也不得不在1945年1月郑重警告国府：援华物资分配和使用十分低效，中美高级官员都大量参与了黑市走私。
驻华的美军基层军官和传教士也都认为，国军的糟糕表现简直不配用美国武器，美国援助不能再交给国军。
事实上，从1928年开始，没有任何一任美国顾问对国府有正面的评价，老蒋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后坚决主张停止援助一个“每天都需要和自己的人民作战，才能维持下去的政权”：
解放战争中的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接受国会质询时，也要求停止援蒋，给国府划江而治的美梦画上了句号：
纵观历史，这种走一处黑一处、狗憎人嫌的记录，怕也是独一份了吧。
其实，正如在抗战中被反复证明，也即将在解放战争中被再次证明的那样，无论是陈纳德还是史迪威，法肯豪森还是崔可夫，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外国顾问、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权限……最终，都无法实现对国军的改革，他们提高国军战斗力的任何尝试，最终都播下了龙种、长出了跳蚤。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队也不过是一个社会体制的外在表现而已，而正如史迪威自己在日记里总结的那样，要改革国府这个体制，除了把它打得粉碎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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