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关于“新冷战”的几点思考

跟几位学界朋友餐叙，探讨天下大势，其中一个主题是美方试图发动的新冷战。对此，我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思考，供朋友们批判。

一、新冷战已经开始了吗？

目前的态势是，一大半美国人（共和党和中间派）希望搞一场对华新冷战，另一小半美国人（偏民主党）还在犹豫究竟要不要搞新冷战，该搞到什么程度；但是在犹豫和混乱中，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了对华新冷战。但微妙之处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并不接招，更不随之起舞，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战略定力。

二、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想要搞对华新冷战？

内因是主要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内部分裂非常严重，需要一个强大对手带来的聚旗效应，来为自己提供一种凝聚力。当年的苏联、后来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都是他们曾经选择的敌人，如今则看上了中国。大约二十年前，上海的倪乐雄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寻找敌人》，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美国由于先天构造的缺陷，所以需要不断寻找敌人以巩固自身内部的认同。靠什么把自己那肤色各异的3.3亿人缝合在一起？传统答案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意识形态和美利坚爱国主义，美国孩子每天上学都要右手捂着左胸对着星条旗唱歌。但是2008年之后的量化宽松、危机救助和医疗改革却明白地告诉美国人民：你爱美利坚，政客操控的美利坚爱的却是大资本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你。美国内部的价值观分裂，让自由与民主之间的裂痕从未如此之深：大约一半人相信保守主义，另一半人相信政治正确与白左文化。他们互视对方为邪教、异类和叛徒。这个种族多元、贫富分化、民粹汹涌的帝国，一贯声称自己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其实至今仍然是一个种族沙拉盘，走向独立建国的近250年来，其种族和阶级的块状构造并没有被融化掉。

美国精英阶级试图搞对华新冷战的另一个动因是一种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他们觉得自己曾经如有神助般地赢得了冷战，对于冷战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也许可以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他们用新冷战来定义和描述当下和未来的中美关系，有助于坚定国内各方信心，鼓舞盟友士气。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另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其实也是冷战的赢家，而且还是关键赢家；离开了中国的砝码，冷战的胜利天平根本不会倒向美国。只不过中国人在后冷战时代一贯低调谦虚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不居功不骄矜。真要搞新冷战对抗，中国的赢面应该比美国大：中国本土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主体民族占比高于美国，技术赶超的势头很猛，经济发展的潜力更大，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今天的政治经济体制其实是融合了美苏两个冷战超级大国的各自优势而形成的混合型，因而比美国体制更加适合对抗和斗争。

三、当今国际格局与冷战时代有何异同？未来会如何？

国内外学界对冷战的特点通常有以下概括：二战胜利同盟内部的瓦解和对立；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与制度之争，提出了争锋相对的两种现代化方案和对人类未来的两种不同想象；两大阵营之间的核恐怖平衡与明确的地缘政治边界，（对方阵营内部的冲突和战争，比如波匈事件等，可以叫骂嘲讽但是不能越界下场干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不发达国家无论加入哪个体系，由于参与的分工规模扩大了，都会比那些游离于两者之外的国家要过得好一些）。

反观当今国际格局，也有以下特点：

一是冷战胜利同盟的瓦解与对立。随着国力对比、利益格局、政治路线的一系列变化，中美之间曾经的信任和善意消失了，曾经的朋友变成了对手。

二是意识形态与制度裂痕在加深，但是还没有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声称自己具有普世性和唯一性，其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等理念与美国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有一定共通性，其尊重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又与共和党的新意识形态有某些相容之处。

三是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正在酝酿。中美之间的贸易、技术和资本的互动在减少，但是存量仍然相当可观，在美国政治的单方面打压之下也的确表现出一定韧性。中国在芯片、飞机发动机、创新资本供给等领域的本土替代正在取得明显进展。

四是核恐怖平衡与地缘边界意识缺失。中美双方核武器数量差距比较大，但是经过后冷战时代这么多年的核弹小型化努力，核门槛却比冷战时期要降低了许多。更加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明确的边界意识，美国政客并不觉得自己插手台湾、香港和新疆事务是在羞辱和伤害中国。主权与人权孰重孰轻？如此前的大国间划分势力范围是否有必要？中美双方的认知是存在重大差异的。

正是由于当下与冷战时期的上述相似与重大差异，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刘易斯·加迪斯说，冷战其实是长和平，并不是太坏的事情；如果中美之间的竞争能够重复当年冷战之故事，保持长和平，那就谢天谢地了。中美之间还没有经历对双方带来巨大心理冲击的真正的危机，只有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重大危机，才会塑造出双方言行的边界。

四、中国该如何应对？

从战略博弈动态演进的角度看，我们在短期（三或五年内）、中期（五到十年左右）和长期（2035之后）的应对方式应该有一定差异。

短期内，对于美国跃跃欲试的新冷战挑衅，中国不应战，或者至少暂时不应战，而是采取了缠斗和拖延的方式应对，有不少朋友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战略选项，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对手需要借助与我们的对抗来团结内部各派和盟友，用对华冲突来治疗自己的精神内耗，而我们就是不借给他这个力量，让他因为扑个空而失去平衡。就如曹刿论战中所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越是往后拖，双方的军事和科技力量对比越是有利于我，届时无论是战是和，我们可都有更大胜算。二是中国自身也需要时间来逐步动员和整合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认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毕竟存在大量的人口是依靠对美西方的进出口来谋生发财的，与之关联的是在价值观上亲西方的、认同其“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大量白领、金领、资本人士以及知识分子。在中美正式进入对抗之后，上述群体在政治上会如何站队如何发声，是需要有预判和预案的。对他们需要逐步引导，其中绝大部分人是爱国的，也是完全可以教育和引导好的，而最好的教师恰恰是美国。每一次美国在经贸和科技上加码对华打压，每一次美国在台湾和新疆等主权问题上挑战红线，都会刺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和市场派人士重走华为高管们过去十年间的心路历程。而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越来越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中国本土科研企业攻下剩下的几十项核心卡脖子技术从而实现进口替代，中国东南沿海经济重心的抗压能力也将越来越强大。

中期内，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做好对美深度脱钩的准备。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某些顽固反华势力在台海、南海等周边区域主动挑起对华地缘政治冲突的概率不可忽视，更加重要的是，一旦我们完成前述贸易转型和科技攻关，那么中美经贸脱钩对于美国的伤害将远大于对中国的伤害。正如我在过去十多年里的书籍、文章与演讲中反复提到的那样，美国的力量优势主要不在于它国内的3.3亿人口，而在于他覆盖全球的帝国体系，包括美元体系、盟友体系、传媒、高教和非政府组织等构成的全球性跨领域大网。这种网络性、系统性力量的可怕之处在于，当你与之斗争的时候，你的斗争对象其实是包括你自身人口和资源在内的全球80亿人。而反过来讲，一旦我们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彻底撕裂，那么美国的力量衰减和福利受损将远大于中方。假如我们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那么我们将赢得对美的所谓“新冷战”，因为谁的分工规模越大，谁所主导的体系整体经济效率就越高。换言之，我们仍然要坚持和扩大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针对全球友好和中立国家的，而对美国本土则要搞明确的排他性和抑制性。在这种阵营对抗过程中，美国社会内部种族与阶级的分裂，美国本土人口规模的有限，美元体系半个世纪以来所提供的广义铸币税迅速消失，美国部分盟友和追随者的反叛，这些都将导致美国霸权和经济力量的非线性塌缩。其实，在新冷战方面，中国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人口规模大，产业规模效应明显，内部相对团结，强政府具有的动员和组织能力等等。一旦这些优势得到重视和发挥，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压到美国及其核心盟友是完全有把握的。

也正是因为逐渐意识到上述前景，相对理性而不那么民粹化的拜登团队，最近一年来开始表现出“亢龙有悔”的味道，先是说“我们竞争但不能开战，得有护栏”；然后明确表态说“中美不能脱钩，要搞小院高墙”；最近又说“制裁不是为了伤害中国，只是为了‘去风险化’”。这几天的新态势，是其国务卿、财长、商务部长在内部争夺谁先访华的机会，因为谁先访华谁就能将自己分管的领域作为中美关系的优先项来予以实施，谁就能扮演他们所希望的“中美缓和”détente的功臣。对于当前这种态势，其实我在过去两年来一直如此预判，却被不少只看中文自媒体的朋友笑话说错判了。我现在担心的是，美方态度一软，国内一批缺乏斗争精神缺乏战略远见的人就又想着就坡下驴了。

至于2035年之后，究竟是分是合，取决于期间的战与和、各条战线博弈的胜与负、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是否结束等等条件。

总之，面对一个精神分裂的、歇斯底里的美国，我们既要有按照自己的节奏展开斗争的定力和意志，又要有最终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不应幻想中美关系会回到过去，也不应幻想不经过艰苦卓绝和惊涛骇浪的斗争就能把美帝国的嚣张霸权击退打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内外两个循环都需要做重大结构性调整，至于具体应如何调整，以后另外专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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