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卡托研究所与中国教授们的“自由”

　　一位被国内某大学解聘，被美国媒体称为“异见人士”的夏先生（夏业良-转载者注），刚落地美国不久，便成为Cato研究所的座上宾(国内把Cato翻成“卡托”。准确而言，Cato念“kei tou”;中文常用词里只有“尅/剋”发此音)。

　　《纽约时报》报道这一消息时提到，尽管夏与Cato研究所的政治标签不同，“前者因自由而惹麻烦，后者则以极端自由——亦即极端保守——而闻名”，但是，双方“认为他们的关注点是相同的”。Cato的“全球自由与繁荣中心”负责人说，“他提倡市场改革，人权和有限制的宪政民主，这些都是我们的价值”，因此希望夏“能利用Cato这个平台，让人们关注中国最紧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1月26日(春节前夕)，夏在北京机场候机前往美国，身边冷冷清清。

　　Cato研究所自家网站的消息里如此“赞”夏先生：“他是真正的自由斗士，他[的到来]将大大扩展我们从经济史到当代社会政治问题方面对中国的研究……他学术方面的高水平，面对迫害的勇气，以及致力于自由原则，都是我们Cato所欣赏的”。

　　这话好听，估计很多人会以得到这样的“赞”而感觉幸福一辈子。不是吗，国内某老先生（茅于轼--转载者注）在接受Cato研究所2012年给他的“Milton Friedman Prize”发表感言时，开头便如是吐真言：“接受这个促进自由奖，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把Cato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这些却让我想起，十多年前，跟一个代表团回国，访问一些媒体机构。在南京参观国民党“总统府”时，一位美国同事，看完后，半开玩笑地问我：“我们支持的那些人好像都不太聪明啊。我们怎么总是支持那些没出息的?”“你说呢?”我问。

　　估计这一次，这位同事可能会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Cato?难怪!”

　　Cato研究所成立于1977年，与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同步成长，在“新自由主义”的各类政治经济决策过程中，其身影时隐时现，属于美国各类“思想库”中一个意识形态倾向明确的“右翼”思想库。

　　有人说，Cato因其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在文化上不“保守”所以不属于“右翼”。其实，这里的所谓“不保守”，仅限于美国内部的“文化战争”：相对美国内部某些保守的宗教势力而言，“极端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libertarianism)也许不固守某种(宗教)文化意义上的教条。仅此而已。而这种“不固守”说穿了其实是，只要社会和文化问题不影响资本的再增值，怎样都行;无论是沙特式的还是拉斯维加斯式的。

　　在美国内部，对“自由左派”而言，Cato代表的，并不是他们“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以“自由”的名义服务于资本的开拓(包括为其开脱)：在经济上坚守市场原旨主义，在政治上支持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的政客，在意识形态上宣扬“极端自由主义”，不关心也不主张经济平等，属于极端保守主义。

　　据此借一步说话：尽管“自由”是个美好的字眼，但从来都不可能抽象而言。只要看看最近几百年的世界历史就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殖民，侵略，杀戮，掠夺，等等，基本上都以“自由”的名义鸣锣开道，以“自由”的名义掩盖其留下的斑斑血迹，再以“自由”的名义将其抽象化，转化为“自由女神”，成为世界霸主头上的“顶戴花翎”。

　　最近，因为教书，重读印度作家Amitav Ghosh《烟河》(River of Smoke)，再次重温作者如何巧妙地运用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前后的真实材料(报刊杂志等)，经由满口“自由贸易”的欧美鸦片商贩，展现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殖民时代里，“自由”是如何被赤裸裸地用来为掠夺，强行和侵略辩护的。

　　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还是21世纪，资本的逻辑基本没有变：资本必须有畅通无阻的自由;它可以损害你，你不得损害它。

　　回过头来再看某老先生的“获奖感言”。满纸跑“自由”，当然让主人高兴：重复重复再重复，简单简单再简单，不用讲历史，不要有分析，只要矛头指向清楚即可。不过，当我硬着头皮看完“感言”后，却不由自主替老先生感到难为情：有必要说得这么过头吗?人家哪有你那么傻，私下里说不定好笑这过分的讨好。当然，他们一定会真心高兴：能找到人在中国不遗余力地神话“市场”，向除了只有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它可以交换的人们宣传，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的自由。

　　另外颇替老先生感到为难的是，他所标榜的“天则”二字被翻成英语的“unirule”后，满纸的“自由”就解释不通了：“uni”作“单”“一”解;“rule”，根据上下文，可以表示规定或者规则，也可表示掌控或统治。那么“单一的规定/规则/掌控/统治”指的是以“自由”为唯一吗?要是的话，那还能叫“自由”吗?同理，如果“自由”无法成为唯一，那么，在任何其它“uni”/“单一”的规定/规则/掌控/统治下，都不可能有绝对或抽象意义上的自由。

　　当然，根据老先生多年来的名言以及那个让他一生最感荣幸的“促进自由奖”，可以判断，在他的上下文里，这“单一”非资本莫属。

　　最后，还需提一下那位以“自由项目”的名义邀请夏先生访问的卫斯理学院的教授。这位老兄很勇敢，不懂阿拉伯语，不研究中东，却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专门撰书为战争提供“合法性”。当时为此战争提供合法性的精英人群，基本属于“新自由主义者”，同时也被称作“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如今，当初的“新保守主义者”，不但不为自己曾经的错误承担责任，反而只是轻轻摇身一变，一个个继续在各类重要领域里当精英。这是因为，事实上，他们所代表的仍然是“美国例外”的强势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在于这位教授，不懂中文，不研究中国，没关系，有“自由”的旗号就行。

　　无知者无畏，确实。只是，如果没有霸权，无知只是无知而已，再无畏也没人理。有霸权支持的，无知往往是首选;当然同时必须符合霸权自身的利益：要么为其代表的利益摇旗呐喊，要么为其强盗行径寻找合法性，要么为其意识形态的传播作嫁衣裳。因此，Cato的这些人选以及对他们的“赞”合乎其情合乎其理。只是冤了“自由”“人权”这些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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