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论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控

作者：侯惠勤来源：阅江学刊 2022-08-26 2258

进入21世纪，百年变局、动荡变革的大环境，意味着世界前景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增加，“向何处去”的挑战空前严峻。防控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与主权和发展同等重要的国家核心利益。重大风险牵涉面广泛，且都具有某些难以完全预测的偶发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意识形态风险。由于意识形态属于国家的“思想统治权”，因而这一领域的风险属于重大政治风险。但它并不具有政治风险的鲜明特征，故不易研判，难以防控，需要我们下功夫去应对。

一、必须搞清楚意识形态的作用规律以提升理论思维能力

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强调：“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具体而言，现代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巩固起着三大作用：其一，社会变革的先导。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冲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但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并不是经济运动的自发产物，而必须经过顺应历史潮流的社会动员和思想发动过程，意识形态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的概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中丝毫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因所在。

其二，国家制度的建构。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地方，就在于意识形态不仅是国家制度的辩护工具，更是国家制度建构和完善的思想依据。这是因为，传统国家依靠血统或神圣旨意立国，本质上是迷信，而现代国家则靠法理立国，就是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思想理论观念，或叫“主义”。没有思想上理论上的统治权就没有相应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确立的主导观念，不仅是凝聚共识的基础，也是国家制度建构和完善的基本依据，故为立国之本。

其三，统治思想的确立。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思想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显然是有区别的，统治思想是全社会认同的思想共识，而不仅仅为统治阶级所认同。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统治阶级在制造迷幻药，但是仍然需要回答，人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迷幻药的？马克思因此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人们是如何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他的原话是：“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3这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弄清楚意识形态的作用规律。

（一）政治功能寓居于哲学等思辨性学术思潮中

尽管意识形态的功用在于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但其明确坚定的政治目的却往往掩藏在非政治的形式中，而主要以哲学、文学、艺术等看似非政治的方式实行。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普遍经历的“启蒙运动”，就是以哲学引领的思想解放潮流。恩格斯明确指出：“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4很不一样的两个国家的政治革命，为什么都是哲学开路？的确发人深思。

以哲学革命为政治大革命的先导，之所以成为规律，乃基于以下缘由：其一，哲学不直接涉入核心利益问题，可以减少直接、公开的社会对抗，减少政治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动员代价。尽管“启蒙运动”以人权对抗神权，以民主抗拒专制，以科学批判愚昧，必然引起统治阶层的不满。但对他们毕竟还没有直接“动了奶酪”，取缔了其既得利益，对抗还是在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下进行，故阻力相对少些。不仅如此，哲学变革的政治意图不仅隐蔽，甚至还可能导致误读，被革命的对象所包容。德国的专制主义统治者实在想不到，引领德国哲学变革的“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然而实际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确是货真价实的颠覆性的革命思想，一经点燃，便如火山爆发。由此看来，正是哲学变革的这种曲折隐蔽性，使得意识形态充当政治革命的先导，具有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其二，哲学能满足以理入心，润物无声，长期积淀，再造民心的需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意是最大的底牌。在一般情况下，民意、民心是由统治思想营造和支配。因此，要实现夺取政权的革命变革，须要再造民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撬动统治思想赖以支撑的“道统”，即最深厚、持久起作用的维系特有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观，而这些核心价值观正是人们把各种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的秘密通道。但是，要从人们的思想深处变革其原有的观念，是一件极其细致且耗时的事情。“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只有轰轰烈烈无济于事。必须靠变革了的哲学思想长期浸润，细心打造，经过反复的碰撞，才能积累起足够的革命能量。这就是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大革命先导又一原因。

意识形态以非政治化方式开辟道路的规律，要求我们必须特别警惕非意识形态化幌子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尤其是哲学世界观的斗争。无论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还是防止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哲学世界观都首当其冲。

（二）垄断精神生产以牢牢占领道德高地

意识形态实现其政治功能的途径，就是通过垄断精神生产把控道德制高点，使人们把本来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价值观，认同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马克思对此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即“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人们是如何把社会的统治思想“塞进自己的头脑”的？

西方意识形态把被误认的社会统治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归结为自发的人性，或人的“自然状态”，借此宣扬资本主义不可超越，此即哈耶克概括的所谓“自发自由”。它由此制造了人的“自发状态”的两个假象：一是“真空的我”的假设，把自发状态描绘成思想上的真空状态；二是“本原的我”的假设，把自发状态描绘成超越全部社会历史发展的“本真状态”。

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假象，是因为这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伪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常人的头脑不可能是真空状态，也就是说，都要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某种哲学世界观的支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5也就是说，要么自觉地用科学世界观武装头脑，要么听凭世俗眼界和时髦观念的摆布，二者必居其一。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存在离群索居、脱离社会历史发展作为“原本的我”这种抽象的个人。人的自发状态，除了某些动物的本能，主要是社会“统治思想”的历史积淀。马克思科学地破解了“获得政权的阶级为什么能够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上升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一难题。原因在于“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6但是，什么是“精神生产资料”呢？为什么它会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呢？一般地说，精神生产资料就是借以生产思想的客观手段，包括知识的占有和相应的资金支持，这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加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统治阶级不仅垄断了脑力劳动，而且专门分化出从事意识形态生产的职业思想家，因而精神生产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就势在必然。特殊地说，精神生产资料依托物质生产资料占有的现状，因而具有财富创造上的话语优势，从而占领了道德高地并获得了以财富创造为基础的合法化知识。意识形态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见，事情是这样的：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来自其对精神生产的支配权，而精神生产支配权的获得则植根于其作为财富拥有者而具有的利益正当性，根源于其支配物质生产资料而对于物质生产所具有的支配权。统治阶级依靠其在物质生产上的支配权，通过支配精神生产资料占据道德高地，是其建立思想统治的根本途径。所以，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与其作为社会财富的支配权相一致，最根本的话语权就建立在财富主人的归属上。“谁养活谁”的答案决定了道义制高点的归属，也决定了思想统治权的根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无所有的现代无产者”与垄断了全部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打道德“官司”毫无胜算。唯一的出路是通过科学理论占领历史制高点，在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合理性基础上摧毁资本主义的道义基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叫科学社会主义，而不能是“价值（或伦理）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正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现代无产阶级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代表，是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才从根本上颠覆了资产阶级的话语权。这是先进的科学意识形态发挥历史促进作用的典范。

意识形态以垄断精神生产营造全社会的统治思想的规律，揭示了任何国家的精神生产都不会是“非意识形态化”的自由状态的事实真相，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管媒体、党管意识形态；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报刊舆论，要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或马克思所说“人民的慧眼”）；要理直气壮地批判抵制西方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一类谬论，建设好社会主义思想舆论阵地。

（三）解密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

意识形态之争，归根到底是政治权力的道义制高点之争。就价值立场而言，全人类的立场无疑是最高的道义立足点。因此，意识形态作用的重要体现，就是抢占人类共同价值的制高点。各种意识形态的共同之处，就是必须把阶级性上升到人类性，因为“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现实的普遍性领域”，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立足于抽象的人性论。

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打出“人的解放”旗帜，以人类和全社会的代表自居。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是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都必须采取的立场，而且是基于革命阶级（即使是剥削阶级）的革命要求在当时的确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心声这一历史事实。但是，剥削阶级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是短暂的，在其成为统治阶级后自身的特殊利益便迅速膨胀，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严重对抗，其意识形态继续固守抽象的人类性话语，便迅速堕落为“虚假的意识”了。

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企图通过否定其阶级性而标榜人类性，不仅虚伪而且无理，无法科学解码人类的价值共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无可否认的两极分化，充分说明抽象的人类共同性在现实中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科学的人类立场。与资产阶级蓄意掩盖阶级对立的抽象人类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立场是“现实的人类”，即以先进阶级为核心的代表绝大多数人现实利益和发展要求的人民立场。它包含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大多数个人，但不能归结为个人；包含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大多数个人利益，但不能化约为个人利益。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谐、法治等，就不再是虚假的观念，而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而不断实现的历史过程。人类的解放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将在这一过程中融为一体。

意识形态以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取向构建道德高地的规律，揭示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这一客观事实，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善于把阶级性话语和人类性话语统一起来使用，确保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在人类性话语上握有主动权。

（四）理想信念的坚守决定意识形态的命运

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最集中表现就是通过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激发群众创造历史的激情。因此，现代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有三个支撑点：其一，理想性。对超越现状的理想追求，是激发人们创造热情的基本动力。能否保持这种创造未来的理想，是一种意识形态成败的关键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以来广为流传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主要的根据就是认为意识形态再也不能激发人们的理想热情了。因此，理想信念问题是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严峻挑战。

其二，人民性。现代意识形态真正道义基础在民意、民心，这是它全部努力的立足点。尽管在伟人和群众关系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公然蔑视人民的意识形态肯定是作茧自缚，自毁前程。马克思主义超越其它意识形态之处，就是它能够科学地阐明人民性，因而决定了其具有无比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

其三，批判性。批判性是意识形态凝聚人心，激发理想信念的主要方式。批判不仅是识别抵制错误社会思潮，也不仅是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而是思想魅力和理性力量的集中体现。通过意识形态发动引发的人民革命不仅具有破坏旧世界的作用，还有建设新世界的强烈冲动。能否解决好革命与建设，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也是意识形态力量发挥的关键性问题。

意识形态通过理想目标激发人民热情的作用规律，揭示了理想信念问题是意识形态功能的核心。理想信念的失落，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解体，将导致整个时代的覆灭。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保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与革命年代相比，难在哪里？

其一，激发理想热情的时间动力减弱。革命时期日新月异，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是新事物层出不穷，旧事物纷纷衰败。所以“时不我待”，催促人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很强烈的震撼力和激励作用，让人们容易保持一种理想追求。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合理化”过程，照章办事、按规则出牌使得生活在本质上是没有“奇迹”的简单重复，难以激发人们的理想激情。

其二，支撑共同理想的共同利益基础削弱。革命时期整体利益非常突出，“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人们随处可以感受到，共同理想因而具有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下的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利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总的态势是利益日益多元，个人利益不断凸显，整体利益不断削弱。如何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同利益基础，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其三，确立理想信念的立足点有所偏移。革命年代人们是面向未来激发出理想信念的力量，就是要为大家以后能够过上好日子，为子孙后代造福而投身革命。这是真正用理想之光，照亮“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改革开放下的现代化建设时期，人们更看重的似乎是“当下”，要过好“自己的每一天”。为现在过好而奋斗的动力，遮盖了为未来而奋斗的冲动。如何理直气壮拒斥共产主义“渺茫”论，让理想信念教育真正卓有成效，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风险形成的规律以对症下药

所有的重大风险，都是就其对于国家安全的危害而言，因而都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具有不同于其它领域的重大风险的特点，就在于它起源于思想，引爆于政权颠覆，往往出乎意料，来得突然。也就是说，它往往在起始时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政治意图和危害只是在被引爆的“瞬间”才集中显现，而此前似乎完全可以与现有的政治秩序“和平共处”。但风险一经形成，就会让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正所谓“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意识形态风险的可怕和危险正在于此。

（一）“灰犀牛现象”生动体现了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特点和发生规律。

大家都承认灰犀牛危险，可由于它体形庞大，行动迟缓，人们又一般意识不到威胁，往往容易熟视无睹，疏于防范。殊不知，灰犀牛一旦被激怒而发起攻击，就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人们猝不及防。“灰犀牛现象”可怕之处在于人们理性预判的危险和经验观察的现象存在的反差，致使丧失对其蕴藏的重大风险的警惕，甚至把疏于防范视为当然，把“大概率”当作“可能不会”的侥幸心态，因而容易出事且不易从中吸取教训。“黑天鹅”现象表现了与必然性没有直接联系的偶然性，而“灰犀牛”现象则表现出遭遇遮蔽的必然性。两者都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重大风险。“灰犀牛现象”形象地展现了意识形态风险的特点，即集“一万”和“万一”于一身，往往在人们普遍熟视的“一万”假象中凸显“万一”，从人们“不觉”的心态中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意识形态的最大风险在于人们往往身处险境而不察，深受其害而不觉。意识形态风险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源于思想，争于人心，斗于舆论，立于制度，隐于量变，显于政治。

意识形态风险由于其思想性的起源，使得人们不易警觉，不易关注，也不易准确把握。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人们大都习以为常，“君子和而不同”嘛，往往不愿意较真甄别；对于社会思潮，尤其是学术思潮，人们喜欢“赶时髦”，以卖弄点新词新语，不善于从政治上加以分析；对于个人世界观，人们习惯“秘而不宣”，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世界观都视为敏感问题，甚至还怕说多了“极左”，难以认真开展。应该说，意识形态风险因此而有很大的藏身空间。

争夺人心方面有两个层面：一是利益层面，尽管我们现在还需要努力解决“先富帮后富”，逐渐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全体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不争的事实。就此而言，我们的党、国家是得人心的。另一是价值观层面，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还不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还很大，从“为自己活”“活在当下”“快乐每一天”这些流行语就能看出。问题在于如果价值观层面出问题，最终会颠覆利益层面的制度认同。现在一些人享受着社会主义的好处，却不认同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明证。正所谓“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价值观领域争夺人心的风险始终存在。

由于意识形态风险往往以学术思潮、影视作品、流行时尚的方式表现，政治、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相互交织，理论是非边界模糊不清，容易使人产生畏难情绪，一些领导干部往往不愿意蹚这趟混水，觉得吃力不讨好，因而避而远之。尤其是艰涩难懂的哲学争论，恍如隔世的历史研究，“我注六经”的典籍训诂，在常人看来，不仅与政权的争夺挂不上钩，甚至同自己的生活也关系不大，因而不易引起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至今难以真正落实到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潜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风险。

意识形态风险由隐到显有较长的聚集过程，人们看到的几乎都是量变，因而习以为常，容易见怪不怪，麻痹大意，安之若素。而一旦风险爆发，就会措手不及，甚至惊慌失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几次“动乱”，都是由于只见量变，不见质变，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积累而泛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邓小平因此告诫全党：“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7

习近平总书记常说，意识形态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必须从这一重大判断出发抓意识形态建设：其一，严格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旗帜鲜明批判、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意识形态看似文化争艳、学术争鸣、价值偏好、习俗风俗等，与国家政治安全相去甚远。实际上，把握学术观点和政治原则的界限尽管很复杂，但是否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则是根本判断标准。只要最终落脚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思潮和错误观点，都必须坚决批判抵制。

其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精神，在思想舆论战场敢于亮剑，善于斗争。针对争当“雅士”“爱惜羽毛”，鄙视“战士”，逃避“斗争”的倾向，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而是政治立场的根本蜕变，是极其危险的政治变节。他不无担忧地指出：“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8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诋毁、逃避思想舆论斗争，就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场逃兵，就是在决定胜败关键时刻的贪生怕死。

其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责任制，使之真正成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9把意识形态工作党委主体责任制度化，使得这一工作的任务明确，职责分明，没有可以任意模糊、相互推诿的空间。

（二）哲学世界观成为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来源和聚焦点

改革开放条件下，意识形态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迅速聚焦在哲学世界观上。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其中，哲学世界观是基础。能否坚持科学世界观关系到党的政治根基，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科学世界观，就没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就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坚持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思想基础。

从历史经验看，人们公认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而较少看到，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科学性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准备。历史的教训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是否坚持这一根本制度，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

从现实危险上看，国家范围内我们正在经历着苏联解体前的意识形态风险，即刻意消解辩证唯物主义、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人民哲学变成个人主义哲学。这股风之所以在我国来势凶猛，就由于它打着“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话语”的幌子，并与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相联系，与对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转向，破除普列汉诺夫和苏联教科书的解读模式、破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主义解读相联系，与吸收西方现代哲学的最新成果如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哲学等相联系，似乎具有充分的历史和学理依据。于是，在一片叫好声中，随着“实践哲学”的泛滥，不讲客观规律，不讲人民主体，不讲改造世界观成为哲学的主导声量，而多元论、相对论、不可知论及抽象人性论等表达个人主义哲学的观点则成为时尚。个人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自我中心、去中心化，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做到“两个维护”的理论立场格格不入。

鼓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转向”造成了价值观上的严重混乱，打着“知识分子独立性”和精神自由的旗号，个人主义在高校及机关事业单位等大行其道。针对“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表达所谓“启蒙精神”和“知识分子独立性”，成为今天屡见不鲜的现象。在拉抬“启蒙精神”的同时，恶意贬损“雷锋精神”，把学雷锋诬称为“反现代化、反文明运动”。不少高校教师把陈寅恪“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作为最高座右铭向学生灌输，把不问政治，不依附任何社会力量作为个人的最高的价值追求，包括一些国家主导的重点教材都存在类似观点。许多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正是在这一观点的支配下，去唯物论，否定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否定哲学的党性原则，否定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等错误观点愈演愈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受到严重障碍。把学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倾向大肆侵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非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有所抬头，而且还自诩为“学术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力图主导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偏差：在片面强调存在和实践的“内在统一”的基础上，否定了客观自在的自然界和自然辩证法，抽空了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在片面理解实践的多元统一和真理相对性下，反对所谓“两极对立的思维”，否定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军对垒，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和客观真理；通过以“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否定唯物主义反映论，实际上否定了主观符合客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最为可怕的是，此种状况并没有引起许多领导干部的重视。当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时，许多同志只是作为一般的理论学习要求，根本没有从防控意识形态风险上去联想。

（三）最大的意识形态风险来自共产党内部的骄傲自满和自我腐败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党自身的状况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得失成败。历史经验证明，党自身的腐败是最大的政治风险，开放程度越高，党自身拒腐蚀的压力就越大。说到底，骄傲自满是诱发腐败的内因，改革开放是诱导腐败的外因。

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容易骄傲自满。首先，胜利面前容易骄傲自满。胜利之所以容易骄傲自满，就在于陶醉于已有的成绩，失去了需要努力再奋斗的目标。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顺利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后正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但是，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只是阶段性的成果，相比未来的胜利还是相对渺小的，不容陶醉。这正是我们党在胜利面前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原因。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夕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全党，理由就是“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10胜利之所以容易骄傲自满，就在于成就掩盖了风险，使人容易麻痹，尤其在“糖衣炮弹”面前丧失抵抗能力。防止被“糖衣炮弹”打败，成为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始终面对的考验。

其次，和平环境容易懈怠和安于现状，这是自满情绪在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表现。精神懈怠实际上是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缺乏革命斗志的表现，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精神懈怠会导致政治方向迷失，生活奢侈腐化。因此，在经济顺利发展，生活不断改善的时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骄傲自满的根子在目光短浅、思想偏狭，功夫必须下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建设上。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只有自觉遵循和利用客观规律，从必然中获得自由，不断促进革命变革和创新发展才是具有远大前途的社会力量。这就从世界观上根除了骄傲自满。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11加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教育，加强世界观的自觉改造，是今天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主战场。

防止党的腐败必须彻底刹住贪腐之风。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紧紧抓住了两股贪腐之风：其一，经济贪污之风。1982年，邓小平严肃指出：“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12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3

其二，思想腐败之风。这就是羡慕西方社会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极力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向“全盘西化”方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认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他明确提出：“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 14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风后来还是刮起来了，而且至今没有绝迹。防止思想腐败是今天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根本所在。

三、必须遵循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规律以获取主动权

意识形态风险虽然较之其它重大风险更具有隐蔽性、曲折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但我们根据前面所阐述的意识形态作用规律和意识形态风险形成规律，可以从中把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关键点，以此为基础研究其中的规律。

（一）坚持底线思维，争取做到有备无患

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最具原创性的哲学方法论之一，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有防范重大风险的忧患意识。一般地说，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还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局部事业，都存在着各种尚不可意料的风险，都具有不可预测的可能性。特殊地说，新的历史起点的特点之一，就是前所未有的百年大变局蕴藏着大风险，我们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底线思维就是对于各种风险的最有效应对。

坚持底线思维有三个要件：其一，筑牢底线，从最坏处准备，增强政治定力。尽管意识形态风险看似飘忽不定，实际上作为重大国家安全的政治风险，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根本颠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如唐僧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就是要吃“唐僧肉”。据《纽约时报》2020年1月30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对此直言不讳：“美国担心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中国的制度。”并露骨地叫嚣：“虽然我们仍须对恐怖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但……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一底线，就有了做最坏可能性准备的客观依据，有了评价各种事物真相的客观标准，就能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

其二，预测风向，防微杜渐，增强政治敏锐性。底线思维需要有前瞻性，把问题想在前面，充分预测各种可能的结果，因而对于意识形态风险的防控特别有效。善于“辨风向”是我们党前瞻性思维的一个创造，由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凤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凤，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谣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这里充满辩证法：风有好风、恶风。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而恶风大作则“屋倒，人倒”。风有大中小，大风易辨别，而“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则“最不容易辨别”。习近平总书记在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也总是要求全党努力辨别风向，把握大局，化危为机，争取主动。

其三，抓住根本，做好自己，增强政治自信。底线思维的重要特点，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守住事业的根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应运而生，横空出世，以雷霆万钧之力，势不可挡之态，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愈挫愈勇，战无不胜，就因为她“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15抓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根本，是我们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本保证。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制度创新是防控风险的可靠屏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防控意识形态风险的强大保障。我们必须创新和完善这一根本制度，真正发挥其制度优势。首先，解决意识形态制度化的理论定位。一是性质定位，即意识形态是实现党的领导权的重要组成，因而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这一定位决定了意识形态制度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体系的有机构成，决定了它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6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政治领导权的本钱。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总之，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兹事体大，马虎不得。

二是责任定位，即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把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主体责任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落实。把意识形态工作党委主体责任制度化，使得意识形态工作由“软”变“硬”。首先，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明确，职责分明，没有可以任意模糊、相互推诿的空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思政课教育主阵地的建设，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的确立，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工作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推进等制度性设计不断形成和完善。

三是任务定位，即确定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为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奠定制度基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信仰追求，维护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任务。具体展开，则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五项使命，充分证明了这一根本制度的重要性。举旗定向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头等大事。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方向错了，必然满盘皆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离开了人民，肯定是一事无成。因此，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凝聚民心是最高的政治使命，也是全部意识形态工作的落脚点。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个需要很多代人接续奋斗的长期事业，需要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听党话、跟党走的接班人。因此，培育时代新人事关千秋万代，是我们事业的未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又是国家“软实力”的基础。展示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是实现国际影响力和时代引领力的重要形式。我们要展示当代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作为开放、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作为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大国形象。

其次，在制度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发挥制度优越性。这种创新表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学习制度，即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在教育人民上下功夫；二是监督制度，即不断消除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体系的死角，确保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

学习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建党思想，是践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的核心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全党同志要跟上时代步伐，不能身子进了新时代，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看问题、作决策、推工作还是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17 把从理论上说清楚重大政治问题摆在理论学习的突出位置，今天要特别说清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及“两个确立”的理论根据。“理论不清醒政治就不坚定”。要真正从理论上说清楚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于西方的政党轮替的多党制；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为什么优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导向为什么优于西方的个人权利本位；通过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为什么比听凭“良知”“人性”摆布更符合人的发展要求，等等。在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不能照本宣科，似懂非懂，而要从理论上彻底弄通。在说服别人前，先说服自己。学习要真正打通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的联系，使党的政治建设真正达到理论自觉和思想统一，把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落到实处，把坚定理想信念奠立在理论自觉上。

加强对“关键少数”世界观状况的考察。对于“关键少数”，世界观决不是无关紧要的纯粹私事。它不仅关系到个人政治立场是否自觉和坚定，还关系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高度重视。今天党内一些同志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不坚定，不自觉，就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牢固，陷入了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泥淖。在个人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心史观从根本上说是个人史观，唯物史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史观。私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度的哲学基础就是自由个人主义，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观基础和理论底气就在于人民史观。没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人民史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像沙滩上的建筑，思想根基是不牢的。脱离人民，思想腐败都是从个人主义膨胀开始的。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员的终身课题，对于“关键少数”，就要始终围绕着个人与人民的关系把自己真正摆进去。

加强新形势下舆论斗争应对的考察。要在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大思想斗争历史经验基础上，把准今天西方对我意识形态渗透的新特点，掌握具有新的历史特点思想舆论斗争的主动权。从反“和平演变”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到防止“颜色革命”，充分表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思想领域的斗争始终交织着重大政治原则、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研究观点，往往难以分辨，需要划出明确的边界，统筹旗帜鲜明和学术繁荣；既要最大限度地弄清问题，批判抵制错误思想倾向，又要最大限度地团结同志，统一认识，不随意上纲上线。

就防控意识形态风险的监督制度创新而言，我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纪检监察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包括派驻纪检组和巡视制度。这一监督制度最为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对各级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进行政治监督，包括意识形态主体责任的监督。这个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自我监督的创新方式，扫除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一些死角，真正落实反腐败的全覆盖、零容忍。

（三）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以党的自我革命应对各种重大风险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始终清醒认识到加强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这是我们应对一切严峻挑战的本钱。我们需要真正弄懂的是：第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创新性在于，把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我们党之所以具有其它任何政党、历史集团和圣贤精英都不可比拟的强大自我革命的动力，就因为这种动力不是来自抽象的道德律令或道德人格，而是来自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所必须战胜的种种艰难困苦的客观需要，来自领导人民实现伟大社会革命的党所必须具备的品格的内在需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制高点，我们就不会为眼前的成功所陶醉，也不会因各种风险挑战而转向；传承发展了5000年中华文化的精髓，肩负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厚望，我们就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和永不枯竭的创新源泉。

第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最大特色是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永恒课题，具有“刀刃向内”的自觉和勇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确立了真假共产党、真假共产党人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杆，使我们永远不偏离建党的正确方向。这一标杆的确立，使我们能够不断辨识在不断扩大开放的前进道路上，哪些该变，哪些一定不能变；哪些改变是进步，哪些改变是变质；哪些是必要的妥协，哪些是根本的背叛。这对于防控重大风险至关重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确立了辨别真假问题、真假差距和真假落实的尺度，使我们能够不偏离问题意识的正确导向。提出真问题，找到真差距，做到真整改，前提是找准问题。把现代化和革命对立起来，坚持党的领导和民主法治对立起来，发展个性和服务人民对立起来，都是曾经长期困扰我们的假问题。要排除干扰，抓准问题，就必须从党的生存基点上直面问题，提出问题。

第三，立根本，补短板，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党建的首位。革命年代，由于党员大都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加上党一成立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没有理论储备的过程，故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毛泽东因此在1938年就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8刘少奇、张闻天等也先后指出，由于理论素养较为薄弱，我们党容易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发生偏差。在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虽然党员的文化水平有了根本的改观，但受利益分化和“工具理性”膨胀的影响，理论兴趣淡薄仍然是党自身存在的重大问题。

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目的在于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而是我们的立党之本。只有先进才能领导人民，只有纯洁才能代表人民。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就可以使党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先进性；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就可以使党保持党性上作风上的纯洁性。

在不断扩大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面对现在仍主要由西方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其毫不掩饰地信奉“经济人”假设，推行“合理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并以此制定市场的游戏规则。我国必须面对这一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宣传导向和经济建设导向不一致的情况，即宣传中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导向。其结果，就是党的政治建设空泛化，“两面人”现象增多，社会主义制度形同虚设。此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对于西式“民主”制度有十分深刻、透彻的揭露，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制度的实践经验却只限于“巴黎公社”，缺乏完全、长期的国家实践经验。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对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重大政治理念，还是长期停留在思想批判功能上，没能解决可操作性以落实到国家制度的建设中。因此，建设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制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克服宣传导向和制度导向“两张皮”。如何抓住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关键性问题，真正把党的自我革命落实到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首位，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

我们破解这一难题的成功之道在于：毫不含糊地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制度建设上，即让“关键少数”发挥率先垂范的关键带头作用，而决不能让其成为享受贪腐豁免的“特权阶层”；让共产党员成为公私分明，在关键时刻勇于牺牲、敢于奋斗的先进分子，而不能满足于当“利”字摆中间的“凡人”；让全社会形成是非分明、健康向上的精神氛围，不能让“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社会现实，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利己主义者横行。

一是把对党忠诚，净化政治生态，清除“两面人”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制度化价值基础。习近平反复强调：“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要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促进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净化政治生态，及时清除两面人等政治隐患，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19这一根本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价值观要求，这就是“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20。最大的人格分裂，就是在理想信念、党性锻炼上的“两面人”。必须把对党是否忠诚，严禁任何形式的分裂、动摇，作为考察干部的首要标准。

二是把“为人民”作为公务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制度建设始终要下大力气解决的根本价值导向。“为人民工作”还是“做官”是每个公务员的“必答题”。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郑重地提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21这决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习近平对此解读为共产党人必须执政为民，不负人民：“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22“群众在干部的心里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23“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24。把人民摆在心中最高最重的位置，是人民公仆的本色，但要做到极为不易，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将其作为识别、考察、使用干部的客观依据。这就是说，要在党员干部和全体国家工作人员中形成一种毋庸置疑的共识，即选择了人民政府的“为官”，就必须断了个人的发财梦，并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利益。以这一共识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就要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不能够成为个人谋求特殊利益的工具。

当然，也要划清一个基本界限，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广大国家工作人员都既是国家权力的履行者，同时也是社会职业的从业者。也就是说，只要不涉及以权谋私，任何人都有权享受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获得的物质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在关键时候的无私奉献，应该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得到相应的回报。这里的关键在于，就奉献者的动机而言，应当心无杂念，不求回报；但是对于国家制度，则必须以各种方式对此加以肯定，才能长期坚持。对于一心为公的先进分子，不仅要坚决维护其合理的个人利益，而且要根据共产党的用人政策，在提拔、使用和精神鼓励上加以肯定。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7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15页。

9《强起来！习近平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划重点》，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08/23/c_1123317591.htm。

1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