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随风潜入夜，润物要有声

【编者按】前段时间，应教育部思政司邀请，出席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题培训班并做主题报告。现将报告内容整理转发。

同志们，上午好！首先感谢教育部给予的机会，在座的各位都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能手，而我是一个外行。听说这是一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培训，我就有压力，因为好多年没有在高校工作，我讲这个合不合适？

后来我想一想，我这一辈子，前半生还就是一直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今早意外看到一张70年代的照片，是一个网友发来的，我算了一下，46年前，这是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我十九岁，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班子成员一起搞发展规划时在麦地里照的照片，这其中有一半多的人已经去世。从那时候开始，我认为我都是在做事情的。实际上，领导工作就是思想工作，党政领导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就是在启迪人动员人的精神力量，汇聚凝聚力，共同为一个事业奋斗。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势，也是我们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倒敌人、克服困难的最重要手段。在延安时期，我们党不是一开始就很强大，思想政治工作也不是一开始就很强大，那么，延安时期我们为什么要搞整风运动？王明，从苏联回来的马克思主义专家，脑子好，看书也多，强大的很。他每次给干部上课，抱着马列主义的书先背一大段，然后让大家下来看书。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延安时期的干部都认为王明是有理论，毛主席是有实践，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而王明的这个理论是条条，只是教条的释义，是和我们中国革命实践脱节的，是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把这套理论照搬过来，想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比如，当时有一件事情就很棘手，我们要与国民党要形成统一战线，他就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把一切权利都交给国民党，我们就是服从，所以，在延安时期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依此决议：“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可那时国民党恨不得把共产党吃掉，那么这个观念就是不行的。当时一共有五个地区的好多基层干部，也包括习仲勋、马文瑞这些地委书记，他们和国民党政权都是有交叉的。比如，马文瑞同志在庆阳县是我们的地委书记，而庆阳县西峰镇有国民党的专员，双方经常发生摩擦，那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就是通过国民党的，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所以，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会从本质上对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我们很快就纠正了，就是毛泽东主席讲的：“斗争中求团结，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历史？1989年两乱，小平同志非常语重心长地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形势很好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两乱，这是始料不及的。小平同志在冷静地回顾工作以后，说我们这些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是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不是随随便便讲的，这是小平同志非常痛切地讲的一句话，因为两乱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在国际方面的影响很坏。这是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非常薄弱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青年教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些不懂中国历史的人、还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利用课堂传播了一些不应该传播的思想、不应该讲的言论、不负责任的观点，在学生中间引起了误导，给学生造成了很多模糊的认识、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本身的一些缺点、社会和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负面东西无限地放大。天安门不是出现了动乱，但是定性为动乱和暴乱，现在就叫两乱，之后是愈演愈烈。我们进城时也听说发生了冲突，甚至死人。由于我们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这几乎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几十年后阴影犹在。所以，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哪里去了？我想提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最强大的武器，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改革开放40年过去了，这个优势还在不在？

所以，我跟多年从事思政工作的同志说，我对你们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为什么呢？前几年，因为我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北大马克思主义小组请我去讲一讲马克思主义，我特别高兴，在北大这样的学府讲马列主义，我很愿意，并且还结合实际做了一些准备。我想肯定是在百年讲堂，因为有一年我在百年讲堂参加拙作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诗歌朗诵，效果非常好，当时学生都是买票进去的。结果我去了以后，没到百年讲堂，却被人带到了另一栋楼的地下室，一进门看到墙上贴了一张马克思像，直接拿胶水贴的。我问会场在哪里？他说就在这里。我问学生在哪里？有两个接我的学生说他们马上进来。我说有多少人？他说有七八个。我当时想这个课还讲不讲，我一想，要讲，七八个也不少。我想起了当年北大是什么地方，是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李大钊他们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了几十年，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现在在这居然转入地下了。孩子们跟我说：“忽老师，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学们知道以后会骂我的，甚至有人会打我的。”我当时心里就非常不舒服，刚开始我还不想讲，后来我想这门课太重要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地下工作者，跟他们一起偷偷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们：“同学们，马克思主义不是迷信，它是科学；它不仅是政治，还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甚至是一种工作方法，是做人的辩证法。”“它告诉你看问题要全面地看，要联系起来看，要发展地看，要辩证地看。学会了辩证法你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认识会接近于客观，不会碰大钉子。比如，你从北大毕业到一个单位后，首先要想着我怎么站住脚；我怎么站住脚，就是要融入环境，处理好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怎样认识自己，怎样认识别人？”不要以为这是极左的已经过时的理论，它是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我要让同学们知道它很重要。为什么有人对信仰马列主义反感？因为他们对马列主义有误解。所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我写了很长的一首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迷信》。总书记在我发表前的一两天，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揭牌，说明他对我们的教育现状了解得很透彻。

目前对中国现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40年前是经济，目前不仅是经济，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政治上不出问题，中国就没问题。政治上一旦出问题，经济再发达，也会出大问题，我是这么认识的。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两会总书记六次提到“五大发展理念”，最突出的一次就讲了思想道德教育问题、文艺界和社科界的责任使命问题。两会刚完，总书记又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座谈会上讲他现在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即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书记讲得非常好，这个问题要再不抓紧的话，两乱还会出现一次。因为去年在广东就出现了，一个号称学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学了点皮毛，就用马克思主义来反马克思，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毛主席讲过，反对我们事业的，对新中国充满仇恨的那些人还在，心不会死，他们肯定要和我们争夺下一代。帝国主义的预言家，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身上。那么第三代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就对第四代第五代做文章。如果进行长期渗透，这种策反效果还是有的。比如，我们了解到，前两年有些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在敏感的日子可能在王府井集会，安保部门进行了重点关注，各学校都加强了管理，结果那天没有搞起来，却意外地在那碰到了美国大使，这就说明他们比我们还重视。这些国家和我们的摩擦表面上体现在经济方面，实质则是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在经济上的表现。所以，这是我要传达的一个意思，我觉得教育部开这个会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面临着政府清廉的问题。今天总书记在文艺社科界讲话中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要政治清廉，而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共和国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的，我们不能让国家褪颜色。

现在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传达知识，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要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培育高尚的品格。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知识的接受和学习是终生的，现在的社会不像过去那样，一个人大学毕业后就可以一辈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我父亲是学水利的，他一辈子就在水利战线上运用他的专业知识，那时专业性很强，边沿非常清晰，而且专业发展很慢。现在学习的内容是丰富的，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有了正确的方法论，有了高尚的品德，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领域，只要受过高等教育，基础知识扎实，你都可以很快成为行家能手。教育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一个高尚的人，具有人的意识的人。总书记提出文艺界要守正，要培德。我们过去的文艺创作被认为是搞假大空，为服务改变创作方法，好多作家就开始自我化地写作，空前膨胀。而且写自我，就是把一个人降低到野兽的层面上，因为人和野兽之间还有好多东西（比如欲望）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是把人降成动物来写，而且美其名曰这是写人性，其实是在写兽性。把兽性放大了来写，是对人性的一种最大的践踏。所以，我们的文学目前是这样的状况。但人之所以为人，是人有动物没有的精神层面。这些年来，教育在知识传授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特别是我们这支队伍，一直在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上艰难地拼搏。

昨天教育部思政司的同志介绍说这支队伍是最可靠的，因为人选都是最顶级的，他们在这个岗位上，长期经受了各种考验。这些人将来都是高校党的方面的领导，所以我首先对大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可以说，你们走在斗争的最前列。刚开始总书记谈四个斗争是伟大斗争，讲到伟大斗争的时候，有的人不理解，说还伟大斗争，好像过去也听说过这样的口号。有些人还让我们把国歌中的词改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再看这句词多么符合现实，是不是最为现实的？美国利用贸易摩擦步步紧逼，完全是不讲道理的。我们总书记用太极来阐述：你谈霸权主义，我谈国际；你谈美国利益，我谈世界利益；看谁高。你不是要当世界霸主吗，我团结全世界的各民族；我从来不讲什么贸易摩擦，你能闹得过吗？其实我们给学生讲，形式一定要讲透，不要把美国人那点本事说得太大了。中国人一勒紧裤腰带，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最近是要过紧日子。对别的国家来讲，因为人少，过紧日子没多大意义；中国一强调过紧日子，办公经费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压缩，钱有的是。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加强党建，从严治党，这事看得很准。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800万大军还打不过我们？因为它的内部烂掉了，那还了得！我们在战争中死了多少人？没死几个能数出来的将军！而且这些将军去世以后都被命名了所在的县，如左权县、志丹县。现在刚开始反腐，将军就倒下去很多个，这就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薄弱、全面放弃。有人和我们争夺接班人，我们一定要有敌情观念，要有斗争意识。阶级斗争不是全面的，但是它是存在的，事实证明它没有不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讲不争论是有道理的，现在还讲不争论，那就是太糊涂了，40年前和40年后不是一个情况。我刚才在餐厅吃饭时，看了下书架上放的书，放的是李嘉诚的《我的思想理念》，一个资本家能有什么高尚的思想理念？除了想办法赚钱以外，还能想到更多吗？金融危机一来就跑了，对不对？如果这种思想理念都传播到每一个人，那不成人吃人的社会了，还有没有公理？这就是资本主义，谁有钱谁就可以弱肉强食，这不是理想的社会，我们才要闹革命把它推翻，对不对？吃饭，就是要耕者有其田，向着劳动变成必须要按需分配这个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现在有时候会想，从物质上来讲，我们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为什么？两个条件都具备，第一是自助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不是按需分配吗？然后，不让你上班你就难受得很，劳动变成第一需要。让我们在座的马上退休，哪一个愿意？劳动变成第一需要，物质上是按需分配。这两条我们今天都有。尽管层次比较低，但我们还是朝这个方向在走，对不对？所以，一定不能失去信心。

孙中山讲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肯定的。有时候局部会出现曲折性，所以，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了解党的政治工作，它是我们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做人思想的最强大的一种手段；而且它永远不会过时，它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会退一些，让我们的业务、我们的物质能够发展。但是你要求的这些没有思想认同，那么组织和引导发动就干不成。像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没有统一的意志，那是很可怕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意志，就是一盘散沙。国民党时期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没几个，我们多少人任人宰割；是任人宰割，这不是形容词。现在颠倒黑白很厉害，已经把蒋介石说的伟大的不行了。我那天很严厉地对有些年轻同志说了分量很重的话，他们歌颂一个人，说最近用蒋介石日记，很雄辩地证明了蒋介石还是很好的。我说，错了，我们在衡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和大的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看小节，要看大节。什么叫大节？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态度、他的作为造成的后果。说起卢沟桥事变，我们都看过电影，知道有多么惨烈，为什么会那么惨烈？小小的日本有多少人？一个师团。我们有多少人？一个军！我们不光有一个军，后面还站着好多部队，蒋介石就不让我们打。不给你部队，最后就是全军覆没。上海抗战，根本就不是蒋介石的意图。是他们自己要打的，打完了就辞职，就不让当了。然后日本人吃亏了，很恼火，就去打南京，我们有一个师的部队在南京，已经防守了，外面压迫他们，日本人把城围了。这种情况，让我想到了伊拉克战争。部队在蒋介石的一纸命令下，全部变成老百姓不让抵抗，日本人知道你有部队，但不见了，所以他是见人就杀。我们不讲，但是我们现在要明白是谁造成的？如果真正打的话，一个师的部队在里头，顶着外围，把它包了饺子，全部歼灭日本人。那是我们的国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的沦陷。可见，这对我们的青年毒害有多大。

歪曲历史，把历史上伟大的说成渺小的。你看对毛主席的攻击、各种各样的否定。我每年都会写一首长诗歌颂毛泽东，中国人民的毛主席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毛泽东了，他是中国人民心里的一个伟大领袖，是共产党的化身。你要把这个领袖打倒，不是要把自己打倒吗？在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时候，一位高层领导人的夫人建议把毛主席从纪念堂弄出去，小平发了火，做了严厉的批评：“你考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自己要读历史，总书记提出了自己要修炼的建议，自己相信的事情，你说出来才能够说服别人，自己都动摇了，就没劲了。

对我国的历史，我推荐一本书，这本书是韩素音写的。韩素音父亲是四川人，母亲是瑞典人，他出生在中国，后来又到国外。她写的一本回忆录叫《伤残的树》。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深刻，那年传记文学学会评奖的时候，我看了这本书，推荐了也评奖了。她从晚清时期写到民国，把中国的积贫积弱写得真切，而且挺真实，不夸张，也不回避。举一个例子，她写到那个时期各地都在修铁路，发展经济，修铁路也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交通方面的一些设想。那时中央开放几条铁路请外国人帮着修，也是改革开放；那时不叫开放，反正没钱就请他们来修。各省，包括四川，派人出去学习，然后回来修铁路。韩素音的父亲就是那一批留学生，后来跟他母亲认识。他父亲回来后就在铁路上工作，铁路上的腐败就是咱们中国的代表跟外国人谈修铁路，出卖国家利益，出卖地方利益。你说就这么个国家，能有资本跟人家抗衡吗？中央政府的态度还不是那样的？一个贪官就可以把它出卖了。

所以，你了解了过去的中国、昨天的中国、前天的中国，才知道今天的中国来之不易，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将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伟大、光荣、正确。它有缺点，它有各种各样的失误，在前进的路上它还会遇到很多的难题，艰难险阻还会摆在前面，但它没有改变伟大、光荣和正确。咱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地讲事情，让青年学生知道什么是白的，什么是黑的，真正接受这个思想；你要用事实来说明，而不是空泛地说。那些所谓的青年教师早期给他们灌输的，就是把美国说的像天堂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延安大学校长从国外回来给大家这么做报告：这次到美国去（那时候很少的人才能去美国），喝了些凉水，吃了些生菜，看了些稀奇古怪。最后一排突然站起来一个教师，大喊一声，你不要侮辱美国！其实这个教师根本就没去过美国。他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认为美国就是一朵花。我们的校长很从容，我怎么侮辱美国了？我就去了，人家喝的不是开水，喝凉水；没点火，吃生菜，我们都是炒熟吃；看的东西咱们中国看不见，稀奇古怪。说得他没话说了，而且还给他举例子，你见过吗？这不稀奇，你见过吗？问的他哑口无言。我们一些青年教师没去看过，有些去了看得也不全面，甚至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回来说，你看人家多民主，人家多么好。有那么好吗？我去过好多次美国，美国有它的优势，制度优势，有它在制度方面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的历史和我们不一样，一共只有一二百年，国家产生的过程也不一样。我看过《华盛顿传》，华盛顿既不会指挥打仗，也不会做生意，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他被推上来了，实际上根本不会打仗，而且不愿意干这事。所以，他干一届就不干了。不愿意干或者愿意干，并不能说明好或者不好。不要以为想干就怎么样，毛主席想干不想干？毛主席第一次选主席，投了自己一票，那时候弄得满票不好意思，对不对？自己去投票，当国家主席28年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所以，我们有好多这样的思维，表面上看好像这事就很了不得，实际未必。表面上看一件坏事，它内里也有好的成分，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叫辩证法？我们叫总书记领袖，有的人就不淡定了，不习惯了。我说领袖怎么了？领子、袖子和衣服之间的关系，没什么过高的理由，没领袖的衣服就不叫衣服，是叫褂子，对不对？所以有领子有袖子了，它才叫一件衣服。

领袖和人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命运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领袖也不是很高，就是这么一种说法，就起着提纲携领的作用。一个国家总要有个领导人，总要有一种思想来统领，对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要讲这些，要针对那些模糊的认识，针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我们的消解来讲这些。为什么现在总书记直接主持召开一个教师座谈会？什么叫规格？说明他把这件事情看得最高。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提早着手，十年以后才能看出效果。现在放弃，十年以后也能看出负面效果来。孩子们精神上出问题，与教育关系很大。我认为凡是精神出问题的人都是比较自我的人。雷锋精神上出不了问题，他除了把自己奉献给别人以外，没有更多的想法。学生之所以出现问题，就在于焦虑。而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才会焦虑；胸腔打不开，阳光和空气进不去，特别难受。

我们当年上山下乡多艰苦，晚上12点钟了还在山上修路，12点钟回去还要开整档会。那时候我是支部书记，有时候开完会以后，几个干部还要讨论研究另外一件事情，一唠天就亮了，第二天还要精神抖擞地开始。因为我才19岁，我不睡觉，行。那时候我不知道累，一直很乐观，一直很满足。我们在延大上学也很可怜，那时候，饭堂就是会场，桌子下面是水泥地，吃饭，大家蹲在地上，厨师也不负责，土豆不削干净，然后切成片，我们吃完以后满地吐的都是土豆皮。我们当时就有口号，延大毕业走遍全世界都不会再感到艰苦。

毛主席在延安抗大讲课的两论精神，即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我在大庆工作的起家理论，这可以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非常好，为什么毛主席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其实就是跟王明一样的方法。毛主席成立了哲学小组，是当时很年轻的哲学家。每个礼拜六学习一次哲学著作，然后进行讨论。所以毛主席的理论，好多在延安时期就系统化了，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学习马列，然后做出中国化的归纳和总结。毛选中有134篇是在延安完成的。战争那么激烈，条件那么艰苦，毛主席还进行党的理论创作。所以，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同志也在党的七大做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讨论。

我们现在最大的失误不仅是对人民群众的，还有一条是对我们干部的，很多高级领导干部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克思主义。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在延安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书记接待江西省委常委和公安厅的一批客人。当时我不在，后来贺敬之贺老叫我去，他说最近有一个江西的同志来看我，说了一件事，很严重。贺老说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有人问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情况，我们书记居然说，你我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个啥样子，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个啥样子。他把文化大革命和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抢救运动插曲混为一谈，就说明他没有系统地了解党的历史。整风运动我们有明确的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普遍的教育运动，是教育干部。整风运动以后，我们接触过一些老同志。我原来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那一代老同志，包括县委书记一级的理论修养都非常高，自己动手的能力很强，写文章，写讲话，讲马列，那都是读的原著。现在很多人读书少，整风运动是啥他都不知道，还冒充内行。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不犯错误才怪，是不是？没有理论修养，世界观没有形成，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选择，或者是没有原则性，像这样的人如果掌大权那还了得。所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让学生在很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很好的时候，重点地读一些马列的书，读一些好书，特别是我们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建议现在的大学生还应该学习毛主席，毛主席的书确实从方方面面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大学生都读马列读毛著，我认为是应该大张旗鼓提倡的，不要把那些真理当成谬误，把胡说当成正确的。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学校首先要做好德育工作。我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不管干啥都肯定能干好。他有正确的方向、有崇高的理想、有坚定的信念、有牺牲精神；有牺牲精神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他不管干啥，都不会患得患失。

现在岗位上的领导都是一些插过队的，因为这是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一贯思想，这偏向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不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产生出来的想法，是他的一贯思想。他自己在上学的时候就搞社会调查，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长冈县的调查。他深入民众，深入公众，了解社会现状，所以它是一个接地气的政治教育。毛主席当时有一段话，我们都还记得，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同志，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次动员。这是毛主席的原话，那么结果是什么？我也是其中之一，一辈子受益无穷，知道粮食是怎么来的，老百姓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的人还挺埋怨的，说不想再来了。我说不管是逼着去还是主动去的，起码你是个有故事的人；孙子、外孙子说爷爷奶奶给我讲个故事，你就可以讲。我有啥故事可讲，没多少故事，但可以讲我的房东、我的老队长、我的老会计，一个有故事的人和没故事的人能一样吗？生活质量能一样？它让人回味无穷。

所以，我们要抓住让青年在假期社会活动的这个环节，让每一个青年在农村也好，在地方的工厂也好，能够和工农联系，长期的交友式的联系，这个社会活动太重要了。现在有个说法叫游学，不管叫啥名字，就是看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有什么诉求，他们和我们有没有啥区别。我们有个同事，他来自农村，他惦记着村民，他每年回家看父亲的时候，都会拿出钱买一只羊和一头猪，跟全村人吃一顿饭。总书记也有这样的理想，说他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让全村人吃一顿肉。你说理想多崇高啊！我们同事和我跟着去看了一下照片，人在那吃着，我看都很幸福。大家在一起，欢欢乐乐自己带着碗筷，自己拿着凳子来，说一家派一个代表，但实际上有的全家都来了。所以，要让我们的学生要有一种爱民的情怀，对老百姓有一种情感。特别是现在好多孩子根本就没去过农村，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就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能行吗？所以，总书记特别加了一个“劳”，劳本来是可以在德里头，为什么要特意加？如果再不加劳，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都不知道！思想政治工作任务很重，但是可做的空间又很大。只要有心，一定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头做出成绩。你为自己的一生能够从事这样一种事业，就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讲的，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看到很多人都说他做了什么官，但他很少说他干了啥，看着这种人就着急，对不对？我们能在高校做这个事，一定要把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尽到极致，做到最佳。要有这种雄心壮志：我一生可以想干好多事，但是没有机会干别的事，就这个事；我就把这个事干到极致，干到别人干不到的程度上。人人都要有这种雄心壮志。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就是因为当时的人都是置生死于度外，有一种敬仰的、向上的、崇高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的底气，没有这个底气，这个社会就会往下落往下沉。

这一届党中央从十八大以来，一直都在弘扬正气，扶正压邪，我认为这点是最有底气的。最大限度地把歪风邪气压下去，让我们社会充满了正能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大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才能出现好的局面，为我们实践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长期以来讲的小道理，就是讲个人奋斗讲出人头地，讲我们改变家庭命运。这些东西讲的太多了，你们讲一讲也是一个道理，对不对？孩子们也要有这种意识，就是说我给爸爸妈妈争气，我要好好学习。这个也是很好的，也不是说完全不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靠这一点底气他成不了大才，成不了国家栋梁，必须要有远大志向。我们小时候经常有老师问，你将来长大想当什么，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农学家、作家，还有工程师，都很有理想。理想很重要，一个人有目标和没目标是两码事。我小时候就想当个作家，我现在也还是没当专业作家。我叫种两亩地，一亩是社会工作，一亩是文学创作。我哥哥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解放军，他说他就想保卫祖国。

下面，我还接着讲一些工作。小平同志说我们思想政治工作造成的损失实际上是毁了几代人。从周永康这些四十年代前后的人来看，他们的世界观就出现了问题。本来这些人的聪明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我相信他不是个笨蛋，还有人跟我一块工作过，那都是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到这一步呢？就是理想信念动摇，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体现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在得到这么高位置的时候，得到人民的信任、党的信任，却没有正确地对待自己，也没有正确地对待这个岗位。在这个岗位上，应该像焦裕禄一样，但他们就不珍惜，结果他们好多都后悔得满脸流泪。人的世界观一旦出问题，就处理不好很多关系。比如，权力怎么使用，权力干什么，活着留什么死了留什么？这些问题他们都不考虑。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要局限于讲一点小道理，要讲大道理，只有大道理通了，小道理才通。

今天我没作充分的准备，但是我觉得总是有好多话要说。也许哪一句说出来你能有点用，我就没白说。因为毕竟我年龄大一点，经历多一点，对我们党的历史了解的多一点。但是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

第一，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一定要找回来。从哪里找？从党的历史中找，从我们的现实中、我们的前辈经验中找。

第二，不要把学校办成封闭。你封闭不了，要开门办学，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走向社会，让学生走向社会，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建立对生命的期待，那么他就不会脱离生活，上当受骗。

第三，我们自己的这份职业自豪感一定要确定。职业自豪感和责任心要确立起来。过去都瞧不起搞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些人就认为你没有前景，不是这样。大环境变了，我们已经从反面证明了我们这个工作是不可或缺，而且是第一重要。一定要有职业自豪感，不要在别人面前低头，一定要理直气壮地讲马列，讲正气。我在基层一直搞思想宣传，他们觉得这项工作没钱，我说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你还干不了，你不相信你做点生意，看能说出什么？你就靠秘书写几句空话，能感动人吗？有时候我们也很生气，我们就这么走过来的。他们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搞管理意识形态，就把我们的钱全部划给招商引资。我就讽刺他，我说我们每年给你们200万经费，到年底一件事情也没落实，钱也花光了。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讲空话，必须有职有权，让人感觉到能当这个思政工作者，那是百里挑一的，那就是我们干部的摇篮，将来肯定是要当党委书记的人才能干这事情。总书记为什么挺身而出，苦口婆心，做出这么高的姿态，为什么？挽救中华，抢占青年战略阵地。再也不能让这块园地荒废了，再荒废下去，杂草丛生，就要失去阵地。这阵地比上甘岭还要残酷，比上甘岭战斗还要激烈，尽管它没有硝烟，但是它让人的灵魂变了，就是更可怕的。一个人灵魂是健康的，那么这个人可以说是健康的，所以灵魂是一个人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人来讲，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很高尚。

我就先讲这些，归纳这三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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