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大陆青年学子为何疯狂地崇美亲美？

大陆青年学子为何疯狂地崇美亲美？

陈映真

在台湾读到丹阳的《回归的旅途──给文琪的十五封信》（以下称“这本书”），思想和感情上都受到很大的震动。

这本书的末尾，附有好几篇大陆读者回应的文章，说明这些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余，如何也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了深刻的震动。

海峡两岸，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进程中睽隔了将近五十年。然而两岸的知识份子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竟而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中，引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震波。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两岸共有了在战后的不同时期受到以美国高教体系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义强烈挑战的经验。

因此，把我们比较热悉的、战后台湾的文化殖民地化之构造加以凝视，对于更好地理解这本书，应有一隅之得吧。

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战败后订立耻辱的“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帝的殖民地。台湾的殖民地化，和香港一样，是老大中国悲惨的半殖民地化的结构部份。因此，一九一五年以后，在岛内殖民地高教体系中受尽歧视的台湾青年，或奔向日本、或奔向祖国大陆，去寻求现代知识的启蒙。其中固然有人成为亲日精英，干上警察、医生、教师、律师……也有人成为依附国府在光复后衣锦荣归的“半山”系精英，但更多地受到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日本和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不但在日本和大陆内地参加革命，并且纷纷带着变革的理想和知识回到故乡台湾，广泛地参加“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甚至台共，推动了自二〇年代以迄一九三一年的大镇压为止、前仆后继、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运动。

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底，有一些留日回台和本地现代的前进的知识份子，经历了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对旧中国完全失去了希望和幻想，蜂涌着寻找并且加入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在美国舰队冷战封断海峡形势下，岛上展开了持续三年多异端扑杀的恐怖肃清（red purge），五千人刑死，万余人投狱。不但党人遭到大屠，组织溃灭，从日据期英勇艰苦的民族民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解放的社会科学、哲学和文艺传承，受到了根本性的摧残。

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美国武装占据台湾，封断海峡，进一步将台湾改造成封锁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并逐步建设深入干涉台湾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的“援助”体制。庞大、强有力、多金的美国“援助”机关，深入到台湾经济、军事、财经和文教部门，并对台湾的政治、外交的一般，起到全面指导监督和影响作用。

美国的“援助”计划打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就展开频繁的台美间人员交流，人员培训等活动。设在台湾北、中、南美国使领馆的“美国新闻处”（USIS）藉着图书、展览演出和文化活动向青年知识份子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传美国如何对他人领土不抱野心，宣传美国的科技、文化和令人艳羡的文明开化，当然也宣传以旧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如何贫困落后、独裁、及其必然的衰败等等，影响深远。

“美国新闻处”并且“发掘”和有计划栽培台湾的画家、文学家和学者，提供他们到美国参观访问和进修的优渥条件。除此之外，美国新闻处还有一项至今成效卓着的工作，即广泛介绍和协助青年学生到美国接受硕士以上高等教育。这项工作包括提供美国大专院校的相关资讯，协助申请奖学金等等。五〇年代以后，一批又一批台湾学生涌到北美洲“深造”。经过将近五十年后，为台湾积累了大量美国制造的博士和硕士，广泛地占据了台湾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的领导高地，影响至深且远。原来，自四〇年末开始，尤其眼看国共内战形势急速逆转，美国对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于塑造和保证一个“非（反）共、亲美、与中国分立的台湾”。这个一直持续有效于今日的政策，从今日台湾广大精英层一般地亲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脱离中国的这么一个政治局面看来，显然绩效卓着。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来通过人员培训、人员交换和留学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湾培育了大批满脑子美国价值的留美精英，由他们广泛、深入地占据了台湾政界、官僚系统、产业界和文教学术界的结果。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成为台湾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计没有其他的社会像台湾者那样，向美国广泛地一面倒，一至于斯。

使台湾知识份子全面向美国屈膝的机制，和丹阳在这本书里指出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留学美国的“人尖子”们如何成为当代智力奴隶而滞留美国的机制，有相同之处，也有为台湾所独有的地方。

先说特殊的地方。五〇年代的反共肃清，彻底清除了台湾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思想和知识。很长一段时期，在台湾反对和批评美国，可能招来足以破身亡家的“匪谍”帽子。台湾知识界丧失了第三世界前进的知识界批判战后世界新殖民主义霸主美国的知识、思想和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冷战构造下，以反共安全体制深入台湾的文教和社会的肌理，在青年、知识份子的心中，早早建立了美国强大、文明、开化、富裕的形象。至今“学优而留美”，成了台湾青年学生最高的价值。

然而读丹阳这本书，才知道经历社会主义思想洗礼，在五、六〇年代高声呼喊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大陆的青年学子，在八〇年代中期后，竟也曾经一度疯狂地崇美亲美；而一直到今日，正如丹阳这本书所描写，大陆留美的“人尖子”中，过度崇媚美国，又极度轻贱自己祖国的人，竟而也大有人在！

这也许就得从第三世界知识份子对美屈服构造的共通性去寻找答案。

首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威望。战后美国国势高涨，很快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豪强，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威力无远不屈，鼎盛一时。在美国战后大扩张的过程中，美国著名大学、研究机关、各种文教基金会也随着各种美国对外“援助”计划，人员训练和人员交换计划、透过国务院、中情局交办的各种涉外研究──主要为战后冷战体制中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各项“研究”，而铺天盖地地伸向美国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各国高教领域。于是类如哈佛之类的美国长春藤高校，在第三世界青年的心目中变成了最高学问、知识、文明和开化的象征。进入这一类名校，获得这类名校的奖学金，取得其博士学位，意味着在学识、人格上更靠近强大的美国，上足以被美国精英社会接纳为同侪，下足以在知识、人格上高国人一等。于是，特别是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第三世界知识份子，莫不争先恐后，想方设法，到美国深造，从而形成对美国高教体系及其所代表的美国国益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屈服机制。

这屈服机制的第二个支柱，便是丹阳所指出的“劳动价值与交换价值间的差距”所造成的，渗透到一切美国所支持的人员交换计划、人员培训计划、奖学金和基金会体制中每一个细部的、强势美元所起到的作用。

特别是战后的五、六〇年代，第三世界经济落后，生活窘困。在二战中以军事工业的扩张带动战后新能源、新技术、新的耐久消费财产品的开发，加上企业跨国化组织的整编，使美国成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美元也相应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势的通货。在美国的一笔美元小钱，在第三世界的生活中会翻译成一笔相当的财富。

美国充份利用了这国际汇率上的不平等结构，最大限度地伸张美国对世界的物质影响和控制。美国支持的人员培训、人员交换计划中发给的薪资和费用，以美元形式表现的奖学金、津贴、基金补助等，对第三世界知识份子发挥了极大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吸引作用。正如丹阳在这本书上指出的那样，美国以大大低于美国正常给付的代价，就可以让第三世界贫困人民的劳动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智力，滞留美国，为美国所用；或向美国尽情倾吐祖国各领域的虚实以交换美元；甚至出卖对祖国的忠诚，不论身在美国或回国工作，终身成为美国忠诚不二的“合作的精英份子”（collaborating elite）。

第三个屈服机制是语言。英语作为强大国美国的语言，便附丽着一切与美国有关的政治、军事、文化上“正面”的价值。因此，会不会说写英语，会不会标准地、道地地、优美地说写英语，在第三世界知识份子中成为评价一个人的知识、文明开化程度甚至人格的标准。跨过英语说写力的门槛，第三世界知识份子于是进入英语世界的思想方式、价值体系、西方知识的意识形态的逻辑世界之中。语言的改造，是对一个人的民族国家忠诚的改造，也是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逐渐和自己的祖国与民众剥离，而自以为自己变成了美国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留学美国的制度，便透过第三世界知识份子对英语的崇拜和屈服机制，改造成身在美国或身在祖乡的，美国价值、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代理人。

为了在美国的学院世界出世和立足，在美国学院体系下的研究主题和思想，往往受到指导教授，支持研究的机构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利益的严格制约。在研究议题上，极大限度受到对美国或西方为重要、相关的议题──而不是对留学者祖国社会为重要、相关、有利的议题──的制约，否则，就极难取得学位。更多的时候，正如丹阳所指出的那样，往往要按照美国的国益、政策，方针去做有害于自己祖国的调查和研究，否则，就极难取得学位。其结果，是美国在辽阔的第三世界，培育了大批为美国霸权秩序（Pax Americana）服务的、满脑子美国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美国─白人中心的“合作精英”阶层，或在北美学园、大企业和研究机关；或在自己祖国的产业、官僚、学术、文教各界，为美国的利益忠谨服务。第三世界国家每多了一个这种美国的“合作精英”，她自己就失去了一个祖国勤劳人民艰难养育出来的“尖子”同胞的忠诚。美国的国家权力和学术、文化的结合体所发挥的意识形态霸权，是这种“屈服机制”的第四个方面。

第五个“屈服机制”源自留学国美国的生活。对于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美国“生活水准”和他们贫困的本国者相去不啻云泥。从薪给、研究费、住房、日常消费用品、社会福利以至于研究设备、施设和学研环境，．都是一个留学生一旦返国就要有觉悟立刻与之断绝的。在相应于先进国先进环境、生活、设施而发展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一旦离开先进的环境，回到近于前现代的祖国社会，不能不顿时失效，研究不能不中断，技术无用武之地。此外，社会保险体制，住房、耐久消费财的预付制等形成的枷锁，都使留学学者的生活和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发生盘根错杂的纠葛，动弹不得，形成了使第三世界滞美知识份子欢欢喜喜地“屈服”不归的机制。

殖民地制度的伤害，绝不只限于物质上的掠夺和社会的贫困化，也不只限于肉体上的压榨、苦役和拷问。殖民地体制对于人的人格、精神和灵魂的加害，有时历数代犹无以疗愈。旧殖民制如此，战后的新殖民制亦复如此。

殖民主义的内核，是现代产业资本对前现代社会之劳动和资源的强权占有与剥削。而以这种残酷占有与剥夺为实体的殖民地制度，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却以“文明”对落后、“现代化”对后进的评价，将殖民主义的野蛮作用加以合理化、加以美化。殖民压迫者和掠夺者变成了教育者、文明开化的教化师、现代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而被殖民者即成了愚昧、未开──落后的土着，没有殖民者的教化，不经由按照殖民者形象自我改造的努力，永难于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一员。

于是，被殖民者的抵抗和忿怒，转变成对殖民者的歆羡、崇拜、取媚和依附；被压迫者的自尊、义愤转变成自卑、自弃；而极度的自卑、自惭发展成对自己民族、文化和祖国的恨恶和憎厌。而这种“近亲憎恶”，又表现于自己在语言、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动自愿的同化。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殖民地现实生活存在的严峻的民族与阶级的压迫与歧视构造，使被殖民者堕入绝望的自卑与自惭。日本侵华战争前夕，为了强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华战争中的忠诚，日本人在台湾展开的“皇民化”洗脑运动，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极度的民族自卑，而后开启一条透过“皇民炼成”（意谓自我改造成皇国日本的国民之一员）而求取与日本人“一体平等”的地位的途径的欺骗性同化运动。皇民化即非中国人化，亦即脱（离）中国化。因为战后在台湾的中国内战与国际冷战双重构造下，在台湾未经清算的皇民主义，终究发展成为今日以亲帝国主义（美、日）、反华、反共、脱华为本质的“台湾独立运动”，便是一个惨痛的实例。

而在丹阳的这本书中，文化殖民的伤痕则表现为大陆滞美一部份知识份子之贬憎中国，崇扬美国，以改隶入籍于美国而自得，背叛自己的祖国，对洋人“低眉顺目”而赢取洋人支给“不同政见者”的津贴……一类的人物。新殖民主义对人格心灵的残害，曷胜乎此！

当然，这卑琐猥贱的图画，绝不是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的全部描写。人们可以举出成篇累牍的人名和历史。高举在殖民地宗主国接受教育而对民族解放的知识与运动张开了眼睛，英雄地投身于实践的、第三世界革命家、革命的思想家、医生、教授、文学家和社会运动家。正是他们，从战后的五、六〇年代，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支配下悲惨的土地上，竖起反美民族民主斗争的伟大旗帜，从四面八方的被压迫民族年轻学生的喉咙，发出“美帝国主义滚回去！”的呐喊。

因五〇年代初血腥的异端扑杀运动而荒废、而白色化的台湾当地和留学美国的知识份子，竟而在七〇年初保钓爱国运动的左翼，在乍响的春雷中，挣破了五〇年代以来内战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枷锁，展开了认识中国革命、认识中国现当代史的运动，从而对制造美国“合作精英”的留学体制展开了批判和反省运动。

这个反省运动影响深远。离开保钓左翼的这一思想运动，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现代（主义）诗批判和七七年到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争就无从理解。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保钓左翼在理论、社会科学上不暇建树，随大陆文革的落幕而终场，却迎来八〇年代台湾分离主义的反动。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在全面否定文革，并且大幅度向着改革开放换轨的八〇年代上半，大陆年轻的知识界发展了从官学化的马列毛体系掉头，转向目迷五色的西方的倾向。但十年而后，历史挑选了丹阳的这本书，对这个倾向提出了深刻而生动的反省和批判。

丹阳的书和文章在大陆刊出之后，迎来广泛知识份子、劳动者、市民和学生的广泛而激动的返响。这激动的返响，说明社会、民众与“合作精英”之间的龟裂，表现了大陆社会、知识、文化界健康的一面。当新殖民主义“合作精英”成为社会、民众崇拜谄迎的对象；成为知识、文化界争相艳羡模仿的对象，甚至成为一个社会思想、学术、价值体系的权威，问题就会十分严重了。

丹阳这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取厚重的论说方式。丹阳极其成功地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描写，把深层的思想和鲜活动人的情感揉合起来，造成一种光是理论论述所绝不能达成的、深刻的感染力，把反省和批判的种子，深植人心，让它在日后的生活中萌芽。

但是丹阳的反思，还有待更多类似丹阳的，怀抱着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的中国知识份子，将反思进一步发展为对当前中国社会实然的本质之科学的、具体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国前去的方向，而蔚为一个新的思想和社会科学的运动，才能有效地斩断美国意识形态支配复杂而顽强的机制。

这是为什么在台湾的我和不少的朋友对丹阳这本书感到激动的原因。而如果台湾的保钓运动左翼在七〇年代的反省╱批判运动在八〇年代后的弱质化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复杂因素，那么，以丹阳这本书为象征的大陆知识份子对待文化殖民主义的反省和批判的发展前途，也引起我们密切而热情的关注。

敬以为序。

一九九七年七月

（本文为陈映真1997年为丹阳《回归的旅途──给文琪的十五封信》所做的序言，题为《台湾的美国化改造》。《回归的旅途──给文琪的十五封信》，1998年，台北：人间出版社，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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