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利益与普世价值，选择谁？

　　长期以来，有关否存在普世价值是的问题，在中国有截然不同的意见，为此争论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但问题的实质其实并不在于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而在于中国是否也应该选择或者皈依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这样，就不妨换个思路，假定世界上确实有一个普世价值，同时我们也知道，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那么，当普世价值与民族利益发生对抗冲突的时候，又该做怎样的选择呢?

　　首先应该说明，普世价值与民族利益并不是天然对立的，这二者并非注定是一对矛盾，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二者却势同水火、不共戴天。

　　比如，一个奉行普世价值的大国占领了一个专制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空前的破坏，但侵略者却打着解放这个国家人民的旗号，推行刺刀下的普世价值，在这个时候，是该奋起捍卫国家主权反抗外来统治呢，还是配合侵略者践行普世价值?二者不可得兼，必选其一。

　　这样的选择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清朝末年，民不聊生、社会凋敝，统治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矛盾尖锐，推翻满清王朝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当此之时，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国，用租界的形式在中国建立西方的殖民地，而所有的租界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也就是说，带有那个时代的普世价值特征，对此，中国人民该做怎样的选择呢?是欢迎支持外国殖民租界，还是反对抗击侵略呢?当清朝政府与外来侵略者发生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民又该站在谁的一边呢?

　　外国的例子同样也有。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为了控制柬埔寨王国，美国扶持郎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统治，按照美国的民主模式改造柬埔寨，变柬埔寨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人民做怎样的选择呢，是支持美国式的民主刺刀，还是支持民族的专制王权呢?

　　不同的人选择也是不同的。

　　在中国，有人选择的是反抗帝国主义殖民入侵，这一选择发展到后来，被理论家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但也有人选择的是支持配合侵略殖民，最为知名者就是为英法联军带路的龚孝拱，此人可称为中国带路党的开山鼻祖。这是知名的，不知名不见经传的也大有其人，比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协助联军维持统治的那些人，并且这些人还留下了很多后人，直到今天仍很活跃，比如，有一个中国人就声称，中国做殖民地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在柬埔寨，当时的选择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选择投靠依附，有的人选择游击抗抗争，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议论这样的话题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说，这不是故弄玄虚，拿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难为人，相反，这是一个愈来愈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现实问题。现在，挟普世价值的霸权大国与捍卫民族利益的中国正在发生严重的对抗，这一空前的战略对抗已经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彼此之间正在进行残酷的较量，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站在哪一边，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

　　可能，有些中国人是比较认同、认可普世价值，一些奉行这一价值的西方国家确实发达先进，令人羡慕，这就如同一个穷人家有一个富有华丽的邻居一样。但是，如果这个富豪开始欺负你家，那么你作为这个穷人家庭的一员，能改换门庭，配合别人反噬一场吗?就像《白毛女》里的喜儿，可以投靠黄世仁而弃杨白劳如敝履吗?

　　当然，在普世价值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完全可能不是这个民族利益集团内的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很可能是边缘化的利益受损者。这当然可以成为一种理由，因为这样的理由，有的人要作壁上观，有的人要另择高枝，有的人甚至还要反戈一击，这大概是难免的事情，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一定是这样，将来也只能是这样。

　　但是，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员。对此，历史是怎样加以审判的呢?

　　笔者在《假外力以匡内政，必致祸乱——中国“带路党”问题之批判》一文中已对此做了阐述，这里借用其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在当今中国，政治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民主目的应该服从民族目的，这是“天下为公”的逻辑。因为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民主目的，充其量都属于部分人的利益、眼前的利益，而国家利益和民族目的则是全局和长远的根本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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