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立平的“反腐败原来很简单”说起
从孙立平的“反腐败原来很简单”说起
朱卫华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4-14 http://guancha.gmw.cn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撰文突发奇声：反腐败原来很简单！（孙立平：《反腐原来很简单》）他说：“不久前看到一条新华社的消息，美国参议院3月8日通过一项规定，旨在加强对议员的道德规范，杜绝说客变相行贿的腐败现象。其中一条规定，议员们在和游说国会的说客进餐时，必须自己买单。”——孙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反腐败的独特视角——一个近乎童真的视角。他也知道，美国人制订的那个“简单”的廉政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但他为什么要拿来跟中国的反腐败进行类比呢？他分明在暗示一种潜台词：我们天天在搞“接轨”，外国先进的廉政制度最该跟中国的反腐败接轨，却为何接不上呢？此其一。“很简单”的事情在中国往往变得如此复杂，如此艰难、如此令人窒息，到底是为什么？！此其二。于是，我们在孙教授的这一思维逻辑中得出了一个恰恰相反的结论：反腐败其实很艰难！难就难在——
廉政制度的“沉默”。当然不是故意“沉默”，而是一种机制性的“沉默”。就是说，虽然我国有一套不算太差的廉政制度，却没有相应地推动该制度落实的科学机制。迄今为止，被绳之以法的贪官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说，这个观点没有什么过硬根据的话，那么可以换种说法——仍然逍遥法外的贪官恐怕大有人在。人们总是在苦苦反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什么我们挖出来的只是“一部分”，而且只是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腐败体系的那一部分？为什么挖出来的只是小老鼠和苍蝇？而不是硕鼠和老虎？就是因为我们廉政制度的结构和功能，不是按照一网打尽的目标去构建的，而是按照政治承受力去设计的。所以就由这种故意的制度性缺失而导致了无意的机制性“沉默”。终于陷入了越反越腐、越腐越反的恶性循环之中。
要说廉政制度，中国的政党和政府打造的二元廉政架构是世界上最独特，也是世界最庞大的廉政制度体系，而且这种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反腐败的诚意和决心，但为何竟把“很简单”事情变成了党和国家的不能承受之重？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二元廉政架构”不自觉地变成了“二元腐败架构”的消音器，不“沉默”才怪。今年初，中央提出要把党内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上升到法律层面的设想，这种在制度上“二元归一”的理念，无疑将是一场促进中国廉政制度的划时代革命。当然即使是完成了这场革命，也不过在建立科学的反腐败制度之路迈出了第一步，如果没有推进体系的配套，其实际效果还是不好说。
反贪法律的“缺失”。中国有成体系的反贪行政架构，却没有一部独立的完整的《反贪污腐败法》。多年来，去应对泛滥成灾的腐败犯罪的，就是《刑法》中的那么几个条款，这不仅是一个法与罪不对称的问题，也是一个理与实相脱节的问题。这是法律的投机现象——等熬过了“社会转型期”，腐败问题自然式微，要严刑峻法干什么？执政党是先进组织，党有能力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要专门的反腐败法律岂不是多此一举？于是在一种习惯性的政治固执中，反腐败法律缺失了。的确，像美国轻而易举地消除了官员“公款吃喝”的现象，本来我们靠党的自身免疫力也可以解决“公款吃喝”的问题，但现在终于发展成为连法律都无可奈何的顽症，为什么？！
当然我所指的法律“缺失”还不止于此，就那么几个反腐败律条，执行起来也往往富有“弹性”，比如说该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者”，情节如何、性质如何就可以获死刑，而事实呢？从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近十年过去了，成千上万的贪官领教过它的“威严”，可如今谁能举出几宗在10万元这个“标准”上而判罪犯死刑的案例？！当然，法官们利用了社会的“仇贪”指数的变化，这个数字在社会大众的心理太平上，确实变得微不足道。后来，即使情节多么严重，性质多么恶劣，法官在10万甚至几十万的数额上刀下留人，也确实不会引发什么民愤了。于是，庄严的法律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软化”了。再后来，在法学界一些“精英”的鼓噪和操纵下，一批“死有余辜”的贪蠹之徒连连“死缓”，就连那40多亿元的窃国大盗余振东竟然也只得到12年的“严厉”制裁，几个有气无力的反贪律条分明早已形同虚设！
愚昧观念的“宽容”。由于腐败现象的司空见惯，人们对腐败已经习以为常。贪官对自己的罪行，不说都会“反以为荣”吧，但至少都习惯了“不以为耻”。有那么一个时代，如果谁谁谁成了贪污犯，那么他的祖宗三代终日都觉得无颜见父老乡亲。现在不同了，如果哪个家庭出了一位贪官，其家庭成员要么心静如水——无所谓，要么满不在乎——都这样，要么振振有辞——太冤枉。有细心人发现，这几年有的贪官在法庭上常常挂着满面笑容（当然也不乏涕泗滂沱者），笑什么？很难研究。但我想大概不是对法律的蔑视吧。甚至可能恰恰相反，是对法律的感恩。只要留下一条命，自己不就是坐几年牢嘛，监狱里有的是同类，狗屎掉到粪坑里，谁也不嫌谁臭；更值得欣慰的是，“苦了我一个，幸福三代人”。就像那余振东，40多亿元被他玩得无影无踪，最后法律只“没收”他“一百万元”，遇上你，你不笑才怪！而且不仅是贪官对自己罪行的“宽容”，其实这些年连老百姓对贪官都变得越来越“宽容”了——干嘛那么贪得无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弄点儿够花的不就行了吗？观念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它在反腐败事业中的钝性迟滞力和刚性颠覆力甚至超过制度“沉默”与法律“缺失”破坏力的总和。（2006年4月1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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