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

作者：张文木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551

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

张文木

出自中国国情国力 1995/1

　台湾问题，本属中国内政，但由于它历史地与美国发生了特殊的“关系”，因此，台湾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也就成了涉及中美关系框架中的问题。换言之，所谓“台湾问题”，正是由于美国介入，才使台湾回归祖国这一不成问题的事，成了所谓“问题”。

台湾问题发生的起点，始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一下子把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神奇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人把它看作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它当时西可对抗中国大陆；北可阻抗苏联及在必要时也可钳锁日本，南可威胁南海东盟诸国并保护美国通往中东在亚太的海上运输线。1972年，美国为了拉拢中国对抗北方苏联的威胁，与中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同时又继续阻挠台湾回归祖国。就这样，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苏联解体后，美台关系升温，军火买卖增大，往来官员升级，最终因1995年中旬李登辉访美及1999年李登辉公开抛出“两国论”使中美关系跌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双方矛盾焦点就在于台湾问题。这里必然要预见性地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是否会最终破裂? 二是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是否能够走向独立? 笔者的结论是否定的，除非中美任何一方出现极不冷静的恶性突发事件或中国内外政策出现战略性的失误。

在制定世纪之交的中美外交政策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即苏联解体后，自1972 年以来中美签署的重要文件已失去了原有的即美国利用中国制衡苏联的政治基础，而失去政治基础的文件，无异于一纸空文。这正如二战中希特勒为进攻西方与东方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一样，当希特勒占领欧洲后，德国就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撕毁了苏德协议转而进攻苏联。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史中屡见不鲜，因而也就不必对中美关系当前的降温大惑不解，它无非是在美苏对抗化解后，美国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撕毁自1972年以来旨在加强中美联合的文件的一种形式。对此，我们也不必再期望以前曾与美国在上海联合公报基础上达成的各种协议，更不指望美国曾作过的各种承诺。我们应根据现实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对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外交框架中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研究近代史以来中美关系演进轨迹，必然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史实，即在国家利益方面，中美合作大于冲突，比如在二战中太平洋战场及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中就是这样；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指1949年以后)，双方冲突大于合作，美国介入台湾海峡最初起因也是由意识形态的冲突引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邓小平成功访美，中美关系很快进入蜜月状态。但是随着中国国内意识形态主流与自由化思潮的冲突加剧，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发生的外交冲突不断升级。

研究中美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就不能不研究亚太四极即中美日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如果说，1945年以后美国在世界霸权竞争中的主要对手是苏联的话，那么，1990年苏联解体后，在亚太地区能向美国说“不”的就只有日本与中国。研究日本与美国关系，其特点与中美关系正好相反，即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日本从近代史以来就与美国的亚太霸权产生强烈的冲突。二战以前，美国实际上是把北纬30度以北即中国上海以北的地区让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是当日本逼近上海进而威胁位于南海的美国海上运输线时，美日之间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关系最坏的时期也是中美依赖性最强的时期。在目前日本从经济大国正在试图向政治军事强国转变的时候，中美战略利益合作的趋势绝对不会大幅度下降。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苏联解体后，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日本在美国外交牌局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铁幕移至中国，但从国家利益角度观察，苏联解体意味着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在上升，而在新的世纪中只有日本具有与美争夺亚太霸权强烈动力与经济实力。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中掣肘日本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砝码。加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综合国力尚不会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因此，为了制衡日本，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至少在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不仅不会排斥，而且会在相当程度上表示欢迎。道理很简单：中国软弱的程度，就等于日本南下战略要道不设防地带的推进程度。美国人清楚：二战中如果中国有苏联当时的国力，就不至有珍珠港事件与几十万美国士兵的伤亡。反之，如果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导致中国衰变到无力抗衡日本的程度，那就无异于帮助日本做了在二战中想做又没做到的事，即打通日本通往南海的海上运输线，从而使日本这只亚太最大的资源“饿虎”直扑美国石油运输“食管”并直逼美国和西方经济的“心脏”即中东石油。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因此，只要我们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以保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这样，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就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中国之于美国，毕竟是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中美之间，除了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在国家战略利益间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矛盾。因此，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环中国地带拼凑起连锁防线，以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随着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美国部分政客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这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迅猛发展的恐惧。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破坏中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与美国发展息息相关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对美国亚太战略言，只要不影响这条生命线，任亚太地覆天翻；不然，美国绝对要与威胁这条战略线路的国家决以死战。美国可以在索马里撤军，但不会在科威特撤军；美国可以容忍日本在中国上海以北制造无数起“南京大屠杀”，但绝不会让日本控制北纬30度以南的太平洋岛国。由于中国太接近美国的这条生命线，因而中国强大势必引起美国对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担心。正因此，美国在扶持中国钳制日本及未来的俄国时，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印度，以及台湾、西藏等地与中国政府敌对的势力以阻扰中国影响和作用的南向扩展；美国与越南建交，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可说是1972年尼克松主义及其战略思想的再版。

在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有三组关键要素：(1)中美关系的变化及中国自身的发展；(2)日美关系的变化及日本自身的发展；（3）俄美关系的变化及俄国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不管中国、日本和俄国如何演变(发展和衰退)，它们都不能影响美国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我们知道，美国外交传统起源于英国“光荣孤立”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在欧洲法德俄之间玩平衡游戏并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美国是由英国政治制度演变而来的国家，北美大陆独立于欧亚大陆的天然超脱地位，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英法德之间又以“光荣孤立”的姿态重复英国人的游戏，这使得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中捞足了好处(当然他们也为打败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肯定，随世界经贸重心向亚太倾斜，21世纪美国也必然在亚太各种势力间如法炮制这样的游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日俄之间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之间打平衡牌。在美国这张牌桌上，至少在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前，彻底让中国垮掉并不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底牌。今日中国不同于昨日的苏联。昨日的苏联是唯一能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强国。因此，在苏联解体中美国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今日中国从综合国力上远没达到与美国抗衡的水平，即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也不会让美国感到有重大威胁。俄罗斯从历史上看是一个极富扩张性的民族――这从其版图就可证明，但90年代后，俄罗斯元气大伤，其恢复恐怕还需一个很长的过程，因而他与中国的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现在分析，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唬唬的美国，也不是汹汹气势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是阻碍日本从东北亚进入国际运输枢纽之一的辽阔的南海并与美国争夺亚太海上运输生命线的最坚硬的障碍之一(第二道也是最后的障碍是美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和其天然的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前一条件与美国一样必然要向世界扩张，后一条件决定它必然与中国继而与美国冲突。我们看到，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和美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日本曾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后在国共两党间扮演过这种角色，当然它在当前大陆与台湾之间仍继续扮演这种渔人得利的角色。可以说，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中美联手及各国内部团结一致是造成日本侵华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因而在未来的亚太冲突中，日本的首要目标是在中美之间扩大缝隙以避免两面受制，等待中美之间及中国内部尽量产生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以达到控制台湾岛在内的南下要塞的战略目标。

这样看来，台湾问题一方面是美中关系的焦点：美国利用台湾钳制日本南下，同时又使台湾、西藏构成遏制中国影响力南移的内线；中国则要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统一。在中美关系的这个焦点之外，不应忘记日本也随时准备坐收渔利，这是因为台湾对日本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来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侵占台湾。在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就与中美关系及日美关系的变化发生了联系，也就是说，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台湾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反正美国永远不会把台湾让给日本，因为美国宁可让台湾“独立”——美国许诺台湾“独立”的另一个潜台词就是默认大陆可以对台采取收复行动，正如英国准许香港“直选”的潜台词就是撒手不管一样——也不会让台湾为日本控制。二战快结束时罗斯福总统曾预见苏联将很快恢复，就竭力扶持中国以抗衡苏联，为此，罗斯福不顾丘吉尔反对，支持中国参加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并在《开罗宣言》中要把“日本所窃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还归中国。”朝鲜战争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试图抛弃台湾以换取与中共某种形式的“联合”，朝鲜战争爆发与中国参战使杜鲁门的设想化为泡影。1972年，尼克松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以抗衡北方苏联时，也曾有限地抛弃过台湾。可以肯定，苏联解体后，随日本的崛起及俄国的强力复苏，历史可能会在中美日之间再次为中国提供收复台湾的契机。台湾只是西方大国在亚太牌局里的一张牌，而不可能是大国本身，这是20世纪历次重大国际事变已证明了的定理。至于目前台湾某些领导人一相情愿地自称“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台湾就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台湾明天的命运，与其昨天的命运一样，只能是大国之间被踢来踢去而又为美国所不愿全心接纳，日本无力接纳的球。而台湾要彻底摆脱这种命运，除回归祖国外，则别无选择。

鉴于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除了我们要在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准确把握时机外，我们更应着重于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特别是中国现代化海军实力的增强，这是因为和平政策历来都是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只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重复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因犹豫而终成苏联解体的错误；我们应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即台湾公开亮出“独立”旗号的时刻，睥睨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一句话，台湾问题并不是台湾单方面的事，只要我们国内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防及外交政策得当，台独势力就成不了气候，台湾回归祖国也就是一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时间就会延长，抓住时机，时间就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