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德常：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伟大意义

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执政近六十年来不懈奋斗、艰苦探索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最新成果，在整个人类的精神成长史上，这是又一次辉煌的日出，它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值得我们深入认识。

但我们也看到，这个战略任务的提出已经有五年了，其理论上的重大意义尚未得到社会各方的充分认识，在实践上也没有多少新的进展。由于市场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强化，人们在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压力下，其头脑被牢牢地拘束在以物为本的价值体系上，不仅普通民众认识不到这一重大创新的意义，许多领导和理论、教育工作者也没有看清其重大意义。有的人对其敬而远之，有的人则出于私有者的本能而顽固地拒斥它，简单地给它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就算是把它否定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下一些功夫，深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那种可以站在其外部进行分析研究的东西，而是必须进入其中，或者如老子所说的那样把它“修之于身”，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这种价值体系，然后才能站在这种价值体系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对人类精神进化的历史获得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弄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人类精神成长过程中的地位，找到其成长的逻辑必然过程。正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人对于自己的世界观进行这种批判改造，是从他意识到他实际上是个什么人开始，也就是从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整个以往历史过程的产物开始。……不认识世界观的历史性，不设想这个世界观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就不能成为最直接和最完全意义的、也就是具有批判地认识的和一贯的世界观的哲学家。”[1]

要认识价值体系进化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我们必须认识社会价值体系的存在。价值体系可以区分为两类：个体价值体系与社会价值体系。从个体来说，每个人都处于价值体系成长的某个阶段，那些原来处于潜意识之中的需要，不断地上升到人们的意识层面，成为人们自觉追求的核心价值。与个体的价值体系相对应的是社会价值体系，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的不同发展水平的价值体系形成一种合力，在个体价值体系之外具有了独立的生命，“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这种物质力量便是社会价值体系，它的发展高度反过来又决定了个体价值体系的高度，并且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围绕着社会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

为了理清社会价值体系进化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借助于库恩的范式[3]的概念。精神的自我运动，即从人的原始状态进化到成熟状态，需要经历一系列的成长阶段，这个成长过程有一种内有的逻辑必然性，就像一粒种子要长成一棵大树需要经历生根发芽、成长、开花和结果的发展过程一样，人类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有次序的进程，经历了一系列发展环节。这个成长过程的最集中地体现在哲学史里面，因而黑格尔称之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并认为精神的自我运动是一种必然的有次序的过程。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哲学史，便可以把它概括为前后相继的四个哲学范式：

第一级范式即寻找世界本原的范式，简称为本原论范式。这个范式对应于人类的好奇心、研究科学的兴趣、求真的需要、爱智慧的需要，这是人类的永恒需要。这种需要同时又产生于人的基本需要，“人类知识的最初阶段一定是全部都只涉及外部世界的，因为就一切直接需求和实践利益而言，人都是依赖于他的自然环境的。”[4]为了合理行动以维持生存，人类就必须认识外部世界，比如为了适时播种，人们就要研究天文现象、气候变化和植物生长的规律；为了避免自然灾害，人类就必须研究天地水火等自然现象的规律。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人们，生存的自然必然性以及好奇心驱使他们弄明白这个世界的来历，力图在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找到本质性的东西。在这个哲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只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些可感知的事物，如泰利士就认为水为万物的根本，后来的赫拉克利特认为宇宙是“一团永远活生生的火”。我们中国则有“五行”学说，把世界设想为这些基本原素的产物，万物产生于它们，又复归于它们，循环不已。

第二级范式唤醒人类关于善恶的意识，简称为善恶论范式。这个范式产生于约束人类本能中的兽性、把人类团结起来以应对生存难题的需要。人类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世界，同时还来自人类自身。如果没有向上的引力来引导和驯服人的与生俱来的野性，人类便会堕落到动物式的存在水平上，社会就无法稳定运行，在日益加剧的内耗中自我毁灭。要避免这种结局，人类就要形成关于善恶的认识，在道德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这个范式以引导人性向善为核心价值。老子孔子墨子等圣贤都教导人类向善去恶，不管是主张性善论的孟子还是主张性恶论的荀子，其目标都是为了引导人性向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则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人向民众宣传他们发现的真理或者戒律，其目标也同样是为了引导人类向善。雅斯贝斯把人性中这种向善的需求萌发出来的时期称为轴心期，在这个时期，地球的几个不同地域都有人“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5]人类的社会结合本来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但由于人类自身的缺陷,却反过来制造了矛盾对立与灾难，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这就迫使那些特别敏感的人们把追寻世界本原的目光收回来，关注自身的命运。“一切高级宗教、高级哲学，对人的行动都进过同样的切合实际的良言，都指出人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克制自己，不能为满足贪欲而企图统治宇宙；并指明克制自己的目的就在于为超越自己的某种东西而献身。”[6]先知们是一些发展得更充分的人，为了引导人性，他们创造出上帝的形象，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那个神秘的所在，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上帝，以死后进入天国为人生目标；对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宗教家们又杜撰出因果报应、地狱轮回来进行恫吓，以此来把人类从野蛮状态中提升出来。生活在持续动乱而又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时代，人的躯体成了他最为沉重的负担，人们渴望幸福，但在现世中无法找到它，只好寄望于来生或者是天国，从而把自己从感性的、庸俗的、个别的事物中解救出来。

宗教给人身上桀骜不驯的兽性套上笼头，但也带来了其他副作用；因为人们经常舍本逐末，把宗教形式绝对化而忽视了人自身的需要，于是欧洲人进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禁欲主义、自我摧残，以上帝的名义颁布下来的道德反而演变为禁锢人性健康成长的祸害，所以它必然地受到人的健全天性的抵制，呼唤下一个哲学范式的出现。

第三级范式即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范式，简称为思存论范式。笛卡尔开启了这个哲学范式的起点。他关注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过程，对知觉的结果持怀疑的态度，对每个看似不易真理的东西，笛卡尔都坚持要通过思考来重新验证。他要找到那种不证自明的第一判断，即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然后再根据理性，一点一点地重新建立起自认为可靠的体系来。这样他就把哲学的兴趣从外部世界和神学转向主体的自我认识过程，达到了这个范式，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就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飘泊的船夫一样，终于看到了陆地。

在经历了漫长的苍白的中世纪之后，人们又重新开始关注现世的幸福，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在这个目标的驱使下，人类开始了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征服客观世界的实践。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哲学范式沉溺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思辨中，没有深入认识到社会价值体系问题，尽管没有人明确地主张要建立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但却在实际上处于私有制价值体系的不言而喻的控制之下，这是一种价值体系的独断论，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认可与放纵了私有制价值体系的发展。与之相应的，人们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召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彻底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人类真正地成了地球的主人，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反过来又成了自己也无法驾驭的妖怪。在以富起来为目标的实践中，人们找不到生命意义的合理答案，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就像古罗马的武士在角斗场上厮杀到死一样，现代人在市场法则所主导的环境中也必须厮杀到人生终点。怎样改变这种命运，这就是下一级范式所关注的问题。

第四级范式即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范式，简称为知行范式。这是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新范式，它对应于人类从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需要、驾驭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需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对应于人类把这些需要协调统一起来的需要。在文艺复兴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世俗事务上来以后，后来的人们在这个方向上又走得过了头，过于执着于世俗事务，以至于必须花费巨大的气力才能把它重新高举于尘世之上。这个努力以马克思为起点，他发现了“我思故我在”中的那个“我”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这个“我”的深入发掘，又开辟了人类精神成长的新维度，展示了人性进化的新领域、新尺度。马克思还发现了这个尺度对人的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7]并进一步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涉及到实践的同时，也就必然地要涉及到人的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进而推动人们研究人的需要、目标，研究人的价值体系问题。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的哲学范式，它产生于人类从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需要。马克思率先发现了异化现象，这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就自然会有异化现象存在。所以，异化现象仍然困扰着现代人，从而引导人类关注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为了社会的科学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持续，人类不能再盲目地追求剩余价值，无限制地掠夺自然和剥夺别人，而是要合理地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所以就要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把人们组织起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现在看来，哲学上所谓的“本体论”问题所要寻找的归根到底就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那个东西，以往的人们没有找到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找到了它，这就是价值体系问题，它就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序参量，它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各种问题的根本；所谓的“认识论”也就是要研究人类如何才能认识自身的价值体系问题；而要想认识自身的价值体系，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自身的价值体系必须有一个充分的发展，才能站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反思现实中控制着社会运行的价值体系，发现其中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进一步付诸实践，改变世界，这样一来，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知行论”范式了。

有了上述关于哲学范式进步过程的整体认识之后，我们便可对东西方的哲学进展过程作一个对比了。我们中国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很超前、很早熟，很早就进入了第四个范式，这便是我们中国人所一向孜孜以求的“闻道”，我们中国人从老子开始就认识到的问题，西方人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想到，其间依次经历了本原论、善恶论、思存论等三个范式，直到出现了马克思，才进入第四个范式，研究人的价值体系与实践的关系。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占主流地位，所以当代西方社会至今也没有达到老子的高度，他们摆脱不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纠缠，甚至想不到要摆脱其纠缠，其反思的能力深入不到价值体系这个层次。

由此可见，哲学上的所谓“中西之辨”，其实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哲学范式的区别，有些人用西方的那一套思存论范式来套已经进步到知行论范式的中国哲学，于是便产生了一个“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还有人就老子思想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问题争论不休，这就像用一件小孩衣服往大人身上套一样，当然是不伦不类的了。尽管有很多人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没有得到其精髓，陷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中，实际上还处于第三级范式上。而马克思则超越了第三级范式，与中国哲学处在同一级范式上，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只能生存在书斋里，而在中国却可以在社会经济政治过程中生根开花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反过来也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有了上述关于哲学范式进步过程的整体认识之后，我们便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是第四级范式的起点，提出了人的实践问题，摆脱了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但也仍然带有第三级范式的特征，还没有摆脱唯物与唯心的两极对立，是介于第三级范式与第四级范式的中间环节。其进一步的发展，自然就必须摆脱唯物与唯心的两极对立，关注人的实践与其价值体系的关系，并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保证人类行为的合理性。这个任务落在了中国人的肩上，要由中国人在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目标的过程中来完成。首先是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并经历了各种左倾与右倾的错误的惨痛教训后，写作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研究人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后来他进一步追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并发现了人的世界观问题，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以他的探索为基础，我们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现在进一步发现了人的实践过程中的价值体系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而就是顺理成章的，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它作为“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它是“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9]，就像百川东到海一样，它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汇合之地；所谓打通中西马，并不是把中西马混为一体，而是努力提高自身价值体系，达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对于个体来说，只要达到了这个阶段，人们自然就可以融会贯通，把中西马都包括在内。对于整体来说，只有达到了这个阶段，人类精神才能结束漫长的飘泊，找到安居的家园。

从上述关于哲学发展的四个范式的认识出发，我们便可以深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克服了内在矛盾，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解释力。

任何理论，要想避免内在矛盾，逻辑自洽，就只能有一个核心，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或者说是概念推导出来。但马克思主义是从笛卡尔所开创的哲学传统上发展过来的，虽然也努力地摆脱其缺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经历了一个“脱毛”的过程，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它内在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还不是纯粹的完善的理论体系。他针对当时所流行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强调社会物质基础的重要作用，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这也使他仍然陷在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二元论之中，突出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自然也就只能把人的意识摆在次要位置上。对这个缺陷，虽然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加以弥补，但这仍然是一种不彻底的包含了内在矛盾的体系。由于这种矛盾，结果在实践中，那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毛泽东就能够得其精髓，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来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断章取义，以唯物主义的名义来掩盖其坚持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实质，把人理解为只知挣钱消费的经济动物，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物质资料充分涌流的社会。

价值体系论堵塞了这个漏洞，它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的缺陷。它既是一个客观存在，同时又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又确实在社会生活过程种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不能单独把它放在物质的范围内，也不能武断地把它放在精神的范围内，是凌驾于物质与精神之上、并把这两者统一起来的概念。

以价值体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可以解释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对于以前的理论所难于解释的现象，它可以提供圆满的解释。比如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按照原来的说法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原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下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便发生了革命。但实际情况却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并没有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所预言的那样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相反倒是在俄罗斯和中国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发生了革命。以往的理论解释不了这种现象，于是就把它们作为历史规律“例外”现象，但是这种“例外”一再地发生，所以阿尔都塞就问道：“难道我们始终处于例外之中吗？”[10]

特别重要的是，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时候发生了革命，在生产力得到了很高的发展之后，反而坚持不了社会主义制度，纷纷垮台。我们中国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核心价值，翻两番的目标早已实现，现在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但却反而遇到了更多更难解决的问题。这些情况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肯定不是决定作用，还有比它更重要的力量存在着。这就是价值体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但人们却深深地限制在消费主义价值体系上，人们缺少对新的更高级人生需要的追求，于是就只能被“锁定”在资本主义轨道上，找不到解脱的出路。而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则由于人民群众处于极其严酷的剥削之下，最基本的生活也无法保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于是就可以先推翻旧制度，然后再补上发展生产力的课。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光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坚持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来教育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持之上，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们所坚持的却是私有制的那一套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就缺少了成长的动力而必然要崩溃。正是在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价值体系的存在，观察到它的作用。不管是多么庞大的帝国，还是多么繁盛的物质文明，都是人们的社会活动的产物，最终都决定于社会价值体系的演变之上。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马克思创立革命理论的时候，他也认识到理论必须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人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还刚起步的时候，马克思还停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上，所确定的革命目标还仅仅是夺取政权，还没有深入到人的本身研究价值体系问题。这也就给似是而非的假马克思主义以可乘之机，阉割它的革命性战斗性，断章取义地用唯物主义的名义来掩盖其坚持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实质，把人理解为只知挣钱消费的经济动物，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物质资料充分涌流的社会。面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无奈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不完善，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须的，在工人阶级还难于摆脱以物为本的价值体系的情况下，就不能提出过高的目标，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人投身到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中来，他就必须放宽标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革命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逐步完善理论，提高标准，使革命队伍的素质适应不断深入的革命目标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环节，它克服了从第三级范式所遗留下来的二元论，摆脱了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纠缠，就像佛教的发展最后出现了禅宗一样，明心见性，直指人心，撇开了那些非本质的东西，使本质的东西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使我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深入到价值体系层次，找到社会管理的钥匙，为解答现实难题另辟蹊径。

当今人类所面临着巨大的日益积累的越来越难解决的各种难题。经济危机，环境恶化，政治腐化，还有各种战乱、内耗。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放眼望去，全世界没有一处是治理得很好的，由于人们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人们总是在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是民主还是专制等等两极对立中找答案，所以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不了了之，用新的问题掩盖旧的问题，结果是问题便层层叠压，越来越难解决，结果是到处都充斥着各种尖锐复杂的问题。

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社会生活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体系起着序参量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抓住了这个重要因素，使人们对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深入到价值体系层次，为解答现实难题找到了办法。

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无不根源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内在缺陷。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控制下形成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当代西方制度最为典型，这种社会制度的优点是通过个人之间的平等自愿的交易，能够达到两个人之间的效用最大化，这就是市场制度。它解决所有私人物品领域的事情，也就解决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通过每一个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但是它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它不“以人为本”，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以人为本”是有缺陷的，仅仅以物质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别人的生存需要不在其关心的范围之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也不在其关心的范围之内，不管是他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是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不在其关心的范围内。

这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给人类肌体培养出大量的癌细胞，腐败官员、奸商、为虎作伥的文人以及大量的为发财而铤而走险的人。如果没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创新，道义上的谴责并不能阻止他们成为癌细胞，各种违法犯罪现象自然也就继续存在下去。即使是那些不违法不犯罪的人，他们的非理性的需要集中起来，仍然会对社会构成巨大危害。由于这种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就决定了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控制之下，必然要出现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政治生活中的腐化、文化环境的堕落化、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些病症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由此而使社会无法可持续地发展。正如流感病毒一样，这种价值体系蔓延到哪里，就把腐败堕落、内耗与灾难传播到哪里。西方社会为了挽救这个根本缺陷，采用了从外部获取资源的办法来缓解内部矛盾的办法，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一个掠夺、侵略、殖民、奴役的过程。西方人在国内奉行民主法制，限制暴力行为，在国际上却以暴力竞争为游戏规则。谁要是打赢了，就理所当然地掠夺失败者，通过对别人的掠夺来把自己国家搞得很富裕、很繁荣。但是，其内部矛盾并不因实行民主法制和对外掠夺而消除，丛林法则的价值体系决定了其矛盾越来越尖锐，可以预见，随着其内部矛盾积累得越多越尖锐，就必然要更加疯狂地对外掠夺、侵略，最终把整个人类文明推向自我毁灭的绝境。

价值体系的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只能在价值体系层面上加以解决。在其他层面上找不到根治的办法。我们可以断言，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框架内，人类找不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人们不知道病根就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以就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措施。处于这种价值体系上的人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知道在热锅上瞎折腾，却不知道怎样熄灭锅底下的火。

我们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搞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引入了西方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所经历的一系列问题。由于我们不能对外掠夺和侵略，再加上我们人多资源少，所以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尖锐。但相比于西方，我们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在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前面，还有“社会主义”一词，我们并不满足于市场经济，还在认真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是共产党人执政，在指导思想仍然沿着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方向向前发展，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现在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并进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我们还保持着创新发展的潜力。我们并没有像西方人那样过度地“专门化”，因而就可能另辟蹊径，向文明进化的下一个阶段跃迁。

经历了建国六十年来的实践，我们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提出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理论思维上的重要飞跃，为我们走出片面性指明了方向。沿着这个方向，我们便可深入一步，从价值体系的层次上提出问题，从而找到问题的正确解答。以这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序参量，重组社会生活，从而保证社会经济过程的稳定，现在困扰着我们的诸多内耗也就失去了内在动力而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人们可以把和谐社会分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建设，但它在实际上却是一个有机体的成长过程，一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序参量的自组织过程，既继承了东方和西方的文明传统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两者的缺点，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痉挛、灾难，形成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而又保持社会稳定、生态和谐的和谐社会。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年来，很有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持怀疑态度，他们很羡慕西方的政治制度，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一党专政，是专制独裁。还有一些甚至是共产党员，突然发现自己所加入几十年的这个党没有经过登记，他们认为这很麻烦。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和烦恼，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摆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纠缠。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理论可以让这些人摆脱这种纠缠，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供理论依据。

人类精神上的由第三级范式向第四级范式的过渡并不是由哲学家在书斋里进行的，而是要由马克思这一类新型知识分子来引领，并且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人类才能深入到社会运行的深处，抓住根本。“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个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共产党人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不断地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在每个新问题面前，都要经历一个“遭遇挫折──总结教训──解决问题”的轮回，然后再迎接下一个新问题。改造旧世界的革命就在这样的不断试误的过程中步步深入，直到接触到价值体系这个根本问题。因而只有通过共产党执政的社会政治过程，才能把诸多关于理想社会的抽象原则整合起来，在头脑里形成一个具体完善的理想社会目标，从而指导人们正确行动，在现实中把理想社会建设起来。

如果继续坚持中国文化传统，完全按照传统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延续下来，也是不行的。实践已经检验过了，从鸦片战争开始，那一套价值体系在与西方文化交锋的过程中，打一仗败一仗，没有还手之力。历史把重建价值体系的任务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精华融会贯通，使中国文化实现了一个凤凰涅槃式的转化，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扭转了打一仗败一仗的命运，中国才得以重新崛起于世界东方。经过八十多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中国革命、工业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把一个积贫积弱、几次面对亡国绝境的半殖民地旧中国建设成了经济位居世界前列的独立强大的新中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现在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目标。它是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核心，它深化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是东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结合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开拓出来的新境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只有那萌生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新精神新目标，才能给社会带来新秩序，创造出新生活，并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物质财富世界。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别于资本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就在于它带来了新的人生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以这个新的价值为核心建立起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并以这个新的价值体系来重组社会生活。有了这个源头活水，社会主义事业就兴旺发达，社会主义荣辱观、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等等自然就会逐步强化。朱熹有两句著名的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价值体系的建设上，新出现的核心价值就是源头活水。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则是这个源头活水的表现形式，它们并不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换句话来说，只有在人们真正地完成了价值体系的转换，努力实践这种价值体系的情况下,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新的价值体系是有生命的，它是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堆砌在一起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的遗传密码。根据这个结论可以进一步推论出：没有新的价值体系就没有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没有新中国。但是我们以前所熟知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真理。只有牢记这一真理，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我们才能守住我们的奋斗成果，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人很想否定这条真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钻进党内，利用执政党的权力谋取个人物质利益，从内部把共产党搞垮；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则以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为根据，把共产党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拉到一个水平上，要实行多党制，搞民主选举。这两种人表现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来改造共产党，改变中国。然而也正是资产阶级咄咄逼人的攻势，让我们认识到了价值体系的重要性，让我们认识到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共产党所坚持的是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努力把这一套价值体系灌输到社会生活中去。随着这种新的价值体系渗入社会生活过程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精神逐渐觉醒，从被人任意欺凌的状态转变到自己决定命运、激昂奋发地开创新生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也就从一盘散沙的状态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整体，从屈辱走向崛起。

要管好地球人类事务，必须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入手，而这是只有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才能提出来的，才能落实的任务。西方人没有这个阶段，所以就像植物没有经过开花的阶段一样，要想进一步结出果实来，那是很困难的。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坚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党，是往社会生活中灌输这种新价值体系的工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因为没有共产党来做这个灌输新价值体系的工作，新价值体系就只能躺在书本里，社会生活就只能在低水平上不断地重复，旧中国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就还将继续下去。

简要地说，共产党执政的依据是什么呢？那就是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使他们处于人性进化过程的最高处，从而有能力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他阶级和政党也很想当领导，但他们没有能力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他们的那种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的价值体系使他们一有权就想谋取私利，并以自己的身教来把人们引上歧途，让人们认为放纵欲望就是根本的人生幸福，用这种价值体系来引导社会生活，就会在社会生活中制造出许多问题，诸如生态恶化，两极分化，社会一片混乱，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动不动就要打仗，炸得一塌糊涂。选择了他们来当领导，人民就要遭殃。用《周易系辞下》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唯有共产党能够把人们的利益协调起来，把社会引向和平繁荣，把人生引向幸福安宁、自由全面发展的境界，这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依据。共产党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在社会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牵引力和方向盘的作用。正是基于人类进化的历史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有着天然的依据。有人主张以是否经过民主选举作为执政依据，这虽然也可作为依据，但只能排在第二位。如果二者出现了冲突，历史进步的需要就将以强制的历史必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

另外，共产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也就是为自己营造执政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健康向上的价值体系，在丛林法则日益盛行的社会中，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日渐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之相配套，才能正常运转；各级国家机关也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之相配套，才能正常运转。共产党要营造自己的执政基础，就要唤醒、引导、培育这种价值体系，在社会上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优势的大环境。所有的人都应当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他的根本利益，在追求这个利益的过程中，自然就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实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从而使之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伦理准则的时候，一个把内耗降到最低的完美政治体系才能从现有的社会基础上成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就最终稳定下来了。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使我们占据了理论与道德上的制高点，具有了自己的软实力，要建设和谐世界，也就是在全世界推广这种价值体系，把这种价值体系“修之于地球”。

当今世界的人类进化过程纷纭复杂，各国人民处在不同的价值体系高度上，他们还都以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是终极的位置，于是便沿着不同的发展轨道向前走去，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不同命运。而在这个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庄的时代，大家的命运已经连在了一起，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文化价值体系的广泛交流把文明的自组织过程提高到全世界的规模上。

当今世界要想走出困境，就需要有一个国家出来完成世界的统一。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这种统一不能依靠武力，只能是自愿地进行，主要是靠发展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就是文化软实力，而要发展出这种软实力，开创人类价值体系的新高度，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西方人也很想做这件事，但很无奈的是，他们患上了精神上的侏儒症，其价值体系的发育水平不高，不过是动物也会的丛林法则。在这种法则的引导下，西方国家距离和谐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它们所面临的困境表明，这种价值体系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现在看来，所有的人，不管其所处地理位置多么不同，也不管肤色有多大区别，其最根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就存在着那样一个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价值体系，这就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这种价值体系能够保证人类文明的和谐和地球生态环境的和谐，保证人类进化过程持续下去。

中华文明的崛起，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模式——和谐文明的崛起。我们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很早就追求着“闻道”的人生目标，这使中华民族具有了较高层次的价值体系，这就为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世界，还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人类的前进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高举这个旗帜，并运用它来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便可在全世界树立起一个表率，就可以使天下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这便是我们的“软实力”。人类社会终归要走向大同，那就只能以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

总之，党中央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是东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结合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开拓出来的新境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引了方向。马克思曾把共产主义称作是“历史之谜”的解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刷新了我们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太阳又一次在东方升起，它不仅是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面向人民大众的安身立命之学，它把个性的解放与社会的进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使两者都具备了实现的可能。尽管我们面临着内忧外患，面临着各种尖锐复杂的问题，但只要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关键，我们便可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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