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贾龙：民本文化的历史嬗变与当代阐释

摘要：民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开显出厚重的民本文化资源，管子率先提出的以人为本、以百姓为天思想，晏子力倡的以民为本观，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告诫，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便是民本文化的精彩华章。千年一贯的民本传统，历史地成为接引马克思主义的肥沃土壤。党的二十大报告塑往开来，对传统民本文化实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和升华：民本主张不再是权宜之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民本倡导不再是用来巩固统治的工具，人民至上，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民本策谋不再是手段，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由手段到目的的升华；衡量标准不再是统治阶级，人民满意成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厚重的民本文化传统，特别是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文化成为重要的文化版块。在历史长河中，民本文化虽几经嬗变，但“民本”初心不改。这一优秀的民本传统，深耕中华大地两千多年，历史地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并成为成功接引马克思主义的肥沃文化土壤。党的二十大报告塑往开来，在吸纳民本元素的同时，也对传统民本文化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和升华。研究民本文化的历史嬗变和当代阐释，使经过改造后的民本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应时代之问，无疑是常研常新的时代课题。

一、管晏道儒：民本文化的历史嬗变

中国的民本文化传统，肇始于中华文化源头《周易》,诸如“吉凶与民同患”(《周易·系辞上》)、“君子以容民畜众”(《周易·师》)、“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周易·履》)、“观民设教”(《周易·观》)、“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周易·益》)等箴言，无不闪烁着民本思想的光辉。《尚书·五子之歌》在对早期帝王人亡政息的叹息之余，警示世人：“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以管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努力，民本文化渐趋成熟。本文主要以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文化的演进为线索，对民本文化的历史嬗变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梳理和归纳。

(一)管子：首提以人为本、以百姓为天

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命题，率先将民本文化系统化并付诸治国理政实践。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以下只注篇名)沿着以人为本的思路，管子进一步提出了“以百姓为天”的命题。在回答齐桓公“王者何贵”之问时，管子一语中的：“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子释“天”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刘向《说苑》)

为了将“以人为本”“以百姓为天”“从民所欲”的民本思想落到实处，在管仲相齐的实践中，力主贯彻“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的方略，将富民作为第一要务。管子曰：“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得民心是实现国家富强、社稷安定的关键；欲得民心，当以心系百姓为要；心系百姓者，必先使百姓富足——这就是管子“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霸言》)的王道政治经济学要义。既然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万民共同的天下，那么，与天下人共享天下货财者，可得天下、安天下；独占天下货财者，虽成必败。管子告诫，独富之君，必有亡国之虞。管子在回答齐桓公如何理财之问时，阐述了藏富于民的理路：“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山至数》)从民本思想出发，管子提出了包括“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在内的“兴德六策”(《五辅》),以及包括“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在内的“九惠之教”(《入国》)。管子还多次巡视四方，督促“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的施行。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基于民本思想，管子提出了“从民所欲”“与俗同好”“顺民因俗”“取于民有度”“重用其民”的政治主张。譬如，管子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对此“从其四欲”的顺应民心之举，太史公予以高度评价道：“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

作为民本文化的集大成者，管子还将民本思想巧妙推广到“九合一匡”实践中。公元前680年，鄄地会盟时的二合诸侯，推动会盟诸侯国达成共识，一起订立“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幼官》)等关爱弱势群体的盟约；公元前679年，鄄地会盟时的三合诸侯，再次力促惠民条款的达成，订立体现民本思想的“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幼官》)等条款。在此基础上，管子倡议参与会盟的诸侯国：“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幼官》)这些举措，使民本思想在各诸侯国不胫而走，影响深远。

可见，管子既是民本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民本文化的践行者。自管子以降，民本文化之河形成汹涌奔流之势，润泽中华大地两千多年而不竭。

(二)晏子：力倡以民为本、以民为先

晏子继承并发展了管子的民本思想，在管子“以人为本”基础上，首提“以民为本”。一部《晏子春秋》,对主人公爱民、先民、重民、扶危济困、救民水火而不自彰的民本文化，可谓不吝笔墨。

史载：“叔向问晏子曰：‘世乱不遵道，上辟不用义；正行则民遗，曲行则道废。正行而遗民乎?与持民而遗道乎?’……晏子对曰：‘婴闻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晏子春秋·问下》,以下只注篇名)据此，晏子将“以民为本”“度义因民”视作成就政事的关键：“景公问晏子曰：‘谋必得，事必成，有术乎?’晏子对曰：‘有。’公曰：‘其术如何?’晏子曰：‘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谋于上不违天，谋于下不违民。以此谋者必得矣。……傲民举事，虽成不荣。故臣闻：义，谋之法也；民，事之本也。故反义而谋，倍民而动，未闻存者也。昔三代之兴也，谋必度于义，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谋反义，兴事伤民。故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问上》)晏子认为，“先民而后身”才能长保“威强之道”(《内篇问下》)。晏子从民本思想出发，反对繁礼害民的倾向，提出礼以御民、礼以为民、民高于礼的观点：“夫礼，先王之所以临天下也，以其为民，是故尚之。”(《外上》)为了走出“饰礼烦事，羡乐淫民，崇死以害生”(《外下》)的误区，本着御民为民的宗旨，晏子提出了“便事利民”的礼制改革思路：“制礼不羡于便事……制乐不羡于和民。”(《外下》)晏子治国理政，总是以民众利益作为谋划和行动的最高准则，因为没有比爱护民众更高明的想法，没有比使民众快乐更宽厚的行动——“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问下》)。

晏子“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度义因民”“与民同乐”的民本倡导，是以富民为基础的。面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为了夯实民本的基础，晏子明确提出“权有无，均贫富”的施政纲领。他对景公建言：“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其处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内篇问上》)在晏子看来，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方可做到“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内篇问上》)。

晏子心系百姓，扶危救困，其民本思想贯穿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辅政实践中。“路有冻死骨”,而目睹此情此景的齐景公却不闻不问，晏子劝谏道：“今君游于寒途，据四十里之氓，殚财不足以奉敛，尽力不能周役，民氓饥寒冻馁，死胔相望，而君不问，失君道矣。”(《内篇谏上》)晏子屡谏喜奢侈、好酒色的景公要“与民同乐”:“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内篇杂上》)要想赢得百姓拥戴，当以百姓之乐为乐而非独乐乐。对忠君为民、上报君王下恤百姓的晏子，太史公难掩仰慕之情，赞誉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

(三)老子：告诫以百姓心为心、以民众为基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赋予民本文化丰富的哲学意蕴。

以贱为本，以下为基。老子曰：“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道德经·第39章》,以下只注篇名)本固则国兴，民安则上安。如果无视民众，则高而无民，贵而无位；在上无辅，在下无助。在上位的统治者，对作为根基的民众，当怀敬畏之心，“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否则，“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第72章》)。

以民心为心，以民利为利。老子认为，统治者力戒私心太重，必须利万民之所利，想万民之所想。老子谆谆教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多藏必厚亡，统治者只有“去甚，去奢，去泰”(《第29章》),与天下人浑然一体不二，“为天下浑其心”(《第49章》),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损有利无，损盈补缺。老子深谙《易》之损益之道，并以损益之道解读民本文化。损者，亏损、减少也；益者，增多、充盈也。《易》之“损”卦显损下益上之象，以瘦补肥，增益少数人，结果必然是既损下又损上，损民终无益于君。《象》曰：“山下有泽，损。”(《周易·损》)指代山根被大泽浸蚀，隐喻国基动摇，征凶。风雷“益”卦，卦象寓意深刻，风雷互动，共生共赢。“益”卦呈损上益下之象，居上位者减损自己的利益以增益民众，损己利民，结果必然上下皆获益。老子的损益哲学充满辩证思维：“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42章》)居于上位的统治者当仿效天道，“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以奉天下”(《第77章》)。损己益民，恩加百姓，厚施下民，才算得上“有道者”。

为人愈有，与人愈多。针对“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得之若惊，失之若惊”(《第13章》)的现实，在《道德经》的最后一章，老子以空灵之笔写出旷世箴言：“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他警告“侯王”,不要与民争利，而应“善利万物而不争”(《第8章》)。“爱民治国”的统治者，当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第2章》)。

后身身先，外身身存。老子以能够“天长地久”的天地作比，喻示居上位者“身先”“身存”的要旨是“后其身”“外其身”。他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第7章》)先民后身，重民轻身，是基业长青的关键。

短短五千言《道德经》,有三十八次讲到“民”“百姓”。老子，实乃入世之高人，民本哲学之先导。

(四)孟子：主张民贵君轻

在孟子主张的“王道”政治视野中，唯有施行基于民本的仁政，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民贵君轻，政出于民。孟子主张将民众置于优先地位：民众第一，国家其次，君随其后。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以下只注篇名)既然“民为贵”,政出于民，那么，在举贤用人、决狱刑罚、政事决策中必须尊重民意：“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在主张“民贵君轻”的孟子看来，关心居于第一位的民众是最为紧要的任务，“民事不可缓也”(《滕文公上》)。

民心为天，得民在心。孟子十分重视民心向背，专门引用《尚书·太誓》语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上》)天意以民意为基准，代表民意，那么，民意也就是天意。表面看来，君王受上天制约，实际上受民意制约。孟子由此得出得天下之要在得民、得民之要在得民心的结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既然民意就是天意在人世间的表现，孟子认为，如果君主无道，罔顾代表天意的民意，民众就有权推翻无道昏君。

或忧或乐，与民同之。孟子劝诫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与民同忧同乐。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史载，“齐人伐燕，胜之”。当回答齐宣王是否该吞并燕国之问时，孟子答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梁惠王下》)

安民利民，制民之产。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上》)民有恒产，进有恒心，才可安居乐业。孟子针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不平现象，愤愤然指责达官贵人不过是一群“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的食人兽。为改变这种现象，孟子给出的利民方案包括：“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上》)

中华民本文化博大精深，为民众“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的墨家，提出“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谋攻》)的兵家，等等，都有基于本学派视野的丰富民本思想，此不一一赘述，仅以上述四家代表性的民本思想为线索，勾勒出民本文化的历史嬗变。

二、民本传统：接引马克思主义的肥沃土壤

博大精深的民本文化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版块。肇始自《周易》、集大成于管子的民本文化，几经历史嬗变，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之一，深耕中华大地两千多年，历史地成为中华文化的特定基因。作为文化积淀，民本思想历经王朝更替而不衰，大道一贯。经民本传统深耕的中华大地，客观上成为接引马克思主义的肥沃土壤；关于贵民、重民、恤民的教化也历史地成为“人民至上”思想的文化缘起。民本文化尽管与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民主和人民史观有很大差距，然而，就大方向而言，民本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二者能够实现基于人民利益的会通。

(一)民本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绝大多数人”

从上述民本文化的历史嬗变可以看出，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以民为天”“以民为本”“以民为先”“以百姓心为心”“民贵君轻”“忧乐与民同之”等为要旨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本”已历史地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中华民本文化中的先民、重民、富民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具有天然的契合。

为了绝大多数人。以民本文化维度视之，“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国因民而立，因为民而兴，因背民而废，民心向背关乎国家存亡，关乎政权合法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虽然诸子百家是为了王朝统治者的江山永固而倡行民本，主张民本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民众本身，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标准相去甚远，然而，作为手段的民本依然能够起到约束统治者言行的作用，客观上也有利于改善民众的生活境遇。正因如此，经民本文化深耕的中华大地，能够顺理成章地接引真正“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当百年前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时，经民本文化熏染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反而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其中隐含着马克思主义这颗“金种子”能够很快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长成参天大树的深层历史文化逻辑。

依靠绝大多数人。民本文化认为，天下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不在王侯将相之好恶。既然民众为国之根本，故培根固本，需要依靠民众力量。正如水可载舟，亦能覆舟，乘风破浪的巨轮，需要依靠水的浮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性力量，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只有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永远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否则将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披荆斩棘，解决一个个难题，取得一个个胜利，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2]而这已经觉醒的“几万万农民”,正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依靠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更是在《论持久战》中发现了战争新形态——人民战争的威力，信心满怀地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3]陈毅元帅曾感慨地表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回顾既往，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并坚定地依靠群众，达到了第一个百年的既定目标；展望未来，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一定会如期实现。与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民本文化在时代和实践熔炉中进行淬炼的结果。

(二)利民富民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观

从管子“必先富民”“赀藏于民”、晏子“度义因民”的治国理论与实践，到老子“为天下浑其心”的哲学解读，再到孟子“制民之产”“民可使富”的倡导，循史而察，不难发现，利民、富民、惠民、养民构成民本文化的重要内容。虽然统治者践行“政在养民”理念的结果仅仅在于有限度地改善民生，巩固统治秩序，尚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共同富裕思想，但其中蕴含的民本文化元素，却历史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渊源。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本文化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也是注入马克思主义灵魂的民本文化时代化的结果、与时偕行的必然。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氤氲于中华民本文化的沃土。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家们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梦想进行了不懈探索，然而，由于历史局限、生产力水平低下、制度之弊、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之梏以及阶级关系的对立，共同富裕一直像远方的地平线一样，遥不可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使共同富裕拥有了赖以实现的制度基础和根本遵循，从而使共同富裕理论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发现，揭开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的所有秘密，开显出共同富裕的道义基础和法理基础，从而使共同富裕成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历史性选择。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制度”的构想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4],“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5]。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的同时，也借鉴了中华传统民本文化中的利民富民思想，逐渐使共同富裕由模糊向往变成可观可感的明晰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民本文化的千年旋律，终于协奏出幸福民生的时代最强音。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富裕，绝非独富，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归宿。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6]

(三)爱民、轻民的历史兴亡律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民众如水，正如水可载舟行，亦能覆舟沉，民心向背完全可以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家认识到，爱民则兴，暴民则亡。管子在“王者贵天”的答案中，有“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刘向《说苑》)的警世之言；洞察兴衰存亡之道的晏子，从“谋必度于义，事必因于民”的“三代之兴”中，从“建谋反义，兴事伤民”的衰亡颓势中，得出“反义而谋，倍民而动，未闻存者也”的历史结论。贾谊在《过秦论》中回答“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之问时，给出的答案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无独有偶，杜牧在《阿房宫赋》的最后，如此归结六国及一扫六合后的秦朝灭亡的教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先哲已经认识到，蕴藏在民众中的无穷力量，是决定王朝兴亡的重要力量。这样的认识高度，无疑有助于统治者作出改善民生的举措。

虽然古代民本思想家和统治阶级是为了规避舟覆政亡的结局而重视作为民众的“水”,还没有将民众视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但却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力量的唯物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传统民本文化的历史逻辑，虽然没有导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结论，却也蕴含着人民史观的核心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本文化为接引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准备了丰厚沃土，是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必要环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既是认识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的价值主体。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被视为党的生命线的群众路线，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中国化过程中吸纳了民本文化后的结晶，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和中华民本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群众观——群众路线，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氤氲于中华民本文化的土壤。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成功的密码之一，就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如今，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过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8]。

三、塑往开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民本文化的升华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本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华文化的走向，却始终没有内生出真正的民本制度。即使是践行民本的仁政，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开明帝王的恩赐，而非制度建构。民本思想家总是假借天意天威和道德说教劝诫统治者向施行仁政的仁君看齐，然而，天意天威遥不可及，道德说教软弱无力，所以，这种隔空喊话常常沦落为清谈。“穷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所产生的饥饿、疾病和死亡都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谋杀”[9],因此，没有经济政治制度保证的民本文化，终究不过是一种没有根基的“文化”。关涉民本的若干倡导，常常异化为口惠而实不至的口号。唯有“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0]的共产党人，在谋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过程中，才突破了民本文化的旧制度藩篱，夯实了民本文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基础，从而使民本文化实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民本文化进行了重塑，形成了植根于时代和实践、实现了脱胎换骨、升级换代后的“新民本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至上文化。

(一)宗旨的开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维护帝王的“家天下”专制统治秩序，是民本文化的最高宗旨。民本学说虽然使套在百姓身上的锁链稍稍松弛了一环，或多或少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境遇，在客观上对百姓有利，但这一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绝不是民众利益，而是为了巩固帝王的万世基业。因此，归根结底，民本文化不过是君主统御民众的工具。在帝王的“家天下”和民众利益之间，前者被置于无条件的优先地位。如果民众因生活所迫走上反抗道路，挑战民本思想家服务的王朝统治，为了维护既有统治秩序，曾经的民本文化倡导者在镇压民众时也会毫不手软。民本思想家担心和惧怕的，是覆舟之危，而往往不是水质本身——民众的生计。可见，不解决“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传统民本文化难免沦落为无厘头的高谈阔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任何政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升到唯一宗旨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阶级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让‘为人民服务’沉甸甸的五个字变成重如泰山的承诺”[11],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从而成功解决了困扰传统民本文化的根本问题——为了谁的问题。党除了人民的利益绝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2]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突破了传统民本文化的局限，开辟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共同富裕制度新天地，进而实现了民本文化的时代转换和升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建构，还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纲领。为了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化为行动范式，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完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规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为了充分保障和提升全体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的获得感、参与感和成就感，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建设、法治完善、机制创新为先导，积极履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写照，也是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行动指南。为了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神圣使命，一代代共产党人正是以“踏雪留痕，抓铁有印”的韧劲，从解决温饱、全面脱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通往共同富裕，接续努力，交上了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出彩答卷，兑现了并将继续兑现为人民谋幸福的庄严承诺。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中，人民成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服务的对象，而不再是民本文化中服务于统治秩序的对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14],而不再是民本文化背景下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为了缓和这一矛盾而倡导民本。

(二)角色的转换：人民至上

从本质上看，传统民本文化是从属于、服务于专制主义的封建文化。在民本思想家看来，民众是也仅仅是被施惠、被怜悯的对象，是一群可以用仁政收买的对象。他们的内心是矛盾的：鄙视民众而又不得不重视这个群体。譬如，口头上“民贵君轻”的孟子，膜拜等级制度，将人分为“或劳心，或劳力”的三六九等，信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滕文公上》),并将森严的等级秩序神化为“天下之通义”。在对待底层民众与上流社会的态度上，可谓泾渭分明。他一方面言之凿凿地提出“民贵君轻”,另一方面又指责主张“兼爱”的墨家是“无父无君”的“禽兽”。他更不无讽刺地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梁惠王上》)意思是说，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精英，不圉于物质利益，才能做到虽无恒产却有恒心；一般底层民众，有恒产才有恒心，若无恒产必无恒心，不守本分。对民众施与小恩小惠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感恩戴德，恪守本分。在民本思想家的字典里，满是对侯王、圣王、天下主“为民作主”的劝教，从未见人民“当家作主”的只言片语。民本文化的立论基础是君本位，民众仅仅也只能处在被君主恩赐、抚慰的“子民”地位。

如果说传统民本文化的立论基础是王朝统治至上，“治人”的“劳心者”至上，资本主义文化的立论基础是私人利润至上，雇佣人的“资本者”至上，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的立论基础必然也必定是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成功经验，也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根本遵循。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5]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内，人民居于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譬如实现全面脱贫、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人民至上观的体现。党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决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谁是公仆，谁是主人”等束缚民本文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文化的突破和超越。从统御对象到发展主体，人民的角色实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换：人民至上，人民第一，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不再是民本文化视野内的名本实末；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翁，而不再是民本文化视野内足以覆舟的“群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6],而不再是被动受施的居于“治于人”地位的“劳力者”;作为主人的人民，在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属于自己的事业而奋斗，而不再是封建君主等剥削阶级的附属品。可以说，人民至上是传统民本文化浴火重生后的当代形态，是在扬弃传统民本文化基础上达到的新境界。

(三)目的的升华：以人民为中心

对民本思想家和统治者来说，看重的是民本文化在维护王朝统治中所发挥的“牧民”“御民”“治民”等工具性作用。譬如，在老子看来，要求侯王“善下之”的目的是“为百谷王”,“言下之”的目的是“欲上民”,“身后之”的目的是“欲先民”。“舍得”哲学在政治社会领域的目的化、功利化和庸俗化，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不是空中楼阁，必须建立在厚实的包括民本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7]如果在借鉴传统民本文化的同时，不突破和改造传统民本文化服务于王朝统治的狭隘目的，就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为此，必须用共产党人的“公天下”思维取代传统民本文化的“家天下”(资本主义社会是“资天下”)思维。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便提出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夙夜在公”。由此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舍得”哲学是以自身之“舍”换取人民群众之“得”,由以巩固王朝统治为中心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由“牧民”到“为民”,一字之差，彰显的是目的的升华。在传统民本文化的“牧民”话语中，目的是“视民众为工具”,而在人民公仆“为民”的话语中，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18]以唯物史观维度视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因此，为了人民而发展，依靠人民而发展，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便是发展的全部意义，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指归。

(四)标准的重塑：人民满意度

如果说检验民本文化效果的主要标准是王朝稳定、政通人和，那么，检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施行标准则是人民满意度。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而唯有人民才是阅卷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是最高的标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9]因此，人民满意度标准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和实践双重维度，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度认知。为了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崇高使命和庄严承诺，必须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工作成败的最基本指标，为人民谋求可观、可感、可量化的生活福祉与发展利益。

曾几何时，管子将民本文化归结为“民心”二字：“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在悠悠历史长河中，民本文化几经历史嬗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民心。客观地说，传统民本文化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注重民心的民本文化无疑是进步开明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汲取了民本文化的合理内核而形成了群众路线，实现了传统民本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而根植于传统民本文化的群众路线，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大报告中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时，连用了三个包含“人民”这一关键词的表述，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我们有理由相信，秉承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21]。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页。

[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0页。

[9]朱莹:《恩格斯早期反贫困思想及时代启示——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分析》,《海派经济学》2022年第2期。

[1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

[11]刘长明:《革命与执政的关系辨析——以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为中心的考察》,《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2期。

[12]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济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18]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求是》2022年第20期。

[1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24页。

[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1页。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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