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两次论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后，再一次阐释“两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两个结合”的思想以其宽广的理论视野、深邃的历史思考和生动的社会实践，极大地深化了对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途径和原因的理解，极大地深化了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的认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论述，学界已有持续多年的研究成果。本文在这里集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个相关问题。这其中尤以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最为关键，因为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处理好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绕过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更好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不仅关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而且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衰隆替。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能够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能够结合，是我们遇到的头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是“头一个问题”呢？原因是在理论界实际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文化观念，是不可能彼此“结合”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完全相通、相融、相一致的，二者的“结合”没有任何困难与障碍。这两种看法表面上相抵牾，实际上提出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结合与“如何”结合的问题。

“结合”一词的本意，是指人或事物之间密切联系。“结合”不是“混合”、不是“掺和”、不是“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结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结合”，是在同一个语义、同一个层次上使用的。这里的“结合”，不应夹杂任何“密切联系”以外的成分。

众所周知，“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一切运动都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宇宙中的每一个吸引运动，都必定由一个相等的排斥运动来补充，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的任务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双方的关系。而事物“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从研究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入手。这是由事物运动的规律所决定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从辩证法来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它认为每个事物都是和其他每个事物联系着的。“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事物之间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向他者的过渡。我们不能局限在表面现象，因为“普通的表象抓到的是差别和矛盾，但不是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而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这就从学理上说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采取简单的“拒绝”或简单的“合并”态度，都是欠妥当的。

既然对立面的事物要通过相互转化才能够同一，那么，促进相联系事物的转化就是重要的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生联系，马克思1845年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启示。他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也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每个民族所做的贡献，都具有世界的意义；每个民族的经历（包括文化经历），都蕴含在人类发展的逻辑之内。这种犀利的眼光与认识，无疑使我们能清楚地判断出中华民族及其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所具有的真正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学说考察的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倘若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那就为揭示这两种文化的“转化”、揭示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这“最重要的东西”创造了可能和条件。

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的联系中。正是这种认识，推动着科学从个别到整体、从浅层到深层的发展。当然，对这种系统联系做出恰当、完整、科学的陈述，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这里隐含一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这个系统，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又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不过，虽说这是个矛盾，但它的价值却在于它“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也就是说，它的矛盾性不是一种阻碍，而是“智力进步”的一种动力。这个矛盾在人类的无限的发展中，会一天天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也就一天天不断地取得进步。这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之间是存在结合的可能性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但这个矛盾运动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动能和杠杆。这种矛盾学说堵塞了教条主义，堵塞了虚无主义，为文化、理论、科学开辟未来发展之路提供了辩证思维。

不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目的都是为了探寻真理、指导实践，都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但这个相互“结合”的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不会也不可能是在一次性的实践中得以完成的。所以要紧的是，我们要学会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掘出对当下和今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用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是前途无限的。在批判、吸收、转化传统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恩格斯曾说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这里使用的是“拯救”一词，是“运用”一词，讲的是唯心主义的“自觉的辩证法”被他们改造成彻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的批判继承，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同样有理由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把本民族精粹哲学思想和杰出观念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出来并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途径

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结合”的问题后，接下来要讨论这种“结合”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法与途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随随便便、怎么都行的事。这种“结合”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我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方法与途径前，首先要厘清二者“结合”的条件。因为只有满足这些条件，二者的“结合”才是积极的、有效的；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二者的“结合”注定是消极的、无益的。

那么，这个“结合”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简略地说就两点，一是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这是“结合”的逻辑前提。如果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的，那么“结合”就没有意义了。二是要遵循和运用“两种民族文化”学说。所谓“两种民族文化”学说，是指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说的：“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列宁还举例说，譬如俄国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也有一种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说，每个民族文化中都有“精华”和“糟粕”两种成分。我们只有坚持“两种民族文化”理论，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分清传统文化中的“优”和“劣”，才能发现文化遗产中那些“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才能自觉地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而不至于陷入同落后、腐朽东西相融合的泥淖。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摈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原则是满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条件的关节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如何对待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马克思是批判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手，是他把黑格尔颠倒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并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在文化继承理论上，马克思有个观点，即认为“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他举例说，“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另一方面这些法国剧作家却“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在马克思看来，继承的过程是一定会发生的，而这个过程也一定会发生原意改变（“曲解”）的。所谓“被曲解了的形式”，实际上是适应现实需要所产生的形式，它的普遍意义则由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适用性所决定。这种辩证认识无疑给了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具体化”，就应使它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不难发现，他这里所说的“我国的具体特点”，当然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所说的“一定的民族形式”，当然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当然包括它必须体现出“中国的特性”，或者说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一贯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我们只有“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些论述是从深刻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文化自信的反映，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更多的拓展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表现出他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他始终主张，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对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一概否定，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他特别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提法，无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升至新境界，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找到新路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方法的意义，在于其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是这样解释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无论“转化”还是“发展”，从辩证法上讲都是一种新的“阐释”。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阐释不是停留在古代文本的表面意义上，或停留在作者的原意上，而是建构性地把古代文化中原有语句或命题解释为另一种积极意义，扩大了原语句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以适合当代的需要”。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对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要本着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如此看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恰是打开对传统文化实现批判、继承、发展统一之门的金钥匙，是对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途径给出的新答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功能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是一件具有战略眼光的事情。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不仅有助于抵制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非当作行动指南的思想，而且也有助于为形成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指明方向、增添力量。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摈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和概括。面对这个判断和概括，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能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什么会创造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什么我们能为世界提供社会制度探索的“中国方案”？这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我们党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无疑是其中一条带有根本性质的原因。因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更好的融合，是摆脱西方路径依赖、走好自己发展道路的最佳选择。

无疑，文化是有民族性的。创建一种新的文明和文化形态，是不可能脱离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的，不可能不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灵感和思路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说：“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振聋发聩的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功能，还在于“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习近平总书记主张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就为我们加强和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能的认识增添了信心。《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的一个根本点，并对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我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是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作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的一项伟业。

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凝结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几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有着很强的人民性和生命力，有着很强的历史穿透力和文化感染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锻造出了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集中来讲就是伟大的奋斗精神、伟大的团结精神、伟大的梦想精神、伟大的创造精神。这些精神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维系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伟力，成为抵御外敌、捍卫统一、反对分裂、维护民族尊严的精神柱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随着人们追求的改变而改变。在继往开来的征程中，它一直汲取着新的智慧和营养，一直孕育着新的风貌和风范，一直更新着自己的表现形式。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息、历久弥新、始终挺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秘密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近代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应当借鉴参照，但却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因之，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同时又要突破其局限性，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同当代丰赡的社会生活融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提炼出来，进行革命性改造，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要义和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活动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个提炼和概括具有重大意义。面对这个概括，我们同样会发现，它若要为当今现实服务，还是需要在唯物史观指引下进行符合时代需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另一方面也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改造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形成崭新的中华新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之路，或者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路。在我们这里，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当年清醒地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里的关键词是“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不仅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后面一点，套用毛泽东的说法，便可说成是“要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这一发展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行之路的历史担当，体现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时代眼光。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容与范围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系统“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一原则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加”或“相减”的过程，而是一个前者对后者“改造”（包括吸收、转化、批判、扬弃、创新、发展、提升）的过程。前者是“改造”后者的武器和工具，后者是前者“改造”的对象和内容。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在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改造”具体实际、“改造”优秀传统文化而逐渐形成的理论形态。道理很简单，因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新文化的专家杜撰的，它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的。所以，当我们研究和探讨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这种对全部文化要“确切地了解”并“加以改造”的思想，对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完全适用的。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如果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汪洋大海，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汪洋大海，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理念和道德因素，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不褪色的精神价值。我们务必“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譬如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真理精神；“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拼搏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精神等。这些理念和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生命再造，实行创新转化，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原创性。研究阐释它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可以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营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社会氛围，“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容与方向。

在新时代，我们具体需要从哪些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呢？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注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掘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一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有某种暗合之处，是我们观察世界的法宝；二是注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思想和情感，这方面的文献资源很多、很动人；三是注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体现“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和合”智慧焕发新的光芒；四是注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根基，彰显这条道路的独特性、深厚性和前沿性。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表现出的诸多特征，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丰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浑厚的历史温度、炽热的现实热度和鲜明的未来刻度。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把它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事情。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与文化兴盛为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充满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充满信心，才能有坚持坚守的定力、奋起奋发的勇气、创新创造的活力。一个抛弃或背叛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注定是要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的。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就能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只有深刻地把握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其的敬畏之心，我们才能使构筑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更加强壮。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我们只有深入研究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才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远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中国具体实际”本是包括“中国文化实际”在内的。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单独列出，把“一个结合”变成“两个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文化理论的新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的新突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就极为透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从宏观上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强大的重要表现。深刻领悟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意义，可以大大提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功之道的认识。多年的实践表明，我们党已经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获新生的必然反映。不论哪个国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都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时，也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而最合身、最得体的“本民族的服装”，就是凝结和集中体现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钱学森曾说过：“社会主义中国要吸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以创建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中国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已是有识之士的共识。

历史的马车在拖着众多国家一路向西、跨越大西洋之后，如今正向着东方快速驶来。这一历史大势为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提供了条件，也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放光芒提供了机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成为中国人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和世界发展看法的有别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人已经看清中华优秀文化与西方所谓“现代性”之间的差别，已经在文化自信中不再忧虑中华文化是否攀上了西方文明的快车。中国人现时最需要考虑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当下价值，考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的属性和特质，考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世界潮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那么，怎样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呢？习近平总书记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一、因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科学理论”；二、因为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态度和方法也是科学的，即与时俱进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强调它同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的结合性。换句话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它不断推进其中国化和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这就揭示了“两个结合”与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之间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推进民族复兴的文化要求，也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青春活力的使命召唤。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针，极大地突出了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极大地彰显了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能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时过境迁的存在，它依然生动地活着，依然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事实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跳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窠臼，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色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根植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中实现跨越式发展。显而易见，倘若没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那就没有什么中国特色；倘若不是存在中国特色，那就没有今天如此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们应当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好地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万不可丢掉传统、割断血脉，万不可走上历史虚无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的歧途。

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分不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去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复兴的根本途径。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这种挖掘和阐发“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如果不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那么它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结合不起来的，结合了也是没有意义的。举例而言，有学者指出，在我们已高度融入世界体系和现代格局的今天，伴随着乡土中国逐渐转变为城镇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载体渐次消失，更大的忧虑或许在于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中国人”，所以我们才要敬仰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意见表明，现实环境、时代语境是呼唤并要求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跟当代文化和当代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也是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关联和实践依据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进步。这一经验是我们党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这种发展是由社会内部的各种文化力量和趋势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的。表面上看，这种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这种发展观使我们看清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还在于这种结合正确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依托实践守正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史；就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升华实践经验，消化和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构建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只有把“两个结合”做好，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作者简介：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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